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早产儿医院获得性晚发败血症(late-onset sepsis，LOS)的病原菌分布及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4月至2020年4月大理州妇幼保健院收治的82例医院获得性LOS早产儿(观察组)的临床资料，并选取同期未发生败血症的118例早产儿为对照组。分析医院获得性LOS早产儿的病原菌分布，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早产儿医院获得性LOS的危险因素。结果:观察组82例患儿共检出89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42株(47.19%)，革兰阴性菌39株(43.82%)，真菌8株(8.9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胎龄<32周、出生体重<1 500 g、小于胎龄儿、气管插管、中心静脉置管、肠外营养时间≥7 d、使用广谱抗生素、抗生素使用时间≥7 d为早产儿医院获得性LOS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早产儿医院获得性LOS病原菌以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最常见，其次为肺炎克雷伯菌。低胎龄低出生体重、机械通气、中心静脉置管、肠外营养时间及延长抗生素使用时间等可增加早产儿医院获得性LOS的发生风险。

目的:了解中国不同地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主要致病菌分布及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方法:采用描述性临床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国不同地区18家三级医院收治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血液和脑脊液检查结果、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分析早产儿和足月儿、早发型和晚发型、浙江省和浙江省外其他地区、温州地区和浙江省其他地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病原菌分布。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结果:共纳入210例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病例。常见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41.4%(87/210)]、无乳链球菌[27.1%(57/210)]。革兰阴性菌在早产儿中的构成比[77.6%(45/58)]高于足月儿[47.4%(72/1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4， P＝0.001)。大肠埃希菌[36.5%(31/85)比44.8%(56/125)]和无乳链球菌[24.7%(21/85)比28.8%(36/125)]在早发型和晚发型病例中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各地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最常见的病原菌均为大肠埃希菌，其中浙江省为46.7%(64/137)，浙江省外其他地区为31.5%(23/73)。浙江省无乳链球菌感染比例[35.8%(49/137)]高于浙江省外其他地区[11.0%(8/73)]，肺炎克雷伯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在浙江省外其他地区的构成比[17.8%(13/73)和16.4%(12/73)]均高于浙江省[2.9%(4/137)和5.1%(7/13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4.82、12.26、7.43，均 P<0.05)。革兰阳性球菌在温州地区的构成比[60.8%(31/51)]高于浙江省其他地区[38.4%(33/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46， P＝0.011)。大肠埃希菌对美罗培南敏感(0/45)，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为74.4%(32/43)，对其他常见的头孢菌素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其中头孢噻肟的耐药率最高[41.8%(23/55)]，其次为头孢曲松，耐药率为32.4%(23/71)。无乳链球菌对青霉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均敏感。 结论:中国不同地区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主要致病菌分布不同，但最常见的致病菌均为大肠埃希菌。大肠埃希菌对美罗培南敏感，对头孢菌素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其中对头孢噻肟的耐药率最高。

