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回顾性分析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伴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及转归，并分析其高危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南方医科大学附属深圳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的所有338例BPD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伴发PH分为BPD无PH组和BPD伴PH组，采用χ 2检验、非参数检验分析两组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构建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BPD伴PH的危险因素。 结果:338例BPD患儿中无PH组314例（92.9%）、伴PH组24例（7.1%）；出生胎龄为（27.1±1.8）周，其中男206例、女132例。BPD伴PH组患儿出生胎龄和体重均低于无PH组[（26.4±2.1）比（27.2±1.7）周、（798±255）比（1 003±240）g, t=2.201、4.030, P=0.028、<0.01]，住院期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无创辅助通气时间均高于无PH组[14.3(2.1,43.7）比0.5(0,4.7)d，30.0(22.5, 64.2）比15.0(7.0,26.0)d， Z=-4.838、-4.553, P均<0.01];BPD伴PH组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小于胎龄（SGA)、晚发型败血症、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有血流动力学影响的动脉导管未闭（hsPDA）、需手术结扎的PDA、重度BPD、严重宫外生长发育迟缓（EUGR）发生率均高于无PH组[20.8% (5/24）比6.4%(20/314)、33.3% (8/24）比7.6%(24/314)、54.2%(13/24）比7.3%(23/314)、25.0%(6/24）比6.1% (19/314)、75.0%(18/24）比39.2%(123/314)、45.8%(11/24）比1.9%(6/314)、66.7%(16/24）比7.3%(23/314),75.0%(18/24）比45.5%(143/314),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母亲妊娠期高血压（ OR=12.950，95 %CI：1.740~96.385)，重度BPD( OR=10.160，95 %CI：2.725~37.884)，SGA( OR=4.992，95 %CI：1.432~16.920)，需要手术结扎的PDA( OR=19.802，95 %CI：3.297~118.921)，严重EUGR( OR=20.316，95 %CI：2.221~185.853）是BPD伴P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24例PH患儿中轻度7例、中度8例均存活，重度9例中4例死亡，存活PH患儿中最晚校正年龄1岁2月龄脱离吸氧。 结论:PH是BPD的严重并发症,伴随着高病死率,建议具有高危因素的BPD患儿应定期筛查心脏超声，出院后定期随访。

新生儿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是一种以青紫和低氧血症为临床表现的罕见疾病。细胞色素b5还原酶异常以及血红蛋白M症是引起遗传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主要原因。接触利多卡因、亚硝酸盐等物质则可能诱发获得性高铁血红蛋白血症。血气分析是高铁血红蛋白简便的检测方法。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与新生儿腹泻、酸中毒、晚发型败血症等多种疾病相关。亚甲蓝是治疗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常用药物，维生素C、N-乙酰半胱氨酸、维生素B 2在治疗上可能也有一定疗效。该文对新生儿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目的:这是一项观察性研究，纳入对象为2010年至2019年入住4级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的早发型败血症(EOS)与晚发型败血症(LOS)血培养阳性患儿，研究其微生物学特征及对经验抗生素的敏感性。方法:研究数据来源于挪威奥斯陆大学医院例行提交于挪威新生儿网络数据库的患儿记录。这些数据包括临床资料、血液培养结果及抗生素敏感性。结果:共纳入重症监护室患儿5 249例，总入住NICU次数6 321次，从287例中鉴定出324例次阳性血培养，其中包括30例EOS和305例LOS。其中EOS的常见病原体为B族链球菌(33.3%)、大肠杆菌(20.0%)和金黄色葡萄球菌(16.7%)，EOS的所有患儿均对经验性用药氨苄西林和庆大霉素敏感。而LOS多由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73.8%)、金黄色葡萄球菌(15.7%)和肠球菌(6.9%)引起。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和肠杆菌占LOS的91.9%，LOS的患儿对万古霉素联合头孢噻肟治疗敏感度为96.1%、万古霉素联合庆大霉素治疗敏感度为97.0%，氯青霉素联合庆大霉素治疗敏感度为38.1%。结论:氨苄西林和庆大霉素经验性用药治疗EOS效果令人满意。联合使用万古霉素和庆大霉素可能是另一种可以更安全替代头孢噻肟治疗LOS的治疗方案，因为这减少了对广谱抗生素的暴露。

