开展医疗共同体(以下简称医共体)医疗设备优化选点配置，对科学配置设备资源、提升医共体服务能力具有重要作用。作者以县域医共体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仪(以下简称彩超)选点配置运营成本最小、居民就诊花费时间最短为目标，根据价值工程法建立医共体配置总价值目标函数，考虑距离、时间、人员资质等相关约束条件，构建县域医共体便携式彩超设备选点配置最优规划数学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既定约束条件，5 000次迭代测算终结后，模型在实证医共体9个选配点中输出5个相对优化的配置点，且当每个配置点的配置数量为1台时，医共体内配置总价值达到最大。研究为我国县域医共体设备资源配置提供了新思路和可行方法。

目的:通过构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蛋白结合尿毒症毒素（protein-bound uremic toxins，PBUTs）的透析清除动力学模型，评估向透析液中添加不同吸附能力的吸附剂对PBUTs清除率的影响，并且运用此模型预测吸附剂的吸附效能。方法:该研究将血浆流速（ Qp）、透析液流速（ Qd）、PBUTs血浆游离分数（ f1）、PBUTs透析液游离分数（ f2）、透析器传质系数（ K）和透析膜表面积（ A）的参数综合，通过透析过程的质量平衡方程和菲克第一定律（Fick's first law）构建透析器中的PBUTs吸附清除的动力学数学模型，并运用此模型评估不同PBUTs清除率与透析器参数和吸附剂吸附能力的变化关系。 结果:该研究的PBUTs吸附清除的动力学数学模型：PBUTs清除率（CL）= Qp1-f1-f2γφf1-f2γ,γ=QpQd,φ=eKAf1Qp-f2Qd。应用该模型对硫酸吲哚酚（indoxyl sulfate，IS）和对甲酚硫酸盐（p-cresol sulfate，pCS）透析过程的透析参数分析发现，PBUTs清除率随其在血浆中与白蛋白结合能力降低、透析器中血浆流速升高、透析液流速升高、透析器传质能力增强、透析膜表面积增大及透析液中吸附剂的吸附能力增强而升高，并且升高趋势在应用吸附剂后尤为明显；进一步分析透析液流速和透析液中吸附剂吸附能力发现，透析液流速升高可以弥补透析液中吸附剂吸附能力的差异，在透析液流速趋于无限情况下，透析液中吸附剂的吸附能力对PBUTs清除率没有影响。 结论:在透析过程中向透析液中添加PBUTs吸附剂能够明显提高PBUTs的透析清除率，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基于计算流体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方法，构建残余假腔风险预测模型，计算流体力学参数，评估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首次手术后的恢复效果，实现远期再干预的预警和转归预测。方法:纳入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0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血管中心就诊的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获取首次手术后早期复查CTA影像资料，利用计算流体力学原理进行降主动脉血管的流体力学参数计算，对比预后不同的两组间各参数的差异，探索假腔进展、再干预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24例患者，年龄(47.88±9.84)岁(30～64岁)，男21例(87.5%，21/24)。根据远期预后和有无接受远端血管干预，以降主动脉直径进行匹配，分为对照组和胸腹组，各12例。血流动力学分析显示，胸腹组假腔血流量显著增多，以湍流、涡流为主，降主动脉近段可见多个真假腔交通。胸腹组降主动脉真假腔压力平衡点距离左锁骨下动脉开口处更近[(22.00±3.91)cm对(36.00±1.77)cm， P<0.001]，且假腔压力大于真腔压力。 结论:计算流体力学方法可以基于CTA利用数学模型简化并可视化复杂的人体血流和术后结构，真假腔压力平衡点近移和假腔压力大是反映真假腔交通、假腔重塑差、面临二次手术干预的危险因素。

