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构建死亡风险的预测模型.方法 筛选2021 年 3 月—2023 年 3 月南京市第一医院收治的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 128 例,整理所有入组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患者治疗 28d后预后结局分为死亡组和生存组.筛查呼吸机相关肺炎诱导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构建危险因素预测模型并验证.结果 128 例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中死亡 48 例(37.50%),存活 80 例(62.50%).两组患者在合并慢性心肺疾病、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评分≥15 分、机械通气时间≥15 d、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真菌感染方面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Bootstrap法验证C-index指数为 0.594(95%CI:0.532～0.714)提示区分度良好.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模型预测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死亡的灵敏度为 0.785(95%CI:0.692～0.851),特异度为 0.673(95%CI:0.594～0.721),曲线下面积(AUC)为 0.765(95%CI:0.681～0.832).结论 合并慢性心肺疾病、合并多重耐药菌感染、合并真菌感染、APACHEⅡ评分升高及机械通气时间延长与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死亡有关.ROC曲线可作为评估脓毒症合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死亡风险的早期辅助工具.

目的 用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法评估骨质疏松与骨密度和胃食管反流病(gastro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GERD)的因果关系.方法 暴露包括骨质疏松、全身骨密度、腰椎骨密度、股骨颈骨密度、足跟骨密度、前臂骨密度,结局为GERD.筛选与暴露强相关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为工具变量进行两样本孟德尔随机化(MR)分析.采用逆方差加权(IVW)法作为主要方法,加权中位数法、MR-Egger 法作为补充,评估暴露与结局的因果关系.敏感性分析验证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结果 IVW法表明遗传预测的骨质疏松是GERD的危险因素(P=0.005,OR=35.687,95%CI:3.009～423.194),全身骨密度(P=1.57×10-5,OR=0.910,95%CI:0.872～0.950)和腰椎骨密度(P=0.005,OR=0.917,95%CI:0.863～0.974)的增加是GERD的保护因素,而股骨颈骨密度、前臂骨密度、足跟骨密度与GERD不存在因果关系.异质性检验表明足跟骨密度与GERD之间存在异质性,但不影响随机效应IVW法得出的因果关系的结论,其余暴露与GERD不存在异质性.MR-Egger-intercept表明无水平多效性.留一法表明分析结果稳健.结论 骨质疏松是GERD的危险因素,全身骨密度和腰椎骨密度的增加是GERD的保护因素.这提示骨质疏松症患者应进行GERD的早期筛查及诊治,本研究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诊疗思路.

背景 部分危重症甲型流感病毒(IAV)感染患儿可发生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死亡,但其早期的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目前国内外缺乏相关预测模型的研究.目的 建立儿童危重症IAV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以帮助临床早期识别危重症IAV感染.设计 病例对照研究.方法 纳入 2018 年 1 月至 2023 年 11 月在郑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住院的IAV感染连续病例,根据出院诊断结合临床资料分为危重症和非危重症患儿,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入院时症状、入院时实验室检查项目、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情况.根据IAV在河南省的发生率计算样本量需＞320 例,将纳入患儿按 7∶3 的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在建模组病例中筛选危重症IAV感染的影响因素,并采用R 4.3.2 软件包构建危重症IAV感染的列线图预测模型.主要结局指标 儿童危重症IAV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 391 例IAV感染住院患儿中,危重症 134 例,其中20 例(14.9%)出现后遗症,均为神经系统受损,12 例(9.0%)死亡;非危重症患儿均治愈出院;建模组 274 例,验证组 117例,两组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其他病原菌感染(OR=3.092,95%CI:1.379～6.934)、出现神经系统症状(OR=6.923,95%CI:2.569～18.656)、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升高(OR=1.404,95%CI:1.029～1.914)和 IL-6 升高(OR=1.009,95%CI:1.000～1.018)是发生危重症 IAV 感染的危险因素,白蛋白升高(OR=0.925,95%CI:0.862～0.992)是发生危重症IAV感染的保护因素.以危重症IAV感染为预测结局,以有神经系统症状、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以及实验室指标NLR、IL-6、白蛋白,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AUC分别为 0.949(95%CI:0.915～0.982)和 0.912(95%CI:0.871～0.952);该列线图模型拟合较好(χ2=5.077,P=0.749),具有较高的临床净获益率.结论 基于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神经系统症状以及实验室指标NLR、IL-6、白蛋白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其有效性和鉴别能力良好.