目的:回顾性研究极低出生体重儿Ⅱ/Ⅲ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发病的危险因素。方法:纳入2017年7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生后24 h内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治疗的极低出生体重儿。根据Bell分期标准确定对照组及NEC组。收集基本资料、母孕史、发病前早产儿主要不良事件、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结果:对照组437例，NEC组22例。相比于对照组，NEC组胎龄低[28.79(27.86，29.61)周vs 30.00(28.79，31.71)周， P＝0.002]；败血症比例高(36.4% vs 6.6%， P<0.05)，以晚发型败血症的比例高为主(36.4% vs 6.2%， P<0.05)；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比例高(27.3% vs 5.7%， P<0.05)；发病前休克比例高(18.2% vs 3.4%， P＝0.010)；发病前48 h内输注红细胞比例高(27.3% vs 9.8%， P＝0.026)；但孕母子痫/子痫前期的比例低(0 vs 24.3%， P＝0.008)。 结论:胎龄小、败血症、有血流动力学意义的动脉导管未闭、休克、输血是NEC的危险因素，而孕母子痫/子痫前期可能是NEC的保护因素。

目的:探讨血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检测在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晚发型败血症早期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选择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南华大学附属郴州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日龄>3 d的极低/超低出生体重儿进行前瞻性研究，疑似败血症者为感染组，无感染症状及体征者为对照组。感染组于发病第1天查血常规、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和血培养，并于发病第1天、治疗第3天、治疗2周时检测血NGAL；对照组于入选时检测血NGAL。根据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感染组再分为败血症组、非败血症感染组，其中败血症组根据病情轻重分为轻症组和重症组。比较败血症组、非败血症感染组发病第1天与对照组入选时血NGAL水平差异，对比分析败血症组与非败血症感染组不同时间点NGAL的动态变化，绘制发病第1天NGAL水平预测败血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结果:（1）发病第1天，败血症组（106例）NGAL水平高于非败血症感染组（121例）和对照组（84例），非败血症感染组高于对照组；治疗第3天，败血症组NGAL水平高于非败血症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败血症组和非败血症感染组发病第1天、治疗第3天、治疗2周血NGAL水平均逐渐降低，不同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败血症组血培养阳性与阴性患儿发病第1天血NGAL、CRP、PCT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4）败血症重症组发病第1天血NGAL水平高于轻症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CRP、PCT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5）发病第1天血NGAL值区分败血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52，最佳临界值为205.25 ng/ml时敏感度84.0%，特异度66.9%。 结论:极低/超低出生体重晚发型败血症患儿血NGAL水平升高，且败血症越严重、NGAL水平越高。

目的:总结本单位32例≤23周生存极限超早产儿（periviable extremely preterm infant，PEPI）的存活率、并发症发生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胎龄≤23周的PEPI的资料，比较2015年至2019年与2020年至2021年收治患儿的结局和随访情况。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研究期间共收治32例PEPI，占同期本单位出生活产新生儿的0.024%（32/132 534）。32例PEPI出生胎龄［ M（min~max）］为23周（21周 +4～23周 +6）；出生体重480 g（350～720 g）。（2）2020年至2021年PEPI存活率为10/19，显现出高于2015年至2019年（3/13）的趋势，但差异未见有统计学意义（ χ2=2.79， P=0.095）；2020年至2021年放弃治疗率为3/19，低于2015年至2019年的8/13（ χ2=7.16， P=0.007）。（3）32例患儿中，13例（40.6%）存活至出院。这13例中，4例出生胎龄为22周，9例为23周；出生体重300~<400 g、400～<500 g、500～<600 g、600～<700 g和≥700 g者分别为1、5、4、1和2例。（4）存活至出院的13例患儿并发症发生率依次为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10/13），需手术干预的ROP（5/13），需手术治疗的动脉导管未闭（4/13），以及晚发型败血症、≥Ⅱa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Ⅲ～Ⅳ级脑室内出血及脑室周围白质软化（均为2/13）。13例患儿随访了10个月（6～69个月），其中3例发生运动发育迟缓。 结论:本中心收治的PEPI总体救治存活率较高，住院期间并发症较低，预后相对较好。这些PEPI的远期预后需要进一步随访。