目的:利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 18F-FDG PET/CT的数学模型用以诊断孤立性肺空洞的良恶性。 方法:分析2020年12月至2023年2月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PET/CT中心行 18F-FDG PET/CT检查的孤立性肺空洞病例共92例，其中男61例，女31例，对病例的一般资料及图像特征进行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二元 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与孤立性肺空洞良恶性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数学模型，并通过比较受试者工作曲线下面积(AUC)比较该模型、CT、PET及PET/CT对孤立性肺空洞的诊断效能。 结果:92例患者中良性32例(34.78%)、恶性60例(65.22%)，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以下因素在良恶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病灶SUV max值、病灶SUV max/肝脏SUV mean、病灶SUV max/脾脏SUV mean、病灶最大径、空洞壁不均匀、空洞壁分叶、胸膜牵拉、空洞内壁结节及偏心性空洞。通过 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数学模型为：y＝exp(x)/[1＋exp(x)]，x＝－2.022＋0.419×(病灶SUV max/脾脏SUV mean)－(0.462×病灶最大径)＋2.023×空洞壁分叶＋1.341×偏心性空洞；选取y＝0.51为截断值，灵敏性、特异性、准确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分别为91.70%、75.00%、83.35%、78.58%及90.04%；该模型的AUC为0.875[90%可信区间( CI)：0.795～0.995]，显著大于CT的AUC( Z＝2.424， P<0.05)及病灶SUV max/脾脏SUV mean的AUC( Z＝3.276， P<0.05)，与 18F-FDG PET/CT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Z＝－0.249， P>0.05)。 结论:利用 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的PET/CT数学模型对孤立性肺空洞良恶性鉴别具有较好诊断效能及较高临床价值。

目的:使用Geant4-DNA工具包计算质子致线虫生殖细胞的DNA损伤产额及相对生物效能(RBE)值，探究质子辐照线虫的生物效应。方法:使用Geant4-DNA工具包中希尔伯特曲线构建直径为20 μm的线虫生殖细胞DNA模型；模拟100、50、20、5和2 MeV的质子辐射造成的DNA损伤，获得不同的物理构造函数、能量阈值(ET)模型和自由基清除距离与DNA双链断裂产额(YDSBs)的关系，并与生物学实验数据(20 MeV质子)进行对比验证。计算不同能量质子诱导DNA损伤的具体类型以及基于RBE DSB数学模型的质子RBE DSB值。 结果:在不同的物理构造函数、ET模型以及自由基清除距离3个参数下，质子诱导的DNA损伤分析结果表明，当选取构造函数2时，质子诱导的YDSBs最低，构造函数4和构造函数6诱导的YDSBs相差不大；随着单能ET的增加，质子诱导的YDSBs在逐渐降低；当自由基清除距离越长时，质子诱导的YDSBs越高。与生物实验数据对比结果表明，选取构造函数4、21.25 eV的单能ET模型以及9 nm的自由基清除距离时，其模拟结果与相关实验数据最接近，两者相差约8.3%。质子的RBE DSB计算结果表明，其值在1.02～1.85范围内变化，质子能量越低，RBE DSB越高。 结论:基于Geant4-DNA模拟质子诱导线虫的YDSBs与相关分子生物学检测结果吻合较好，为理解和预测质子辐射诱导的生物效应提供了重要手段。

目的:量化预测在不同场景下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发展规模和医疗卫生资源需求，模拟评估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非药物干预措施（NPIs）、居家隔离意愿和入境情况等因素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发展规模的影响。方法:基于新冠病毒的自然史、上海市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和NPIs情况构建具有年龄结构的SEIR传染病动力学模型（SEIR模型），以2022年12月1日作为模型模拟起点的当日实际情况，对疫情发展规模和床位需求情况进行模拟估计。结果:上海市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实际情况下，100 d的模拟期内累计有住院需求的感染人数为18.02万。相比于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实际情况，当人群加强针接种率达到理想情况时，累计有住院需求的感染人数下降73.20%，与不实施NPIs相比，仅关闭学校、关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措施对普通床位需求数的峰值分别降低24.04%、37.73%，感染者居家隔离意愿的提高可降低每日新增感染人数并推迟峰值出现时间，入境人数的变化对于疫情发展规模的影响较小。结论:上海市在新冠病毒感染的流行特征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实际情况下，可通过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率、尽早实施NPIs以降低新冠病毒感染人数、普通床位和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床位需求数，从而缓解卫生资源需求。