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

目的:观察重症肌无力（MG）患者白细胞介素（IL）-36的表达，研究IL-36对MG患者调节性T细胞（Tregs）和Th17细胞的调控作用。方法:入组2016年7月至2021年8月新乡市中心医院就诊的MG患者51例（MG组）和健康对照者25名（对照组），采集外周血，分离血浆和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浆IL-36α、IL-36β、IL-36γ、IL-36RA、IL-35、IL-17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s和Th17细胞比例，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叉头盒蛋白3（FoxP3）和维甲酸相关孤独核受体γt（RORγt）mRNA表达。用重组IL-36β（5 ng/ml）刺激MG患者的PBMCs或纯化的Tregs，分析Tregs和Th17细胞比例、IL-35和IL-17分泌、FoxP3和RORγt mRNA表达、Tregs抑制活性的变化。结果:IL-36α、IL-36γ、IL-36RA水平在对照组和MG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MG组IL-36β水平高于对照组［（73.43±13.91）pg/ml比（60.91±12.65）pg/ml， t=3.79， P<0.001）。MG组Tregs比例［（4.67±1.33）%比（6.32±1.81）%， t=4.48， P<0.001］、IL-35水平［（50.06±7.93）pg/ml比（65.37±8.90）pg/ml， t=7.59， P<0.001］、FoxP3 mRNA（1.03±0.14比1.57±0.46， t=7.78， P<0.001）低于对照组，而Th17细胞比例［（1.05±0.15）%比（0.94±0.21）%， t=2.61， P=0.011］、IL-17水平［（40.61±13.13）pg/ml比（33.09±11.48）pg/ml， t=2.44， P=0.017］、RORγt mRNA（1.26±0.16比1.03±0.13， t=6.08， P<0.001）高于对照组（均 P<0.05）。上述指标在不同性别之间、早发型和晚发型之间、非胸腺瘤组和胸腺瘤组之间、不同Osserman分型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定量重症肌无力（QMG）量表评分均无明显相关性（均 P>0.05）。重组IL-36β对MG患者PBMCs增殖无影响（ P=0.248），可降低Tregs比例［（3.05±0.66）%比（4.18±1.07）%， t=4.23， P<0.001］、IL-35分泌［（48.12±10.93）pg/ml比（56.96±13.73）pg/ml， t=2.36， P=0.023］和FoxP3 mRNA表达（0.99±0.17比1.18±0.13， t=4.01， P<0.001），但对Th17细胞比例、IL-17分泌和RORγt mRNA表达无影响（均 P>0.05）。重组IL-36β刺激的Tregs免疫抑制活性减弱，表现为细胞增殖升高［（0.83±0.12）×10 5个比（0.69±0.15）×10 5个， t=3.02， P=0.005］和IL-35分泌降低［（28.71±10.08）pg/ml比（37.12±10.47）pg/ml， t=2.39， P=0.023］。 结论:MG患者中升高表达的IL-36β可能主要通过抑制Tregs功能调控Tregs/Th17细胞平衡。

目的:探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后妊娠的重度晚发型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OHSS）患者的不同临床特点与活产结局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经IVF-ET治疗后妊娠，其后因重度晚发型OHSS就诊且需住院治疗的33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妊娠结局分为活产组（ n=287）和非活产组（ n=43），进一步根据分娩孕周将活产组分为足月产组（ n=222）和早产组（ n=65）两个亚组，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明确活产和早产结局的影响因素。 结果:同期重度OHSS的总发生率为0.67%（673/100 758）。330例重度晚发型OHSS患者中，42.4%（140/330）表现为胸水，肝功能异常发生率为69.4%（229/330），活产率为87.0%（287/330）。287例活产组患者中无胸水者占55.4%（159/287）、少量胸水者占18.5%（53/287）、中大量胸水者占26.1%（75/287），非活产组中无胸水者多于活产组、而少量胸水者少于活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213， P=0.045）；活产组的减胎率为16.0%（46/287），明显高于非活产组的2.3%（1/4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49， P=0.017）。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肝功能中度异常（ OR=3.15，95% CI为1.60~6.19）是活产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减胎（ OR=0.13，95% CI为0.02~0.96）是活产的独立保护因素，亚组分析提示双胎分娩（ OR=8.54，95% CI为4.31~16.91）是早产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中度肝功能异常可能预示着重度晚发型OHSS患者的不良妊娠结局，在给予积极保肝对症治疗的同时，对于合并多胎妊娠者，建议积极减胎，尽量做到单胎妊娠，以提高活产率和足月分娩率、改善母儿预后。

