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残角子宫妊娠的临床特点、治疗方案选择及手术治疗后生育力恢复情况。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治的12例残角子宫妊娠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分析所有残角子宫妊娠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诊治经过及手术后妊娠情况。结果:12例残角子宫妊娠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29岁（范围：24~37岁）；8例残角子宫妊娠发生于Ⅰ型残角子宫，4例残角子宫发生于Ⅱ型残角子宫；其中5例术前超声检查误诊。所有患者均行残角子宫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术后9例患者有妊娠需求，5例成功受孕。5例再次妊娠者中，3例自然妊娠，2例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成功妊娠；4例剖宫产术活产分娩，1例孕早期自然流产；均未发生子宫破裂或异位妊娠。结论:残角子宫妊娠患者可通过超声检查进行早期诊断，但超声检查存在一定的误诊率，临床医师需根据病史、查体及辅助检查综合判断并决策，一旦确诊积极手术治疗，必要时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探查。对手术后不孕的患者可积极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并警惕子宫破裂等妊娠并发症的发生，选择剖宫产术终止妊娠较为安全。

目的:探讨电热棒消融术在治疗子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中的可行性和临床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21年6月就诊于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的HSIL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其中符合纳入标准的HSIL患者1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消融组［73例，行子宫颈鳞柱交接（SCJ）区的电热棒消融术］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组（77例，行子宫颈LEEP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及术后并发症，术后随访两组患者的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消退、子宫颈病变残留或复发情况，同时观察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细胞角蛋白7（CK7）蛋白阳性SCJ细胞的变化。结果:（1）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年龄、孕次及术前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异常［≥未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ASCUS）］、HR-HPV阳性率、阴道镜图像评估结果、转化区（TZ）类型（均为TZ完全可见的TZ-Ⅰ和TZ-Ⅱ型）、活检诊断结果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2）消融组、LEEP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费用、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LEEP组术后，有9例（11.7%）显示手术切缘阳性，其中8例为子宫颈外切缘阳性，1例为子宫颈内切缘阳性且术后6个月复发而行二次LEEP术；消融组患者无切缘，无法评估。（3）中位随访时间为11.5个月（9.8，15.0个月）。术后复查TCT，消融组、LEEP组患者术后3、6、9、12、18个月随访时的TCT结果异常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复查HR-HPV，术后3个月随访时消融组HR-HPV阳性率显著高于LEEP组（分别为38.4%和18.2%； χ2=7.57， P=0.006）；而在术后6、9、12、18个月随访时两组患者HR-HPV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活检两组共计3例患者子宫颈发生HSIL；随访期间，两组均无一例进展为子宫颈鳞癌。（4）消融组、LEEP组各有40例患者检测CK7蛋白的表达，两组术前CK7蛋白阳性率分别为80.0%（32/40）、75.0%（30/40），术后CK7蛋白阳性率均下降［分别为12.5%（5/40）、17.5%（7/40）］，两组组内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而两组组间手术前、后CK7蛋白阳性率分别比较，差异则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电热棒消融术用于治疗TZ完全可见的子宫颈HSIL是安全、可行的，与LEEP术具有相同的疗效，均可以达到去除CK7蛋白阳性的SCJ细胞的目的。

我国近年对女性生殖器官畸形的临床诊治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对此类发育异常的临床特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亟须对临床实践及学术交流中一部分既往未斟明确的概念进行更准确地阐释和统一。基于2015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发布的《关于女性生殖器官畸形统一命名和定义的中国专家共识》，结合国内外文献及国内诊治经验，对一部分女性生殖器官畸形进行命名和定义的修订及补充。其中着重进行增订的包括MRKH综合征、阴道斜隔综合征的新分型、残角子宫分型、Robert子宫以及子宫附腔。