目的:探讨主动筛查在早期肺癌诊治中的作用及健康管理建议。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胸外科具有完整人口社会学、临床信息及病理影像学特征的2 056例肺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术前就诊原因分为主动筛查组1 082例，被动就诊组974例，分析两组肺癌手术患者人口社会学、临床信息及病理影像学特征的差异，并探讨主动筛查组人群健康管理要点。结果:2016年1月—2019年12月，主动筛查组人数占两组总人数的比例由36.1%升至54.2%，主动筛查组中CT检查发现肺癌的患者构成比由82.2%上升至96.8%。主动筛查组中女性、非吸烟者、腺体前驱病变、腺癌、0期患者、Ⅰ期患者、病变直径（d）≤1 cm、1 cm

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是产科急症，其早期识别、进入重症医学科前的紧急干预和产科处理是产科医生需要重视及关注的临床问题。妊娠和产褥期生理性变化使得脓毒症临床特征不易被识别。对于可能的脓毒症，可使用简单的床边筛查工具进行早期识别。如果脓毒症筛查呈阳性，怀疑或存在感染证据时，无论是否发热，需进一步评估器官损伤的证据进行脓毒症诊断。识别脓毒症后的1 h内启动集束化治疗：疑似或确诊脓毒症的孕产妇，应尽早进行细菌培养（血液、尿液、呼吸道及其他部位体液）和血清乳酸水平测定；最好在1 h内给予经验性广谱抗生素治疗；建议在脓毒症并发低血压或器官灌注不足时尽早给予1~2 L晶体溶液进行液体复苏；尽管进行了液体复苏，但仍伴有持续低血压和/或灌注不足，建议使用血管升压药物以维持平均动脉压≥65 mmHg（1 mmHg=0.133 kPa），去甲肾上腺素作为一线药物。当怀疑或确诊脓毒症时，应积极寻找感染病灶，有效控制感染源。不建议仅以脓毒症为唯一指征而立即终止妊娠，终止妊娠应依据产科指征，根据孕周、母体及胎儿情况进行个体化综合考虑。若明确存在宫内感染，应立即终止妊娠。剖宫产通常需要全身麻醉；施行椎管内麻醉是相对禁忌。妊娠和产褥期脓毒症的诊疗应在遵循指南基础上实施个体化治疗。

伴随着甲状腺结节筛查的普及，尤其是超声检查的普遍应用，国内外学界提出对甲状腺结节过度诊疗的担忧。更具精确诊断能力的影像学检查手段，结合可以预测肿瘤侵袭性和预后的非侵入性指标，是甲状腺精准诊疗的关键。在影像学检查技术的选择上需秉承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方针，充分结合各种影像学技术的优势、发挥新技术的特长。从“广”筛查走向“深”挖掘，才是划清“早期诊断”与“过度诊断”界限的必由之路。

目的:构建SAP并发急性肾损伤(AKI)的早期预测模型，并对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评价。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7月至2021年6月间浙江省荣军医院收治的295例SA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并发AKI分为AKI组(61例)和非AKI组(234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特征、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筛选SAP并发AKI的独立预测因素，采用R软件建立预测SAP并发AKI的Nomogram模型。绘制模型图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其预测效能。结果:AKI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Ⅱ(APACHEⅡ)、Ranson评分，腹腔间隔室综合征(ACS)、全身炎性反应综合征(SIRS)发生率，休克、机械通气例数及外周血乳酸(BLA)、肌酐(Scr)、尿素氮(BUN)、CRP、降钙素原(PCT)、胱抑素C(Cys C)水平均较非AKI组显著增高，血钙水平较非AKI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APACHEⅡ评分( OR＝1.185，95% CI 1.074~1.308， P＝0.001)、Ranson评分( OR＝12.668，95% CI 5.102~31.456， P<0.001)、Scr( OR＝1.028，95% CI 1.002~1.054， P＝0.034)、PCT( OR＝4.298，95% CI 1.379~13.395， P<0.001)及Cys C( OR＝38738.38，95% CI 43.190~347459.41， P<0.001)是SAP并发AKI的独立危险因素；血钙( OR＝0.0001，95% 0.000~0.048， P<0.001)是SAP并发AKI的独立保护性因素。以上述6项因素为参数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在训练集中预测AKI发生的AUC值、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987、99.0%和98.5%；在验证集分别为0.976、98.6%和94.2%。 结论:成功建立了SAP并发AKI的早期预测模型，该模型能较好地预测SAP并发AKI的风险。

