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是一种反复发作的慢性气道炎性疾病。气道重塑是哮喘的重要病理生理特征，气道重塑过程中的病理改变加速了肺功能的恶化，同时也降低了对治疗的反应性。外泌体是由多种细胞释放的胞外生物性囊泡，包含多种生物信息分子，介导细胞间信号转导，参与炎性反应和免疫调节等多种生理病理过程。作为介导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的介质，外泌体在哮喘的气道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

支气管哮喘是儿童常见的涉及免疫反应所致的以气道高反应、气道炎症、气道重塑为特征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目前糖皮质激素和变应原特异性免疫疗法存在一定限制。许多动物实验结果证实，间充质干细胞(MSCs)可通过免疫调节作用减轻哮喘动物模型气道炎症、改善气道高反应、逆转气道重塑。因此，MSCs作为儿童哮喘有效治疗策略，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现就近年来在MSCs治疗哮喘的动物实验作用机制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综述，以探讨MSCs治疗哮喘的价值。

支气管哮喘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以气道炎症、气道高反应性、气道重塑为特征的一种异质性疾病。目前支气管哮喘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机体对变应原的免疫耐受缺陷是导致哮喘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1型调节性T细胞(type 1 T regulatory cells，Tr1)可以诱导免疫耐受，是过敏原特异性免疫疗法(allergen specific immunotherapy，AIT)的理论基础之一。促进Tr1细胞分化成功建立机体免疫耐受状态或许是支气管哮喘防治的关键。文章对支气管哮喘中Tr1细胞诱导免疫耐受的机制以及AIT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气道慢性疾病，气道炎症和气道重塑是哮喘的特征性表现，均可导致气道高反应性和肺功能受限。气道重塑作为一个独立的特征，其病理变化主要包括上皮杯状细胞黏液层功能失调，上皮下基底膜增厚，上皮-间质转化，气道平滑肌增殖和收缩，细胞外基质沉积，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变，血管生成增加。目前临床上对于哮喘的治疗只是控制气道炎症，还不能真正逆转气道重塑所引起的病理改变。因此，进一步发掘引起其病理变化的潜在治疗靶点尤为重要，包括老药新用、靶向炎症细胞因子、沉默哮喘易感基因、调节功能基因表达等方面。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慢性气管炎症性疾病，大多数患者通过规范使用药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或较好改善，但仍有部分重度哮喘患者尽管接受大剂量吸入皮质类固醇和长效β 2受体激动剂的治疗仍然难以控制。支气管热成形术的诞生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支气管热成形术是通过支气管镜进入直径>3 mm的气道由远到近逐一进行射频消融，可有效减少气道平滑肌质量，改善哮喘症状，有效控制哮喘。全球哮喘防治倡议指南、欧洲呼吸学会/美国胸科学会指南均推荐支气管热成形术治疗重症哮喘。我国2014年正式批准将该技术用于临床。目前已有多家医院开展了这项技术，但其完整的作用机制及临床长期疗效仍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本文就支气管热成形术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评估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自噬是否参与屋尘螨(HDM)诱导的哮喘气道重塑，评估自噬抑制剂氯喹(CQ)在小鼠哮喘模型中的临床疗效。方法:用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单独或联合自噬抑制剂CQ共同体外培养人支气管上皮细胞，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气道重塑相关蛋白胶原蛋白Ⅰ(Collagen-Ⅰ)、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及自噬相关蛋白(LC3-Ⅰ/Ⅱ)表达。2、用6~8周龄的BALB/c小鼠建立HDM诱导过敏性哮喘动物模型，正常对照组用生理盐水替代；HDM+CQ组小鼠在HDM激发第4周开始同时给与CQ(50 mg/kg)鼻内注射2周，收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进行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分析计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测TGF-β、白细胞介素(IL)-4、IL-5含量，采用两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统计数据。 结果:TGF-β可增强人支气管上皮细胞Collagen-Ⅰ、α-SMA及自噬标志物LC3-Ⅰ/Ⅱ的表达，加用自噬抑制剂CQ后Collagen-Ⅰ、α-SMA表达均被到抑制HDM+CQ组嗜酸细胞数低于HDM组[(1.36±0.17)×10 5比(2.54±0.13)×10 5， t＝13.275， P<0.01]；HDM+CQ组中性粒细胞数低于HDM组[(0.45±0.06)×10 5比(0.59±0.08)×10 5， t＝72.582， P<0.05]；HDM组TGF-β高于对照组[(16.82±1.35) ng/ml比(5.90±1.03) ng/ml， t＝11.234， P<0.01]；HDM+CQ组TGF-β低于HDM组[(13.13±1.98) ng/ml比(16.82±1.35) ng/ml， t＝17.035， P<0.05]；HDM+CQ组IL-4低于HDM组[(52.75±5.12) pg/ml比(61.13±4.57) pg/ml， t＝10.790， P<0.05]。Western blot检测肺组织匀浆中Collagen-Ⅰ、α-SMA及LC3-Ⅰ/Ⅱ的表达：HDM组Collagen-Ⅰ、α-SMA及LC3-Ⅱ的表达较对照组均明显增强，给与自噬抑制剂CQ后Collagen-Ⅰ、α-SMA的表达明显减弱。 结论:自噬参与了过敏性哮喘的气道重塑，自噬抑制剂可减轻哮喘模型小鼠中气道炎性细胞的聚集及气道重塑因子的生成。