目的:探讨单角子宫、卵巢输卵管异位以及异位输卵管妊娠的诊断及治疗。方法:分析1例就诊于山西省中医院的单角子宫无残角合并卵巢输卵管异位于髂血管区且对侧肾异位于盆腔，同时异位的输卵管妊娠的病例资料并文献复习。结果:B超提示该患者生殖泌尿系畸形及异位妊娠可能，术中证实为单角子宫、左侧输卵管卵巢异位于左侧髂血管区、异位输卵管妊娠，输卵管无破口，手术切除异位输卵管，及时手术避免了异位输卵管妊娠破裂出血和髂血管区出血的风险。结论:生殖泌尿系统畸形合并异位妊娠时，超声是可靠的诊断方法，应该警惕异位的卵巢输卵管妊娠的可能，及时手术是异位输卵管妊娠的关键治疗方法。

患者女，45岁，20年前行剖宫产术，3年前因左卵巢囊肿行左卵巢囊肿剥除术，否认吸烟、饮酒史，否认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13岁初潮，平素月经规律。本次首发症状为右下腹痛和右下肢进行性疼痛。增强CT示右卵巢可见不均匀强化肿块，大小3.5 cm×1.5 cm，腹腔、盆腔内见多个轻度强化肿物。颈部超声示甲状腺结节。行全子宫＋双附件＋大网膜切除术＋盆腹腔肿瘤切除术。病理报告提示：恶性卵巢甲状腺肿(malignant struma ovarii, MSO)，滤泡型，伴子宫、腹膜、肠系膜和网膜转移；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细胞角蛋白19(＋)、半乳糖凝集素3(galectin－3；＋)、人骨髓内皮细胞标志物－1(human bone marrow endothelial cell marker－1, HBME－1；＋)、甲状腺球蛋白(thyroglobulin, Tg；＋)、甲状腺转录因子－1(thyroid transcription factor－1, TTF－1；＋)、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hyroid peroxidase, TPO；部分＋)、细胞增殖核抗原Ki－67指数(约1%～2%)、高相对分子质量细胞角蛋白34βE12(－)、CD56(－)、突触素(synapsin, Syn；－)、嗜铬素A(chromogranin, CgA；－)。后患者接受6周期化疗(卡铂500 mg＋紫杉醇240 mg)。化疗期间血清Tg水平持续缓慢上升(从204.3 μg/L升至281.0 μg/L)，癌胚抗原、肿瘤糖类抗原－125变化不明显。6周期化疗后复查CT示：腹盆腔多发肿物，结合病史考虑为残留的肿瘤转移灶，最大径较前变化不明显。化疗结束后行甲状腺结节细针穿刺活组织检查，病理证实为分化型甲状腺癌(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ncer, DTC)。后行甲状腺切除术和中央区淋巴结清扫术。术后病理示：右叶DTC(典型乳头状癌)，左叶结节性甲状腺肿，中央区淋巴结未查见癌(0/3)，pT1N0M0，Ⅰ期。术后患者服用左旋甲状腺素(每日100 μg)行促甲状腺激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 TSH)抑制治疗。后行2次 131I治疗，每次剂量为7 400 MBq，治疗间隔6个月。首次 131I治疗后全身显像(post－therapy whole－body scan, 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残余甲状腺(图1A)；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图1A～1C)。第2次Rx－WBS及SPECT/CT显像示：清除手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成功(图1D)；腹盆腔多发残留MSO转移灶伴 131I摄取，摄取值及摄取灶数目均明显小于第1次显像，多数转移灶最大径缩小，部分病灶完全缓解(图1D～1F)。此外，抑制性Tg水平从第1次 131I治疗前的110.0 μg/L降至第2次 131I治疗后的1.3 μg/L。经过2轮 131I治疗后，解剖学和血清学均取得了明显缓解，没有监测到明显不良反应。目前该患者在TSH抑制下积极随诊监测。对DTC病灶和MSO病灶分别进行二代测序，以下基因突变均为阴性：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proto－oncogene, serine/threonine kinase, BRAF) V600E基因、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TERT)启动子、转染重排(rearranged during transfection, RET)、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irsten rat sarcoma viral oncogene homolog, KRAS)、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neuroblastoma RAS viral oncogene homolog, NRAS)、肿瘤蛋白53(tumor protein 53, TP53)、磷脂酰肌醇－4，5－双磷酸3－激酶催化亚基α(phosphatidylinositol－4，5－bisphosphate 3－kinase catalytic subunit alpha, PIK3CA)。