目的:分析国内院际转运极早产儿日龄分布情况，总结不同日龄转运极早产儿的围产期特征、出院结局以及住院期间治疗情况的差异。方法:回顾性纳入2019年全年中国新生儿协作网（Chinese Neonatal Network，CHNN）极早产儿队列中胎龄24～31周 +6、在外院出生后转入CHNN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救治的、排除严重先天畸形的极早产儿3 405例。按照转运进入CHNN NICU的日龄分为早期转运组（≤1 d）、延迟转运组（>1～7 d）和晚期转运组（>7 d）。采用方差分析、 t检验、 χ2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Kruskal-Wallis检验及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3组极早产儿的一般临床情况、治疗情况及出院结局的差异。 结果:3 405例极早产儿的中位胎龄为29.7周（28.3～31.0周），平均出生体重为（1 321.0±316.5）g。早期转运组2 031例（59.6%），延迟转运组406例（11.9%），晚期转运组968例（28.4%）。转运极早产儿产房内接受持续气道正压通气的比例为8.4%（237/2 806），产房内气管插管比例为32.9%（924/2 805）。共62.7%（1 569/2 504）的患儿母亲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早期转运组接受产前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比例为68.7%（1 121/1 631），高于延迟转运组［56.1%（152/271）， χ2=16.78， P<0.017］和晚期转运组［49.2%（296/602）， χ2=72.56， P<0.017］。转运极早产儿总死亡率为12.7%（431/3 405），其中早期、延迟及晚期转运组患儿的死亡率分别为12.4%（252/2 031）、16.3%（66/406）和11.7%（113/968），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5.72， P=0.057）。延迟转运组和晚期转运组患儿重度脑室内出血、晚发型败血症、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早期转运组，晚期转运组患儿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接受治疗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纠正胎龄36周或出院时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的发生率高于延迟转运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onferroni校正法， P值均<0.017）。晚期转运组极早产儿出院日龄为66.0 d（51.0～86.0 d），出院纠正胎龄为38.9周（37.1～41.2周），均大于早期转运组［48.0 d（37.0～64.0 d）， Z=260.83；36.9周（35.7～38.3周）， Z=294.32］和延迟转运组患儿［52.0 d（41.0～64.0 d）， Z=81.49；37.4周（36.1～38.7周）， Z=75.9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7）。 结论:目前国内仍有大量极早产儿需要生后转院。转运日龄越晚、极早产儿并发症发生率越高。故建议可能发生极早产的孕妇宫内转运或生后尽早转运，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

