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既往儿童消化系统疾病以感染性疾病为主,近年来遗传代谢性疾病的诊断率也逐渐升高.目的 总结常见的消化系统遗传代谢病的临床表型和基因型.设计 病例系列报告.方法 纳入在单中心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因消化系统症状就诊且全外显子组基因检测结果异常的患儿.从病历系统中截取患儿的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和基因检测结果.主要结局指标 临床表型和基因型.结果 320 例行基因检测的消化科患儿中结果异常 111 例(34.7%),诊断时年龄(2.4±2.8)岁,男 68 例(61.3%).主要疾病表型包括:遗传性肝病 70 例(63.1%),其中肝豆状核变性和糖原累积病各 15 例,Citrin缺乏症 13 例,Alagille综合征、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和胆红素代谢障碍各 9 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8 例(7.2%);进行性肌营养不良 10 例(9.1%)等.肝豆状核变性多表现为无症状的持续性转氨酶升高(53.3%),ATP7B基因c.2333G＞T(p.R778L)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53.3%).糖原累积病患儿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低血糖、肝肿大、肝功能异常(均为 93.3%)以及TG升高(60.0%),亚型包括Ⅸa型6 例,Ⅲ型5 例,GSDⅠa、GSDⅡ、GSDⅥ和ⅩⅤ型各 1 例.9 例Alagille综合征患儿均有肝功能异常,8 例(88.9%)以"皮肤、巩膜黄染"就诊;8 例(88.9%)为JAG1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 1 型),1 例为NOTCH2 基因变异(Alagille综合征2型).Citrin缺乏症患儿多因"皮肤黏膜黄染"入院(92.3%),多有肝酶异常、胆汁淤积和低血糖,13例均检出SLC25A13基因突变,以c.851_854del(38.5%)和c.852_855del(30.8%)位点最为常见.9 例进行性家族性肝内胆汁淤积症患儿均有肝脏肿大,ALT、AST和总胆汁酸升高,分型包括 2 型(ABCB11基因变异)6 例,3 型(ABCB4 基因变异)2 例,1 型(ATP8B1 基因变异)1 例.9 例胆红素代谢障碍患儿主诉均为"黄疸和/或肝功能异常",均检出UGT1A1 基因突变,c.211G＞A(p.G71R)(66.7%)和A(AT)6TAAinsTA(55.6%)是最常见的变异位点.8 例VEO-IBD患儿均以"慢性腹泻"为主诉,均有血WBC计数和CRP水平升高,消化道内镜均显示结肠黏膜出现鹅卵石样改变和深度溃疡;7 例为IL10-RA基因突变,最常见的为c.301C＞T(p.R101W)(62.5%)和c.537G＞A(p.T179T)(50%),1 例为IL10-RB基因的杂合突变.结论 基因检测在儿童消化系统遗传病的诊断及治疗中有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患儿脐带血干细胞移植（UCBT）后发生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研究。收集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UCBT的143例PID患儿的临床资料。UCBT后100 d内患儿每周进行1~2次血浆CMV-DNA检测，根据结果分为CMV感染组与未感染组，分析UCBT后100 d内CMV感染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比较移植1个月后CMV感染患儿与未感染患儿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外周血中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比例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差异。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或χ 2检验。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法比较CMV感染对预后的影响。 结果:143例患儿中男113例、女30例，移植时年龄为14（8，27）月龄。原发病以慢性肉芽肿病（49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43例）及重症联合免疫缺陷病（29例）为主。CMV感染率为21.7%（31/143），感染的时间为移植后44（31，49）d。复发性CMV感染率为4.2%（6/143），复发性CMV感染与非复发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2.8（18.3，63.1）×10 6比22.5（13.2，31.9）×10 6拷贝/L， Z=-0.95， P=0.340；35.2（20.2，54.6）×10 6比28.4（24.1，53.5）×10 6拷贝/L， Z=-0.10， P=0.920］。难治性CMV感染率为4.9%（7/143），难治性CMV感染与非难治性CMV感染组间首次CMV-DNA的拷贝及治疗过程中的CMV-DNA拷贝峰值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1.8（13.1，32.2）×10 6比25.9（14.2，12.2）×10 6拷贝/L， Z=-1.04， P=0.299；47.7（27.9，77.6）×10 6比27.7（19.7，51.8）×10 6拷贝/L， Z=-1.49， P=0.137］。CMV感染组中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的使用率、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率、移植后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感染组［45.2%（14/31）比25.0%（28/112），100%（31/31）比78.6%（88/112），64.5%（20/31）比26.8%（30/112），χ 2=4.76、7.98、15.20，均 P<0.05］。本组患儿随访31.6（13.2，45.9）个月，CMV感染对患儿的总生存率无影响（χ 2=0.02， P=0.843）。难治性CMV感染、非难治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7比95.8%（23/24）比86.6%（97/112），χ 2=5.91， P=0.037］，而复发性CMV感染、非复发性CMV感染及未感染组3组患儿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6比88.0%（22/25）比86.6%（97/112），χ 2=0.43， P=0.896］。移植1个月后感染CMV的患儿组在移植后1个月时的CD4 + T细胞绝对计数、比例及IgG水平均显著低于未感染组［124.1（81.5，167.6）×10 6比175.5（108.3，257.2）×10 6个/L，0.240（0.164，0.404）比0.376（0.222，0.469），9.3（6.2，14.7）比13.6（10.7，16.4）g/L， Z=-2.48、-2.12、-2.47，均 P<0.05］，而CD8 +T细胞比例明显高于未感染组［0.418（0.281，0.624）比0.249（0.154，0.434）， Z=-2.56， P=0.010］。 结论:PID患儿UCBT后发生CMV感染与RIC方案、发生Ⅱ~Ⅳ级aGVHD及移植前受者CMV抗体阳性有关。UCBT后发生难治性CMV感染的患儿存活率降低。UCBT后应定期进行免疫重建监测，免疫重建延迟患儿可考虑增加CMV-DNA监测频率。

