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观察干预MYC-EZH2正反馈环路对3型髓母细胞瘤的影响。方法:在3型髓母细胞瘤的原代细胞中通过慢病毒干扰MYC和EZH2的表达，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蛋白表达，用CCK-8法和克隆形成试验检测细胞增殖，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变化。用MYC的抑制剂(JQ1，10074-G5)及EZH2的抑制剂(EPZ6438，GSK343)处理3型髓母细胞瘤的原代和传代细胞系(D283)后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变化。结果:①在原代细胞中同时用慢病毒干扰MYC和EZH2的表达可更好地抑制MYC和EZH2的蛋白表达；②可明显抑制细胞增殖；③使凋亡显著增加；④MYC的抑制剂(JQ1，10074-G5)和EZH2的抑制剂(EPZ6438，GSK343)均可显著抑制3型髓母细胞瘤的原代细胞和D283细胞的增殖；⑤当联用MYC和EZH2的抑制剂时，多种试剂组合未见其抑制效果显著高于单试剂的抑制效果，但在原代细胞中联用JQ1和GSK343 72 h后，其对细胞的抑制效果则显著高于单用JQ1( P<0.001)或GSK343( P<0.01)的效果，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用慢病毒干扰3型髓母细胞瘤细胞中的MYC-EZH2正反馈环路可更好地抑制肿瘤进展。MYC的抑制剂和EZH2的抑制剂均可明显抑制3型髓母细胞瘤细胞的增殖，有希望应用于3型髓母细胞瘤的靶向治疗。

目的:探讨α烯醇化酶(ENO1)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基于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结果及癌症和肿瘤基因图谱(TCGA)数据库筛选，分析胃癌组织中ENO1表达及对胃癌患者预后的影响，免疫组织化学方法验证ENO1的蛋白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通过生物信息学手段结合分子生物学验证，预测并证实ENO1在胃癌进程中的作用。应用R 3.6.0统计软件分析，两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患者生存时间分析采用Kaplan-Meier分析，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相关系数，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ENO1在胃癌中表达高于正常组织(8.85±0.42比7.94±0.95， P<0.05)，且其表达水平与肿瘤分级呈正相关。机制方面，ENO1与缺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形成正反馈环路，两者共同促进胃癌恶性进展。此外，胃癌组织中ENO1高表达患者预后不佳( HR＝1.64， P<0.05)。 结论:ENO1可能是与胃癌发生发展相关的新分子标志物。

银屑病是一种由免疫介导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发病机理复杂,不易根治.除先天遗传性的因素外,银屑病的发病因素主要是获得性免疫系统及先天性免疫系统的功能紊乱.由各类免疫细胞调控形成的细胞因子免疫环路在银屑病发生和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IL-23/IL-17/IL-36免疫环路近年来备受关注.本文从树突状细胞活化与免疫失衡、树突状细胞源性的IL-23与Th17细胞分化、Th17细胞源性的IL-17与银屑病皮肤炎症、角质形成细胞源性的IL-36与正反馈环形成4个环节综述了 IL-23/IL-17/IL-36免疫环路在银屑病发病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并从IL-23相关抑制剂、IL-17相关抑制剂及IL-36相关抑制剂3个方面分析了国内外IL-23/IL-17/IL-36免疫环路的靶向药物研究现状.最后提出同时针对IL-23/IL-17/IL-36免疫环路中的多靶点干预可能是下一代生物制剂开发的热点.为银屑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及相关药物开发提供参考.

目的 采用62.5 mg咪喹莫特乳膏诱导的小鼠银屑病样皮损模型,探索苦参和土茯苓联用外治银屑病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首先通过银屑病进行期和复发期的小鼠模型,结合HE染色,评价其外治银屑病的作用;其次采用免疫组化研究苦参和土茯苓联用对银屑病的核心病理机制——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殖与皮肤免疫微环境正反馈环路的干预作用;最后利用代谢组学探索苦参和土茯苓联合外用是否通过调节银屑病中炎症、脂质相关代谢通路等治疗银屑病.结果 苦参和土茯苓联用改善小鼠银屑病样皮损;有效减弱小鼠银屑病痊愈后复发,药效与本维莫德相当,并且抑制小鼠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和减少皮肤中T细胞的数量,调节花生四烯酸、鞘脂、色氨酸、苯丙氨酸等代谢通路.结论 苦参和土茯苓联合外用通过抑制表皮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和减少皮肤中T细胞的数量改善小鼠银屑病样皮损及调节代谢干预其复发,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减缓银屑病复发的潜在外用治疗药物.