目的:分析早发型新生儿败血症(Early-onset neonatal sepsis，EONS)与晚发型新生儿败血症(Late-onset neonatal sepsis，LONS)的临床特点、病原学及转归等，以期早期识别NS，指导合理用药。方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20年9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病房的265例NS患儿临床资料。将所有患儿分为EONS组( n＝76)和LONS组( n＝189)。分析两组患儿的一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病原学分布、治疗及转归情况。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结果:EONS组羊水污染、孕母产前发热、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异常比例均高于LONS组( P<0.05或<0.01)，而LONS组留置经外周插管的中心静脉导管、机械通气、发热、腹胀、血小板计数异常的比例与血清前白蛋白水平均高于EONS组( P<0.05或<0.01)。NS患儿检出革兰阳性菌中表皮葡萄球菌(135/265)、金黄色葡萄球菌(22/265)最多见，革兰阴性菌中大肠埃希菌(13/265)最多见。EONS组和LONS组均检出革兰阳性菌比例最高，分别为85.5%和84.7%，其中主要为凝血酶阴性葡萄球菌中的表皮葡萄球菌。EONS组李斯特菌与链球菌感染比例高于LONS组( P<0.05或<0.01)，LONS组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比例高于EONS组( P<0.01)。EONS组病死率(6.6%)高于LONS组(2.6%)，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围产期羊水污染和产前发热是发生EONS的危险因素，中心静脉导管、机械通气是发生LONS的危险因素。血小板计数异常和血清前白蛋白异常在LONS组多见。EONS和LONS检出菌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应根据EONS和LONS的差异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目的:通过高通量测序技术比较晚发型败血症(LOS)及肺炎的早产儿肠道菌群的特点及差异，探讨肠道菌群与LOS之间的关系。方法:通过病例对照的方法，选择2018年8月至2019年10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住院诊断为LOS的早产儿作为病例组( n＝8)，同时选取诊断为肺炎的早产儿作为对照组( n＝8)。收集16例早产儿入院第1次的粪便样本并提取DNA，利用PCR技术扩增目标区域DNA，使用NovaSeq 6000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分析两组间肠道菌群的组成和多样性。 结果:(1)Alpha多样性分析显示两组间肠道菌群丰度及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LOS组和对照组早产儿肠道菌群在门水平上均以厚壁菌门和变形菌门为主，在属水平上以肠球菌属、埃希菌-志贺菌属等兼性厌氧菌为优势菌群。进行Metastas统计分析，两组在门水平上菌群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在目、科、属、种水平进行Metastas统计分析，LOS组放线菌目、消化链球菌科、梭菌属相对丰度高于肺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4)LOS组葡萄球菌相对丰度大于对照组，但Metastas统计分析显示两组葡萄球菌相对丰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5)8例LOS中有3例早产儿血培养阳性，分别为无乳链球菌、缓症链球菌、粪肠球菌。粪肠球菌属于肠球菌属，而肠球菌属在LOS组属于优势菌属。 结论:不同部位感染对早产儿肠道微生态存在影响。LOS与肺炎早产儿肠道菌群构成有差异。

目的:探讨血常规、C-反应蛋白和血培养对晚发型败血症（late-onset sepsis，LOS）早产儿继发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纳入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LOS早产儿。根据是否继发NEC，分为NEC组（11例）和无NEC组（69例）。记录围产期情况以及LOS初期的血常规、C-反应蛋白及血培养结果，计算血红蛋白下降值（LOS发生前血红蛋白浓度－LOS初期血红蛋白浓度）。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比较组间围产期因素及血常规、C-反应蛋白及血培养结果的差异，采用二项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LOS继发NEC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这些危险因素对LOS继发NEC的预测价值。 结果:（1）NEC组患儿胎龄、出生体重等围产期因素与无NEC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NEC组LOS初期平均血小板体积（mean platelet volume，MPV）、C-反应蛋白和血红蛋白下降值高于无NEC组［分别为11.7 fl（10.9 ~12.6 fl）与10.7 fl（10.3 ~11.6 fl）， Z=－2.773；33.3 mg/L（21.3 ~92.9 mg/L）与13.5 mg/L（4.7 ~27.3 mg/L）， Z =－2.662；25.0 g/L（18.0 ~36.0 g/L）与13.0 g/L（1.0 ~19.0 g/L）， Z =－3.803； P值均<0.01］。（3）二项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LOS初期MPV升高（ OR=3.213，95% CI：1.104~9.354， P=0.032）和血红蛋白下降值大（ OR=1.153，95% CI：1.057~1.257， P=0.001）是LOS早产儿继发NEC的独立危险因素。（4）MPV联合血红蛋白下降值对LOS早产儿继发NEC的预测界值分别为11.2 fl和14.0 g/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1.00和0.71。 结论:MPV联合血红蛋白下降值也许有助于在LOS早期预测NEC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