目的:探讨1例新生儿期起病的极早发炎症性肠病(VEOIBD)患儿的遗传学病因。方法:收集1例因"生后6 d以腹泻、发热起病"于2018年5月23日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VEOIBD患儿的临床及随访资料。对其进行家系全外显子测序(WES)，对可疑致病变异进行Sanger测序及PCR验证。结果:患儿为4.5岁女性，主要表现为腹泻、发热、生长发育迟缓、直肠阴道瘘、甲状腺功能低下，3.5月龄时因严重的肠粘连及肠梗阻而行肠造瘘术。根据其临床表现、消化内镜、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诊断为VEOIBD。该患儿合并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1月龄起予左旋甲状腺素替代治疗。家系WES发现该患儿 DUOX2基因存在c.2654G>T及c.505C>T复合杂合错义变异及 IL10RA基因存在c.301C>T杂合错义变异，进一步数据分析发现该患儿 IL10RA基因的第1外显子存在333 bp的片段缺失。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变异评级相关指南(ACMG)，该患儿 IL10RA：c.301C>T被评级为致病性变异(PS1+PM3+PP3+PP4)， DUOX2：c.2654G>T变异判定为可能致病性变异(PS3+PM3+PM5)， DUOX2：c.505C>T判定为意义未明变异(PM2_Supporting+PM3+PP4)。 结论:对新生儿期起病的极早发炎症性肠病患儿应尽早行基因检测。合并 DUOX2基因变异可能加重了该患儿的临床症状。该结果可为患儿家系的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提供帮助，并进一步增加临床医生对该罕见病的认识。

肠结核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导致的肠道肉芽肿性疾病，无特异性表现，儿童肠结核发病率低，且与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鉴别困难。本例患儿系1岁3月龄儿童，因"反复腹泻伴发热2周"入院，抗感染治疗效果差，肠镜检查提示肠结核或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可能，结核感染T淋巴细胞斑点试验阳性，抗结核治疗后患儿临床症状缓解，生长发育良好，复查肠镜示肠黏膜逐渐修复接近正常。儿童肠结核临床特征不典型，诊断困难，临床上极易漏诊、误诊，临床医师亟需提高对该病的认知和诊疗水平。

儿童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是指发病年龄<6岁，以反复结肠炎、肛周病变及营养吸收障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炎症性肠病(IBD)。不同于成人，单一基因突变在VEO-IBD发病中起重要作用。迄今为止，已发现约70种单基因缺陷参与VEO-IBD的发病机制，包括上皮屏障、中性粒细胞和吞噬细胞的功能、免疫细胞的选择和激活、免疫抑制机制或凋亡。白细胞介素10(IL-10)是一种抗炎细胞因子，参与调节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影响促炎分子的表达和多种免疫细胞的功能，在IBD的发生与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大多数IL-10信号通路缺陷(IL-10或IL-10受体缺陷)的患者会在儿童时期就表现出威胁生命的结肠炎。现就IL-10信号通路缺陷引起VEO－IBD的发病机制和治疗方式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随着生物学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分子诊断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临床实践与治疗。儿童炎症性肠病(IBD)是感染、免疫、环境等因素作用于特定遗传背景下引起的慢性肠道炎症。儿童IBD，尤其是早发、极早发IBD的发病与单基因缺陷关系更为密切。在临床工作中早期识别这类患儿，及时完善基因检测，不仅可以明确基因缺陷类型，而且可以揭示其炎症信号传导通路，为治疗方案选择提供理论依据。同时IBD治疗药物相关的药物遗传学直接影响机体对药物的应答率，从而影响临床缓解及肠黏膜修复，因此尽快了解与揭示亚裔人口的自身药物免疫原性，对减少不必要的医疗资源浪费、减少患儿在诱导缓解及维持缓解期不必要的药物不良反应、减少并发症及复发十分重要。总之，分子诊断在儿童IBD诊治中的意义不仅仅限于病因诊断，对治疗方法及药物选择也有指导意义。