新生儿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是一种以青紫和低氧血症为临床表现的罕见疾病。细胞色素b5还原酶异常以及血红蛋白M症是引起遗传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主要原因。接触利多卡因、亚硝酸盐等物质则可能诱发获得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气分析是高铁血红蛋白简便的检测方法。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与新生儿腹泻、酸中毒、晚发型败血症等多种疾病相关。亚甲蓝是治疗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常用药物，维生素C、N-乙酰半胱氨酸、维生素B 2在治疗上可能也有一定疗效。该文对新生儿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目的: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纳入对象为2010年至2019年入住4级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早发型败血症(EOS)与晚发型败血症(LOS)血培养阳性患儿，研究其微生物学特征及对经验抗生素的敏感性。方法:研究数据来源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例行提交于挪威新生儿网络数据库的患儿记录。这些数据包括临床资料、血液培养结果及抗生素敏感性。结果:共纳入重症监护室患儿5 249例，总入住NICU次数6 321次，从287例中鉴定出324例次阳性血培养，其中包括30例EOS和305例LOS。其中EOS的常见病原体为B族链球菌(33.3%)、大肠杆菌(20.0%)和金黄色葡萄球菌(16.7%)，EOS的所有患儿均对经验性用药氨苄西林和庆大霉素敏感。而LOS多由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73.8%)、金黄色葡萄球菌(15.7%)和肠球菌(6.9%)引起。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和肠杆菌占LOS的91.9%，LOS的患儿对万古霉素联合头孢噻肟治疗敏感度为96.1%、万古霉素联合庆大霉素治疗敏感度为97.0%，氯青霉素联合庆大霉素治疗敏感度为38.1%。结论:氨苄西林和庆大霉素经验性用药治疗EOS效果令人满意。联合使用万古霉素和庆大霉素可能是另一种可以更安全替代头孢噻肟治疗LOS的治疗方案，因为这减少了对广谱抗生素的暴露。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的有效手段甚至是唯一治愈手段。肺部感染是移植后主要合并症，发生率高达40%~70% [1,2]。而一旦发生肺炎，相较于免疫功能正常人群而言，allo-HSCT患者更容易发展为重症肺炎 [3,4]。

目的:回顾性研究极低出生体重儿Ⅱ/Ⅲ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发病的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7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生后24 h内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治疗的极低出生体重儿。根据Bell分期标准确定对照组及NEC组。收集基本资料、母孕史、发病前早产儿主要不良事件、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结果:对照组437例，NEC组22例。相比于对照组，NEC组胎龄低[28.79(27.86，29.61)周vs 30.00(28.79，31.71)周， P＝0.002]；败血症比例高(36.4% vs 6.6%， P<0.05)，以晚发型败血症的比例高为主(36.4% vs 6.2%， P<0.05)；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比例高(27.3% vs 5.7%， P<0.05)；发病前休克比例高(18.2% vs 3.4%， P＝0.010)；发病前48 h内输注红细胞比例高(27.3% vs 9.8%， P＝0.026)；但孕母子痫/子痫前期的比例低(0 vs 24.3%， P＝0.008)。 结论:胎龄小、败血症、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休克、输血是NEC的危险因素，而孕母子痫/子痫前期可能是NEC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检测在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华大学附属郴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日龄>3 d的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进行前瞻性研究，疑似败血症者为感染组，无感染症状及体征者为对照组。感染组于发病第1天查血常规、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血培养，并于发病第1天、治疗第3天、治疗2周时检测血NGAL；对照组于入选时检测血NGAL。根据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感染组再分为败血症组、非败血症感染组，其中败血症组根据病情轻重分为轻症组和重症组。比较败血症组、非败血症感染组发病第1天与对照组入选时血NGAL水平差异，对比分析败血症组与非败血症感染组不同时间点NGAL的动态变化，绘制发病第1天NGAL水平预测败血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1）发病第1天，败血症组（106例）NGAL水平高于非败血症感染组（121例）和对照组（84例），非败血症感染组高于对照组；治疗第3天，败血症组NGAL水平高于非败血症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败血症组和非败血症感染组发病第1天、治疗第3天、治疗2周血NGAL水平均逐渐降低，不同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败血症组血培养阳性与阴性患儿发病第1天血NGAL、CRP、PC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败血症重症组发病第1天血NGAL水平高于轻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CRP、PC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5）发病第1天血NGAL值区分败血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52，最佳临界值为205.25 ng/ml时敏感度84.0%，特异度66.9%。 结论:极低/超低出生体重晚发型败血症患儿血NGAL水平升高，且败血症越严重、NGAL水平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