本文介绍1例特殊部位孤立性子宫囊性腺肌瘤影像学误诊病例。MRI表现为子宫右侧壁见类圆形囊性病变，囊壁与子宫肌层信号相似，病变内部T 1WI呈高信号，T 2WI呈低信号。本例患者术前影像学误诊为残角子宫Ⅱ型，本文分析了误诊的原因和该疾病的鉴别诊断。

14岁女性患者，因月经初潮后原发性痛经渐进性加剧3个月余入院，磁共振成像检查提示子宫畸形可能（残角子宫Ⅱb型）。遂行单孔腹腔镜联合宫腔镜检查术，术中诊断为罕见的Robert子宫。采用单孔腹腔镜联合宫腔镜畸形子宫矫治手术，术中于宫腔放置Foley球囊预防宫腔粘连，并于术后给予雌孕激素周期治疗促进子宫内膜生长。术后随访已1年，患者月经正常来潮，痛经症状完全缓解。本例患者未到婚育年龄，仍需继续随访并关注其妊娠及生育情况。

目的:探讨阴道内镜在隐匿性阴道顶角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诊治中的应用。方法:采用前瞻性临床研究方法，对于2017年5月至2020年6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就诊的子宫全切除术后因高危型（HR）-HPV阳性和（或）细胞学异常的患者，先行阴道镜检查，对阴道镜下阴道顶角暴露不满意的患者纳入本研究，进一步行阴道内镜检查，分析阴道内镜在诊断和治疗隐匿性阴道顶角HSIL中的作用。结果:共有153例子宫全切除术后HR-HPV阳性和（或）细胞学异常且阴道镜检查阴道顶角暴露不充分的患者纳入本研究。患者年龄为（49.8±8.1）岁，153例患者均顺利完成阴道内镜检查，未发生阴道顶角穿孔，无膀胱、直肠损伤。153例患者中，11例（7.2%，11/153）阴道镜下HSIL边界不清，在阴道内镜检查时可见清晰的HSIL边界；23例（15.0%，23/153）阴道镜检查结果为正常和（或）阴道低级别鳞状上内病变（LSIL）的患者，阴道内镜下活检发现有HSIL（即病理升级）。阴道镜下活检（均因阴道顶角暴露不充分同时行阴道顶角盲刮活检）诊断为正常或炎症89例、阴道LSIL 45例、阴道HSIL 19例，阴道内镜下活检病理诊断为正常或炎症56例、阴道LSIL 55例、阴道HSIL 40例（包括2例不除外病变更重者）、阴道癌2例，阴道镜与阴道内镜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阴道镜下阴道顶角盲刮活检的漏诊率达54.8%。40例阴道内镜下见阴道残端HSIL患者中，15例用阴道内镜抓钳完全抓除，22例阴道内镜下用双极电外科系统汽化阴道病灶，3例最终选择行部分阴道壁切除术。37例阴道内镜下接受治疗的阴道HSIL患者中，34例随访满6个月，其中31例阴道HSIL消失，治愈率为91.2%（31/34），HR-HPV阳性率由治疗前的100.0%（34/34）降至治疗后的79.4%（27/34）。 结论:对于子宫全切除术后行阴道镜检查时阴道顶角暴露不充分的患者，阴道内镜有助于暴露并发现隐匿性阴道顶角HSIL，且可同时在阴道内镜下对阴道顶角HSIL进行治疗。