目的:评估胎盘病理在预测胎龄小于28周的极早早产儿不良结局中的作用。方法:这是一项前瞻性观察研究，纳入出生于挪威西部一家医院的123例极早产单胎婴儿为研究对象，根据阿姆斯特丹标准(Amsterdam)对胎盘进行分类。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评估伴有胎儿炎症反应或不伴有胎儿炎症反应的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及母体血管灌注不良与新生儿不良结局之间的关系。新生儿不良结局定义为围生期死亡、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足月龄时磁共振成像的脑病理改变、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新生儿早发型败血症。结果以优势比( OR)和95%可信区间( CI)的形式表达。 结果: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相关( OR 12.2, 95% CI 1.1~137.1)。伴有胎儿炎症反应的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OR 14.9, 95% CI 1.8~122.3)和足月龄时磁共振成像的脑病理改变( OR 9.8, 95% CI 1.4~71.6)相关，而不伴有胎儿炎症反应的组织学绒毛膜羊膜炎与之无相关性。唯一与母体血管灌注不良相关的新生儿结局是低出生体重。 结论:胎盘组织学对评估极早早产儿分娩后新生儿不良结局的风险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目的:探讨1例临床表现不典型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VEO-IBD)28型患儿的临床特征与遗传学病因。方法:选取2021年11月5日于山东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就诊的1例临床表现不典型VEO-IBD28型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临床资料，采集患儿及其父母外周静脉血样，应用高通量测序对患儿进行基因检测，采用Sanger测序进行候选变异家系验证，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患儿为50 d龄男性，具有支气管炎、溃疡性口炎、湿疹、大便略稀等临床表现。高通量测序结果提示患儿 IL-10RA基因存在c.299T>G(p.V100G)与c.301C>T(p.R101W)复合杂合变异，Sanger测序结果显示患儿父亲 IL-10RA基因存在c.299T>G(p.V100G)杂合变异，患儿母亲 IL-10RA基因存在c.301C>T(p.R101W)杂合变异。 IL-10RA基因c.299T>G与c.301C>T变异在HGMD数据库中均已见报道；经gnomAD、1000 Genomes、ExAC及ESP6500等数据库检索，c.299T>G变异未见收录，c.301C>T变异已见收录且为低频变异；经SIFT、PolyPhen-2及Mutation Taster等在线软件分析，c.299T>G与c.301C>T变异均被预测为可能有害性变异；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CMG)相关指南，c.299T>G与c.301C>T变异均被评级为致病性变异(PS3+PM2_Supporting+PP3)。 结论:IL-10RA基因c.299T>G与c.301C>T变异可能为该VEO-IBD28型患儿的遗传学病因，进一步拓展了 IL-10RA基因变异所致VEO-IBD28型患儿表型谱，为该病患儿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对一例在婴儿期出现肛周病变、腹泻及多处肠穿孔的患儿进行临床和遗传学分析。方法:采用新一代外显子目标区域捕获测序技术对患儿进行基因变异检测，对家系成员进行疑似致病性变异的Sanger测序检测。结果:基因测序检测到 IL10RA基因c.301C>T和c.188+1G>A复合杂合变异(其中c.188+1G>A变异未见报道)。患儿被诊断为 IL10RA相关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给予相应治疗并随访16个月。 结论:患儿确诊为 IL10RA相关极早发型炎症性肠病。新发现的c.188+1G>A变异扩大了 IL10RA基因的变异谱。

目的:分析3例X连锁多内分泌腺病肠病伴免疫失调(IPEX)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基因变异情况。方法:总结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13年1月24日至2019年7月29日收治的3例IPEX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与基因检测的结果、治疗及预后的情况。结果:3例患儿均于婴幼儿期起病，其中1例以糖尿病伴酮症酸中毒为首发症状，2例以腹泻起病。3例患儿均有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其中1例经内镜及病理检查诊断为极早发炎症性肠病。3例患儿中有2例合并内分泌腺受累，其中1例表现为1型糖尿病伴甲状腺球蛋白及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阳性，但随访未发现甲状腺功能异常；另1例表现为甲状腺功能低下，予左旋甲状腺素治疗。3例患儿均携带 FOXP3基因错义变异，包括c.1222G>A(p.V408M)、c.767T>C(p.M256T)和c.1021A>G(p.T341A)。1例经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症状缓解，1例予生物制剂加胰岛素治疗后病情稳定，另1例出生后3个月因难治性脓毒性休克及多器官功能衰竭夭折。 结论:FOXP3基因变异相关的IPEX综合征可能具有起病早、临床表现多样的特点。对于婴幼儿期起病的慢性腹泻伴多内分泌腺或多系统受累的男性患儿，需警惕IPEX综合征的可能性，尽早通过基因检测进行诊断和治疗，并为遗传咨询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