随着国际交流的逐步复苏，人口跨境往来更加便利，对输入性疟疾进行风险评估对于巩固消除疟疾成果具有重要公共卫生意义。我国目前对输入性疟疾风险评估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风险指标体系构建法、风险指数法、数学模型法、易感性-接受性-输入性法等。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在输入性疟疾风险评估研究领域常见的评估方法进行综述，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乳头状甲状腺微小癌(PTMC)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的临床风险因素，并建立临床预测模型。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9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住院并接受侧颈改良式淋巴结清扫的541例甲状腺乳头状癌(PTC)的临床病理资料，根据是否出现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分为跳跃性转移组及非跳跃性转移组，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PTMC出现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的临床危险因素，并建立数学模型、评价其预测价值。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检验；计数资料组间差异采用 χ2检验。 结果:541例PTC中PTMC占30.68%(166例)，166例PTMC中共计174侧颈侧区淋巴结纳入研究，出现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的概率为24.71%(43/174)。统计分析显示PTMC患者的初诊年龄>40岁、单侧病灶以及患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数<6枚与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相关(Wals值分别为5.150、3.940、6.726， P值均<0.05)，构建的数学模型(Y＝-2.915＋0.896×初诊年龄＋0.854×单双侧＋1.040×患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数)对预测PTMC出现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为86.05%，特异性为46.56%( Z值＝4.970， P<0.05)。 结论:以年龄>40岁、单侧病灶、患侧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数目<6枚构建的数学模型对预测PTMC出现跳跃性侧颈淋巴结转移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CEUS)结合数学模型在肝内胆管癌(intrahepatic cholangiocarcinoma，ICC)与肝脓肿形成前期(prophase of bacterial hepatic abscess，PBHA)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4月河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51例ICC患者(ICC组)和46例PBHA患者(PBHA组)的CEUS资料。全部ICC患者和41例PBHA患者经手术或穿刺病理证实，5例PBHA患者经临床或随访证实。整理分析病灶的超声图像特征信息，利用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法(partial least squares-discriminant analysis，PLS-DA)建立ICC和PBHA数学模型，应用蒙特卡罗模拟验证其准确性，基于PLS-DA建模方法通过变量投影重要度(variable importance in the projection，VIP)从全部变量中获得对鉴别二者有较强影响的变量。结果:ICC组与PBHA组在病变部位、合并症、超声造影动脉期强化区内部特点及廓清特点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LS-DA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平均值分别为92.30%和91.17%，预测集中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平均值分别为100%和94.11%。VIP值>1的变量包括X2(合并症)，X4、X5、X7、X8、X9(CEUS强化特点)以及X10、X11(廓清特点)，8个变量可以作为ICC和PBHA鉴别诊断的重要指标。 结论:基于CEUS参数的PLS-DA可以构建ICC与PBHA鉴别诊断模型，有望为这二种易混淆且缺乏特异性影像学表现的疾病提供一种有价值和稳健的诊断手段。

目的:构建符合中国成年男性人体特征的辐射防护用中国参考人数学模型（CRH-MIRD）。方法:基于我国辐射防护用参考人系列标准（GBZ/T 200）数据，辅以《中国参考人解剖生理和代谢数据》和亚洲参考人数据，以欧美参考人数学模型（MIRD）为蓝本进行缩放修正，构建CRH-MIRD模型。利用蒙特卡罗方法计算不同射线能量、各种标准照射方式下CRH-MIRD模型主要组织器官的吸收剂量转换系数和全身有效剂量转换系数，与国际权威机构报告数据以及MIRD模型和体素模型计算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和验证。结果:利用2种模型计算所得的剂量转换系数基本反映中国参考人和欧美参考人的解剖数据差异，体素模型因其构建模式及参考人体特征数据不同，计算结果较上述2种模型有较大的差别。结论:基于中国参考人数据库，采用国际通用的辐射防护用人体数学模型构建方法建立的CRH-MIRD模型计算结果合理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