目的:探讨混合性性腺发育不良(mixed gonadal dysgenesis，MGD)患儿的临床特点、导致误诊的原因及处理方式。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5月至2018年4月收治的24例MGD患儿的临床资料。24例患儿的年龄在10～39个月，平均21个月；身高71～97 cm，平均83 cm，其中10例患儿身高低于同年龄段平均身高2个标准差；就诊时22例抚养性别为男，2例抚养性别为女。Prader分级Ⅱ级3例，Ⅲ级15例，Ⅳ级6例。分析患儿性激素测定、性发育相关基因检测结果。对8例常规核型分析性染色体为46，XY的患儿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方法复测，光学显微镜观察患儿切除或活检的性腺组织。结果:本组患儿AMH值在16.57～189.92 ng/ml，均值为69.42 ng/ml；hCG刺激实验后睾酮值在0.71～8.09 nmol/L，均值为4.93 nmol/L。基因检测发现WT1基因致病突变，合并低蛋白血症和蛋白尿1例，诊断为Denys-Drash综合征。核型分析示，12例核型为45，X/46，XY，10例为46，XY(其中8例完成FISH检查证实性染色体为X嵌合XY)，1例为45，X/46，XY/47，XYY，1例为45，X/47，XYY/48，XYYY。24例均存在阴道，22例探查到子宫或半角子宫。送检48份性腺组织，其中24份有发育不良的睾丸，其中1份睾丸性腺中可见未分化性腺组织。19份有纤维条索性腺，1份未分化性腺组织曾被误诊为卵巢。4份可见条索状性腺伴性索状结构。所有性腺组织均未见肿瘤征象。结论:MGD患儿以外阴性别模糊多见常伴苗勒管残件。临床中对考虑诊断MGD的患儿不能仅采用染色体核型分析，可疑者应完善外周血FISH性染色体嵌合型检查。MGD患儿性腺病理检查可见未分化性腺类型，病理易将其识别为卵巢组织，从而将混合性性腺发育不良误诊为卵睾型DSD。

目的 分析经阴道三维超声(3D-TVS)联合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异位妊娠中的诊断价值分析.方法 选取 2018 年1 月—2021 年 12 月在义乌市中心医院就诊的 200 例疑似异位妊娠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手术结果为"金标准",其中确诊为异位妊娠患者 150 例为观察组,非异位妊娠患者 50 例为对照组.所有研究对象均行 3D-TVS、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 200 例疑似异位妊娠患者经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诊为异位妊娠 119 例,经 3D-TVS确诊为异位妊娠 122 例,经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 3D-TVS确诊为异位妊娠 143 例,经手术病理学检查诊断为异位妊娠患者 150 例.与彩色多普勒超声、3D-TVS单项诊断比较,联合检查对子宫残角妊娠(50.00%vs.62.50%vs.100.00%)、宫颈妊娠(50.00%vs.25.00%vs.100.00%)、卵巢妊娠(53.33%vs.60.00%vs.86.67%)及输卵管妊娠(85.37%vs.86.99%vs.95.94%)的检出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5.333、4.800、3.968 及 8.106,均P<0.05).与彩色多普勒超声、3D-TVS单项诊断比较,联合检查对孕囊(31.33%vs.60.00%vs.90.00%)、包块假孕囊(25.33%vs.49.33%vs.80.67%)、胎芽情况(29.33%vs.58.67%vs.86.67%)、胎心情况(40.00%vs.83.33%vs.94.00%)、附件局域包块(46.67%vs.81.33%vs.98.00%)及盆腔积液(54.00%vs.61.33%vs.93.33%)情况的诊断准确性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36.000、32.366、29.604、8.492、22.475 及 43.813,均 P<0.05).与彩色多普勒超声、3D-TVS单项诊断比较,联合检查对平均经线≤2 cm孕囊(32.53%vs.57.83%vs.85.54%)、平均经线>2 cm孕囊(29.85%vs.62.69%vs.95.52%)的检出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48.226、21.852,均P<0.05).与对照组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参数比较,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12.36±2.34)mm vs.(6.95±0.78)mm]降低,阻力指数(0.53±0.06 vs.0.79±0.08)、搏动指数(0.63±0.07 vs.0.89±0.09)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4.610、21.080 及18.620,均P<0.05).与对照组患者 3D-TVS参数比较,观察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15.47±2.94)mm vs.(5.12±0.62)mm]降低,阻力指数(0.62±0.07 vs.0.72±0.08)、搏动指数(0.71±0.08 vs.0.92±0.10)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0.670、7.887 及 13.470,均P<0.05).与 3D-TVS、彩色多普勒超声单项诊断比较,联合诊断对异位妊娠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3D-TVS联合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使异位妊娠检出率提高,并提高孕囊、包块假孕囊、胎芽情况、胎心情况、附件局域包块及盆腔积液情况的诊断准确性,提供更为清晰的超声图像,且两者联合诊断价值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