抗胆碱能药物作为支气管扩张剂在治疗阻塞性气道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哮喘)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抗胆碱能药物分短效抗胆碱能药物(short-acting muscarinic antagonists，SAMA)和长效抗胆碱能药物(long-acting muscarinic antagonists，LAMA)。异丙托溴铵是儿科临床常用的SAMA，经吸入途径给药。异丙托溴铵和短效β 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联合使用可以控制不同年龄段不同程度哮喘患者的急性发作。噻托溴铵既是LAMA，又是长效支气管扩张剂，它与M1、M2、M3受体选择性竞争性结合。噻托溴铵可减少Th2细胞因子和气道炎症，降低气道高反应性，抑制气道重塑。该文就抗胆碱能药物在儿童哮喘治疗中的研究新进展进行综述。

支气管哮喘(哮喘)是一种伴随气道高反应性、可逆性气流阻塞、气道重塑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许多研究表明，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与其配体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和PD-L2之间的相互作用在T细胞激活、耐受和免疫介导的组织损伤中发挥关键作用。但PD-1与其配体PD-L1和PD-L2在哮喘气道高反应性和气道炎症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仍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本文就PD-L1和PD-L2在哮喘发病机制中的潜在作用以及未来在该疾病防治中的潜在价值作一综述。

为探讨骨形成蛋白（BMP）4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在低氧性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相关肺动脉高压（BPD-PH）的肺动脉平滑肌细胞（PASMC）增殖中的作用机制，我们通过BMP4基因敲低（ Bmp4 lacZ/+）小鼠和细胞实验分别验证BMP4对于BMP4-PH心肺组织形态学改变和下游信号的影响。结果显示，低氧性BPD-PH模型中 Bmp4 lacZ/+小鼠心肺病变较野生型减轻；低氧的 Bmp4 lacZ/+和野生型中非Smad通路中的p38和Erk1/2磷酸化水平表达均升高，敲低BMP4后p-Erk1/2下调比p-p38更明显，而Smad通路无此改变。细胞实验结果表明，低氧可促进BMP4、p-Erk表达和PASMCs增殖；头蛋白（noggin）抑制BMP4表达后可下调低氧中高水平表达的Erk，进一步沉默Erk可下调低氧以引起PASMCs增殖。因此，在BPD-PH中低氧可以引起BMP4上调，主要通过Erk引起PASMCs过度增殖，参与到BPD-PH的血管重塑过程，降低BMP4表达可以下调Erk减少PASMCs过度增殖引起的心肺病变。

目的:评估新型国产远段打孔覆膜支架（Talos支架）治疗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选取2018年2月至2019年12月在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使用Talos支架治疗的25例TBAD患者为研究对象。术中血管造影确定释放支架后保留的分支动脉数；术后第5天通过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患者疼痛情况；比较患者术前和术后6、12个月CT血管造影（CTA）气管分叉水平主动脉直径、真腔直径、假腔直径；在术后1、6、12、24个月进行随访，记录支架相关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再次手术情况及存活率。结果:纳入患者男19例，女6例，年龄（52.6±11.1）岁。术中血管造影显示保留了4（1，7）条分支动脉，术后第5天VAS评分为1（0，1）分。术前和术后6、12个月气管分叉水平主动脉直径分别为（34.9±1.1）、（34.6±0.9）、（34.8±1.0）mm，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926）；术前和术后6、12个月气管分叉水平真腔直径分别为（13.3±1.6）、（21.8±1.0）、（22.3±1.1）mm，术前和术后6、12个月气管分叉水平假腔直径分别为（20.8±2.2）、（4.5±1.5）、（4.6±1.7）mm，术后6、12个月真腔直径和假腔直径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术后30 d未发生支架相关不良事件；术后12个月未发生二次手术，未发生Ⅰ型和Ⅲ型内漏，无死亡病例与截瘫病例，支架结构、位置保持良好；术后24个月无死亡与截瘫病例，未发生支架相关不良事件。 结论:使用Talos支架治疗TBAD能够有效帮助主动脉重塑，同时能够保留肋间动脉与脊髓动脉，具有较好的临床效果和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