目的 探讨 HBV 感染肝癌患者外周血中 Treg细胞和吲哚胺2,3-二氧酶(IDO)表达的相关性.方法 对51例 HBV-DNA 阳性原发性肝癌(HCC)患者、44例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29例肝硬化患者和28例健康志愿者(对照组)应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外周血中Treg细胞和IDO的表达水平.结果IDO mRNA表达从高到低依次为 HCC组、CHB组、肝硬化组、对照组.对照组与肝硬化组IDO mRNA表达明显低于其他2组(P<0.01),其余各组之间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Treg细胞计数从高到低依次为 HCC组、肝硬化组、CHB组和对照组;HCC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CHB组外,各组Treg细胞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IDO mR-NA、Treg表达相关性分析:r=0.912,P=0.000,表明患者外周血中IDO的表达与 Treg细胞间呈正相关.结论 HCC组中Treg细胞与IDO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肝癌患者外周血中IDO表达与Treg细胞间呈正相关,即IDO高表达伴随着Tregs比例增高.IDO和Treg细胞之间可能存在正反馈调节环路,二者共同诱导肝癌的免疫耐受,与肝癌的发生发展相关.

目的 通过硝酸甘油致偏头痛大鼠模型,初步探讨蛋白激酶Cγ亚型(PKCγ)、N-甲基-天门冬氨酸受体1(NMDAR1)和磷酸化NMDAR1在偏头痛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将30只成年雌性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干预组,后两组再各自分为发作期组和间歇期组,每组6只.模型组及干预组按Tassorelli Cristina法复制偏头痛大鼠模型,对照组用生理盐水造模.干预组每天灌服氟桂利嗪2 ml(0.5 mg/kg),对照组每天灌服生理盐水2ml.受试动物于第5次造模后2h(发作期组)或第4天(对照组及间歇期组)分别断头处死取脑干组织.RT-PCR法检测PKCγ及NMDAR1 mRNA,Western-Blot检测PKCγ、NMDAR1、磷酸化NMDAR1蛋白的表达.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无论是偏头痛发作期组和间歇期组,还是模型组和干预组大鼠脑干组织中PKCγ、NMDAR1 mRNA及蛋白的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模型组PKCγ依赖的磷酸化NMDAR1蛋白的表达明显上调(P＜0.05);干预组也稍有上调,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模型组与干预组,以及发作期与间歇期相比,磷酸化NMDAR1蛋白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偏头痛的发生发展可能与PKCγ依赖的磷酸化NMDAR1蛋白表达的上调有关,可能与PKCγ mRNA及蛋白、NMDAR1 mRNA及蛋白(非磷酸化)的表达量无关.氟桂利嗪预防偏头痛发作的机制之一可能是打断了PKC-NMDAR这一正反馈环路的恶性循环.

脑性瘫痪简称脑瘫,又称Little病,指发育期胎儿或出生后1个月内婴儿的大脑非进展性缺陷或损害导致的运动障碍及姿势异常的一组综合征,常伴有感觉、知觉、认知、交流、行为障碍及癫痫等[1].脑瘫按运动障碍类型及瘫痪部位可分为6种类型[2]:痉挛型四肢瘫、痉挛型双瘫、痉挛型偏瘫、不随意运动型、共济失调型及混合型.痉挛型脑瘫是最常见的亚型,约占所有病例的2/3左右.目前,痉挛型脑瘫的治疗需要多学科合作干预,主要包括康复训练、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3].康复治疗主要包括作业疗法、物理疗法及语言训练,在脑瘫的治疗中占主要地位.药物干预的主要目的是减轻痉挛,包括口服药物(苯二氮(草)类药物、巴氯芬)、A型肉毒毒素注射(botulinum A toxin,BTX-A)及巴氯芬鞘内注射(intrathecal baelofen,ITB),适用于轻至中度痉挛.手术治疗方法包括腰骶段选择性脊神经后根部分切断术(selective posterior rhizotomy,SPR)、周围神经选择性部分切断术(selective peripheral neurotomy,SPN)、颈动脉鞘交感神经网剥脱术、骨与肌肉肌腱矫形术[4].SPR是目前公认的可以有效解除肢体痉挛状态的手术方式[4-5].痉挛型脑瘫患儿大脑半球的损伤导致下传脊髓中间神经的冲动减少,γ运动神经元活动增强,γ-环路通过正反馈机制引起α运动神经元兴奋性异常增高,从而导致肌肉痉挛.SPR正是通过降低α运动神经元兴奋性,打断牵张反射的正反馈,从而解除肢体痉挛[6].SPR因其有效性和安全性而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现对其近年的研究做一综述.