目的:依据本中心队列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建立新生儿出生体重曲线，并与目前国内常用的协作网G曲线［采用基于偏度系数-中位数-变异系数法的广义可加模型（GAMLSS）拟合方法制定］进行比较，探讨适宜本中心的新生儿出生体重标准。方法:基于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妊娠早期胎儿结构超声筛查的前瞻性出生缺陷研究队列中的活产儿7 044例，对其中无小于胎龄儿（SGA）及大于胎龄儿（LGA）高危因素的低风险孕妇3 894例，分别采用GAMLSS法、基于低风险孕妇孕40周分娩新生儿平均出生体重和标准差采用半定制法建立本中心GAMLSS曲线（简称本中心G曲线）、本中心半定制曲线（简称本中心S曲线）。依据本中心S曲线、本中心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G额外诊断组（94例）、S及G均诊断组（77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依据本中心S曲线、协作网G曲线对7 044例活产儿是否为SGA进行诊断，分为非SGA组（6 176例）、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464例）、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404例），比较3组孕妇不良围产结局的发生率。结果:（1）7 044例活产儿中，依据协作网G曲线、本中心G曲线及本中心S曲线诊断SGA分别为404例（5.74%，404/7 044）、774例（10.99%，774/7 044）、868例（12.32%，868/7 044）。本中心S曲线新生儿出生体重的第10百分位数值在所有胎龄均高于本中心G曲线和协作网G曲线。（2）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10.64%（10/94）、5.68%（44/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1.34%（83/6 176）； P均<0.001］；S较G额外诊断组、S及G均诊断组孕妇子痫前期（PE）的发生率分别为12.77%（12/94）、9.43%（73/77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9.57%（9/94）、2.71%（21/77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24.47%（23/94）、7.24%（56/77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分别为4.37%（270/6 176）、0.83%（51/6 176）、4.23%（261/6 176）； P均<0.001］。（3）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新生儿入住NICU时间>24 h的发生率［分别为5.60%（26/464）、6.93%（28/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因不确定的胎儿状态（NRFS）行紧急剖宫产术或产钳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4.96%（23/464）、12.38%（50/404）］均高于非SGA组［2.57%（159/6 176）； P均<0.001］；S较协作网G额外诊断组、S及协作网G均诊断组孕妇PE的发生率分别为8.84%（41/464）和10.89%（44/404），孕34周前早产发生率分别为4.31%（20/464）和2.48%（10/404），孕37周前早产的发生率分别为10.56%（49/464）和7.43%（30/404），均显著高于非SGA组（ P均<0.001）。 结论:相较于协作网G曲线和本中心G曲线，依据本中心低风险活产儿出生体重，采用半定制法建立的本中心S曲线更有利于本中心SGA的筛查，有助于高危儿的识别和管理。

目的:建立适合深圳市成年居民颈动脉内-中膜厚度（CIMT）的正常值范围。方法:本研究数据源自2021—2022年开展的深圳市心力衰竭流行病学调查。该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收集深圳市18岁及以上常住居民的一般信息、心血管疾病（CVD）相关行为以及颈动脉超声检查等资料。数据分析排除具有CVD危险因素、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史、颈动脉斑块，以及无颈动脉超声检查结果的调查对象，并利用分数多项式回归模型估计年龄、性别的CIMT正常值范围。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 163名成年居民，其中男性576名（26.6%），女性1 587名（73.4%）。男性CIMT均值（mean）和标准差（SD）的分数多项式回归模型分别为mean CIMT=0.324 7+0.006 9×年龄，SD CIMT=0.076 9+0.001 2×年龄；女性分别为mean CIMT=0.354 9+0.005 4×年龄，SD CIMT=0.041 6+0.002 0×年龄。 结论:本研究建立了深圳市成年居民年龄、性别CIMT的正常值范围，为亚临床CVD的早期筛查提供了最新数据依据。

目的:探究孕妇在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孕中期抑郁的影响。方法:依托中国孕产妇队列研究·协和项目（2017年7月25日至2018年11月26日），将有效完成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和抑郁情况调查的2 454名孕妇纳入研究。采用国际体力活动短问卷和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调查研究对象孕早期和孕中期的体力活动和抑郁情况。以孕早期是否患有抑郁作分组。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孕早期不患抑郁组的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预防孕中期抑郁的作用，在孕早期抑郁组中分析孕早、中期体力活动变化对减缓孕中期抑郁的作用。结果:孕妇基线和孕中期抑郁的检出率分别为23.83 %和20.57 %。调整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家庭年收入和孕前BMI等因素后，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对于基线不抑郁的孕妇，孕期增加和保持充足的体力活动能够预防孕中期抑郁（ OR＝0.479，95 %CI：0.335～0.684； OR＝0.566，95 %CI：0.394～0.815），但对于基线抑郁的孕妇，体力活动与减缓孕中期抑郁的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孕期妇女增加和保持充足的体力活动对于抑郁有预防的作用，但对于孕早期已患抑郁的妇女来说，缓解效果不明显。应在鼓励孕妇加强体力活动的同时，开展抑郁筛查，以减少孕期抑郁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