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下肢动脉准分子激光消融（excimer laser ablation，ELA）和机械性血栓清除（percutaneo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PMT）术中远端栓塞保护（distal embolic filter protection，DEFP）的应用策略。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8月下肢动脉ELA或PMT术中进行DEFP的29例患者临床资料，回顾分析保护伞的选择、应用指征及策略，分析较大栓子捕获的高风险因素。结果:29例患者中，男21例，女8例，年龄（70.3±11.0）岁。共计29条肢体，32处病变：支架内再狭窄（ISR）5处，血栓形成或栓塞10处，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CTO）17处，根据病变性质选择减容装置。保护伞释放与回收技术成功率100%，栓子总体捕获率77.3%，较大栓子捕获率36.4%，术中远端栓塞发生率3.4%。ELA治疗高度钙化CTO病变或长段ISR病变时，较大栓子捕获率均高达60.0%，且前者较治疗非高度钙化CTO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下肢动脉ELA和PMT术中选择性应用保护伞，对预防远端栓塞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报道1例肾移植术后1个月发生移植肾静脉血栓受者，采用AngioJet机械血栓抽吸术治疗11 d血肌酐降至111 μmol/L，下肢肿胀明显缓解，术后随访肾功能稳定，治疗效果良好。为临床治疗移植肾静脉血栓形成提供参考。

栓子保护装置(embolic protection device，EPD)是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的重要辅助工具，可以显著减少围手术期脑卒中的发生，但同时也会导致新的并发症，如EPD回收困难和失败 [ 1, 2] 。EPD回收失败将意味着手术失败 [ 3] 。EPD回收失败需要外科手术清除或采用补救支架将崁顿在支架内的EPD固定在局部，甚至采取保守方式处理漂流至颈内动脉系统远端的EPD，但是，这些措施均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及医源性并发症 [ 4, 5, 6] 。目前，介入技术和材料的迅猛发展为处理EPD回收困难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工具和策略 [ 7] 。笔者现报道1例颈动脉严重狭窄并伴有钙化、血管迂曲及Ⅲ型弓的患者在行颈动脉自膨式支架置入术时，遇到滤器保护伞回收困难，且导引导管回退至主动脉弓内，在紧急情况下采用6F Sofia中间导管协助并成功回收保护伞的经过，以期为临床同道们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该研究对2019年3月至2022年1月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血管外科收治的8例急性肠系膜上动脉栓塞（ASMAE）患者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8例患者均在局部麻醉下顺利完成Penumbra血栓抽吸系统对肠系膜上动脉血栓抽吸治疗，技术成功率100%，再通时间为25~50（35±8）min，术中失血均小于150 ml，抽出栓子长度1~4 cm。7例经抽吸后血管完全再通，1例部分再通，合并动脉硬化狭窄，结合支架植入治疗后血管完全通畅，所有病例无动脉损伤、远端栓塞等并发症。术后临床症状完全缓解，无肠坏死7例，部分小肠（长度约25 cm）坏死1例，经剖腹坏死肠切除后恢复良好，术后3个月及6个月2次随访，均无肠缺血再次发生。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ASMAE患者，未发生肠坏死以前，采用Penumbra血栓抽吸系统可高效快速清除血栓，恢复肠道血流，改善病情，安全可行，临床效果满意。限于本研究样本量小，需进一步多中心、大样本总结研究。

目的:探讨高龄对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取栓术后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9年11月于北京医院神经外科接受取栓治疗的86例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临床资料。86例患者分为高龄组(年龄≥80岁，33例)和非高龄组(<80岁，53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结局。包括高龄在内的临床因素对所有患者功能结局不良(90 d改良Rankin量表评分为3～6分)的影响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探讨。结果:高龄组患者中女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心房颤动的比例以及就诊时的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均高于非高龄组(均 P<0.05)，而吸烟和术中动脉内应用替罗非班的比例低于非高龄组(均 P<0.05)；两组患者术前阿尔伯塔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SPECTS)、影像学上成功再通[改良脑梗死溶栓(mTICI)分级为2b或3级]以及症状性颅内出血所占比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高龄组患者功能结局不良的比例高于非高龄组[63.6%(21/33)对比35.8%(19/53)， P＝0.012]。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高龄、合并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就诊时的NIHSS评分、发病至股动脉穿刺的时间、应用抽吸取栓、成功再通、完全再通以及合并症状性颅内出血均可能为患者功能结局不良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就诊时的NIHSS评分高( OR＝0.846，95% CI：0.764～0.937， P＝0.001)和未能获得成功再通( OR＝0.130，95% CI：0.022～0.764， P＝0.024)为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取栓患者功能结局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而高龄并非患者功能结局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高龄组获得成功再通患者功能结局良好的比率为44.4%(12/27)，而未获得成功再通患者功能结局良好的比例则为0/6。 结论:就诊时NIHSS评分高和未能获得成功再通的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的功能结局较差。高龄本身可能与前循环急性缺血性卒中患者行取栓治疗后的功能结局不良无关；但高龄患者如能获得成功再通，仍可能获得较好的功能结局。