目的 探讨miR-31-5p/STAT3在结肠炎相关性结肠癌(colitis-associated cancer,CAC)发病机制中的作用,以及黄芪白术汤的干预机制.方法 采用氧化偶氮甲烷(AOM)/葡聚糖硫酸钠(DSS)方法建立C57BL/6小鼠CAC模型,并检测对照组和CAC模型小鼠中microRNA的差异表达.qPCR验证筛选差异microRNA;Western blot检测STAT3、p-STAT3、IL-6Rα的表达水平.结果 一次性腹腔注射AOM,结合3％DSS自由饮用3个循环造模,8周后模型小鼠结肠黏膜出现中、重度异型增生,并伴随大量炎细胞浸润,经检测,CAC小鼠结肠组织中miR-31-5p及STAT3、p-STAT3蛋白的表达明显升高;黄芪白术汤干预后,miR-31-5p及STAT3、p-STAT3蛋白的表达下调.体外研究表明,RAW264.7细胞转染miR-31-5p precursor后,STAT3蛋白明显增高;促炎因子IL-6、TNF-α刺激RAW264.724 h后,miR-31-5p水平也明显升高,提示炎症因子可引起miR-31-5p/STAT3的正相关上调.同时,白术内酯Ⅱ+黄芪甲苷混合物可明显下调IL-6刺激引起的miR-31-5p、STAT3、IL-6Rα 增高.结论 miR-31-5p/STAT3在上皮细胞与免疫细胞之间可能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环路,在CAC病理微环境中发挥持续放大炎症效应,最终导致结肠上皮的异型增生,甚至肿瘤发生.

肠道Tuft细胞因其特殊形态早在60年前就已经被确认为一个单独的细胞类型,但其生理功能还并不十分清楚.近几年来,Tuft cell-ILC2环路在肠道2型免疫中的作用逐渐被发现,即Tuft细胞可作为"感受器"被肠道内寄生虫激活而分泌 IL-25,IL-25 进一步促进 2 型固有免疫细胞(ILC2s)的增生和IL-13的分泌,IL-13作用于肠干细胞导致Tuft细胞和Goblet细胞增生,从而实现了从Tuft细胞到ILC2s到肠上皮的正反馈环路,这一环路的激活还引起小肠长度增加和伴随免疫现象.肠道内琥珀酸盐(Succinate)作用于Tuft细胞表面Sucnr1 受体在激活这一环路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且不依赖于适应性免疫.这些研究揭示了饮食、肠道共生物和Tuft cell-ILC2环路的关系,也极大增进了人们对于寄生虫免疫的理解.本文将对此进行综述.

哮喘的发病与神经系统、免疫系统以及机体的微生物密切相关,三者均可导致哮喘的发生.但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神经肽、免疫细胞与微生物是相互作用的,而皮肤、肺与肠道三者形成的有机整体是阐明这种致病机制的物质基础.皮肤、肺、肠组织中的神经元均可分泌多种神经肽,迅速触发机体局部免疫应答,并与多种免疫细胞相互作用,引起机体菌群的失调,而皮肤、肺、肠组织的相关性为哮喘的发病提供条件.我们以神经肽为基础,总结了通过调控免疫细胞进而改变机体微生物种类,导致哮喘发生与恶化的病理机制.尝试阐明由神经肽-免疫细胞-微生物这一条正反馈环路在哮喘发病的重要性,为临床全面诊疗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