目的:探讨肺动脉切开取栓术治疗急性肺动脉栓塞的可行性及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0月—2020年7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51例行外科取栓治疗的急性肺动脉栓塞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2例、女29例，年龄22～78（61.7±13.1）岁。51例患者均在浅低温体外循环下行肺动脉切开取栓术，并记录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术后并发症、肺动脉收缩压和三尖瓣反流程度等在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1例患者术中呼吸道大出血死亡。其余50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221（139，303）min，体外循环时间81（44，118）min；术后24 h心率、呼吸频率较术前下降，血氧饱和度、动脉血氧分压较术前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随访7～41个月，平均19个月，期间无患者死亡、肺栓塞复发或严重出血等不良事件发生。34例有完整心脏彩超资料的患者术后1、6个月的肺动脉收缩压与术前相比明显降低，三尖瓣反流程度较术前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肺动脉切开取栓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病死率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低，是治疗急性肺动脉栓塞的有效手段。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 IE）是指心脏内膜表面因微生物感染所致的疾病。IE的发生是一个复杂过程，包括受损心瓣膜内膜形成非细菌性血栓性心内膜炎，瓣膜内皮损伤处聚集的血小板形成赘生物，菌血症时血液中的细菌黏附于赘生物并在其中繁殖，以及病原菌与瓣膜基质分子蛋白和血小板相互作用等 [1]。IE的发病率在中国尚缺乏确切的流行病学统计，在欧洲的发病率约为（3~10）/10万 [2]。IE的临床表现包括全身、心脏和心外多器官症状和体征。神经系统并发症是IE最常见和最严重的心外并发症，发生在约25%的IE患者中，其中约56.5%表现为脑缺血事件 [3]。引起缺血事件的危险因素包括赘生物大小和活动度、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以及二尖瓣受累 [3,4]。如果心脏瓣膜或人工瓣膜上易碎的微生物（通常是细菌）栓子脱落并随血流附着于脑动脉血管壁，可引发感染性颅内动脉瘤（infectious intracranial aneurysm, IIA），其在IE患者中的发生率为2%~10% [5,6]。IIA破裂后主要表现为脑实质出血、脑室内出血和蛛网膜下腔出血，病死率极高 [7]。IE相关性IIA和脑栓塞的诊断和治疗涉及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神经介入科、心内科和感染科等多个学科，在做出最终诊断之前，应对疑似病例进行多学科讨论 [8,9]。本文报道了1例初次就诊诊断为右侧大脑中动脉远端动脉瘤伴颅内血肿患者，入院后行颅内血肿清除及动脉瘤血管内治疗，手术过程顺利，但术后1个月患者出现对侧脑栓塞，经多学科会诊诊断为IE。因IIA临床罕见，诊断及治疗均较为困难，本文重点讨论了疑似IIA诊断后积极查找感染源，尤其是排查IE的重要性，并对IIA的发生机制、影像学表现及不同治疗方案进行了文献复习。

目的 观察以急性缺血性脑卒中(AIS)平扫CT表现预测机械取栓后早期预后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161例来自中心1接受机械取栓的AIS患者,按照7∶3比例将其随机分为训练集(n=113)与内部测试集(n=48);以79例来自中心2同类患者为外部测试集.根据取栓后7天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判断预后良好(＜15分)或不良(≥15分),对比分析治疗前平扫CT表现.序贯以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获取AIS机械取栓后早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并以列线图加以可视化.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区分度,通过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评估校准度,利用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估净收益.结果 Alberta卒中项目早期CT评分(ASPECTS)、大脑中动脉高密度征(HMCAS)及基底神经节区钙化均为AIS机械取栓后早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P均＜0.05);以之联合构建的预测模型及可视化列线图预测内部测试集预后的AUC为 0.776(χ2=6.052,P=0.417),于外部测试集为 0.800(χ2=2.269,P=0.811);DCA显示列线图可在一定阈值概率范围内带来临床净收益.结论 ASPECTS、HMCAS及基底神经节区钙化均为AIS患者接受机械取栓后早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联合三者构建的预测模型及可视化列线图可较为准确地预测机械取栓后早期预后不良.

目的:探讨大腔导管吸栓术联合置管溶栓术治疗急性下肢动脉栓塞(Acute limb arterial embolism,AE)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分析我院收治的32例AE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急诊经皮穿刺下肢动脉造影,明确栓塞部位和范围后,行大腔导管吸栓术并反复数次,术后造影评估血流通畅程度,术毕留置导管溶栓.结果:32例患者经大腔导管吸栓术后,均顺利开通栓塞动脉,有14例患者吸栓后因细小栓子脱落引起远端血管栓塞,经尿激酶溶栓治疗后,9例完全开通,3例部分开通,2例未能开通,但侧支循环较前明显增多.随访(20±5)月,27例患者下肢缺血症状完全消失,4例栓塞侧足部皮肤苍白、皮温低、末梢血运差,1例行截肢治疗.结论:大腔导管吸栓术联合置管溶栓术治疗AE,能够快速清除血栓、恢复血流,临床效果好.

治疗急性缺血性卒中( acute ischemic stroke, AIS)的主要目的是在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形成之前,尽早恢复缺血脑组织的血供,挽救缺血半暗带, AIS发病4. 5 h内静脉注射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的溶栓治疗有效[1-2]. 但在卒中人群中符合静脉溶栓标准的比例不及10％,且在静脉溶栓后3～6个月有2/3的患者仍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尤其对于合并大血管阻塞的卒中患者,其静脉溶栓的血管再通率仅为13％ ～18％ [3]. 在静脉溶栓无效或不适宜静脉溶栓治疗的AIS患者中,机械取栓治疗常可取得理想的效果[4]. 因此,本研究主要对血管内机械取栓装置的历史、发展现状以及未来前景等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