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性,78 岁,因全身起红斑伴瘙痒 2 年,加重伴发热 0.5个月而就诊.皮肤科检查:四肢、躯干可见弥漫性红斑,边界不清,上覆大量细碎皮屑,呈对称分布,肤温高;右小腿及左足外踝见多个圆形黄豆大小凹陷性溃疡,内可见黄白色分泌物;右侧臀部见 1 个巴掌大小黄褐色痂皮,伴少量渗液;双下肢轻度水肿.入院后以红皮病查因给予专科对症治疗,皮损未见明显改善,且于尾骶部、臀部及双侧大腿外侧发现多个散在浅表溃疡面,全身鳞屑明显增多,双下肢水肿明显加重.取皮屑行细菌镜检:镜下发现大量活体疥螨、虫卵及粪便.结合临床最终诊断为:挪威疥疮.患者在院期间共发现与其相关的陪护、医护人员和医学生共 36 例出现皮疹伴剧烈瘙痒.处理:将院内暴发情况上报院感科,患者及陪护单间隔离和治疗,感染者及接触者追踪记录情况,并要求同步进行规范治疗,每日做好环境及物品消杀工作等.1 个月后随访,所有确诊及疑似病例未发生反复,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结直肠癌是全球第4大常见恶性肿瘤，其肝转移发病率高，5年生存率仅为14%。早期关于肝移植治疗不可切除结直肠癌肝转移(NRCLM)的研究结果并不乐观。然而，随着外科技术和围手术期管理的进步，如何应用肝移植为NRCLM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问题重新受到关注。最近的研究表明，通过制订严格的受者选择标准，可以显著提高这些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率。NRCLM肝移植术后肿瘤复发仍是一个重要问题，但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肺部，如果积极治疗，对总生存率的影响很小。供者肝脏的短缺是肝移植的一个主要限制因素，但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使用扩展标准供者、活体肝移植和开发创新手术技术等策略得到缓解。总之，肝移植作为一种治疗NRCLM的方法前景广阔，但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完善相关技术和策略。

胶质母细胞瘤(GBM)是成人最常见的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恶性肿瘤,其预后不良的主要原因是肿瘤复发,GBM复发与其独特的肿瘤微环境异常有关,包括微血管状态、水分子运动、离子环境、蛋白质变化、氧代谢和免疫异常等.近年来,功能MRI技术已在GBM复发肿瘤微环境研究方面取得较多进展,可反映GBM复发的微血管结构、水分子扩散、离子代谢物、蛋白表达和组织氧张力等方面的异常.GBM肿瘤微环境研究已从离体病理生理学层面拓展到活体功能成像水平.本文就GBM复发微环境相关的功能MRI研究[PWI、DWI、MRS、酰胺质子转移成像(APT)和血氧水平依赖性功能磁共振成像(BOLD-fMRI)]进展进行综述.

自适应光学(AO)作为一项新兴技术,与眼底相机、扫描激光检眼镜以及光相干断层扫描检查设备相结合,可对光感受器细胞、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和视网膜血管系统进行成像.目前,AO技术已应用于各种眼底疾病,包括遗传性视网膜疾病、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视网膜血管性疾病、视网膜炎性疾病和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的早期诊断、管理和监测.视网膜细胞和结构的可视化对于理解眼底疾病的病理生理学以及监测其病程和治疗效果至关重要,AO技术的应用为眼底成像带来了重大突破,然而AO技术的普及还存在扫描范围和屈光间质混浊的影响等局限性.全面了解AO技术为眼底成像提供更新视野,有望推动AO技术的眼科临床应用,使眼底影像水平达到细胞级的"眼底活体成像".

神经嵴细胞是脊椎动物胚胎发育过程出现的一个广泛迁移的多能干细胞群体,谱系追踪是有关其研究的重点.150多年来,神经嵴相关研究经历了从形态学观察到单细胞水平的转变.本文对同位素标记、嵌合体、活体染料、体外克隆分析、基因条件重组、单细胞测序等研究手段在神经嵴研究中的运用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通过对子宫移植潜在供者与受者的调查研究，探讨筛选子宫移植潜在受者和供者的有效方法。方法:观察对象为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02例完全性子宫性不孕症(absolute uterine factor infertility，AUFI)患者。按照临床需求和既往研究制定8个方面的调查内容，对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10月之间通过门诊或电话咨询子宫移植临床试验的人群发放登记表。收集信息后，录入系统并处理数据。结果:数据有效的人群数量为84例，其中有子宫供者的受者的人群数量为37例。潜在受者的平均年龄为26.0岁(18～47岁)。在潜在受者中，有76例(90.5%)患有先天性AUFI，8例(9.5%)为获得性AUFI。对可提供子宫的潜在供者进行调查，潜在供者的平均年龄为47.5岁(32～64岁)，处于绝经或围绝经期状态的比例为56.8%。结论:目前在国内具备开展子宫移植临床试验的需求和基础，但器官捐献人群储备和术前筛查预备存在固有缺陷，如供者年龄偏大、参与者主客观因素制约等。子宫移植临床试验术前筛查需要针对性扩大筛查范围、延长筛查时间、普及筛查知识，以提高试验成功率。

有10年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史的患者因恶心就诊，经保肝治疗后转氨酶好转，但HBV DNA持续高载量，考虑免疫耐受期可能，未行抗病毒治疗。随访转氨酶持续异常，HBV DNA下降，免疫球蛋白G(IgG)最高达33.00 g/L，抗核抗体效价为1∶320，肝组织病理检查示慢性乙型肝炎。经抗病毒治疗后HBV DNA阴转，肝功能和IgG复常。病毒性肝炎和自身免疫性肝炎均可引起高IgG血症，肝活体组织检查是重要评估手段。

目的:总结和探讨儿童肝移植术后淋巴增殖性疾病的诊治要点。方法:对2013年6月至2019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12例肝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儿童受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发病特点、病理特征、治疗方案及转归情况进行整理分析。结果:12例受者中10例原发病为胆道闭锁，1例为隐源性肝硬化，1例为尿素循环障碍。11例行亲属活体肝移植术(LDLT)，1例接受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肝移植，术后均采用他克莫司为基础的免疫抑制方案。所有儿童受者均经病理明确诊断，6例为PTLD传单样病变，1例为滤泡增生型PTLD，1例为多形性PTLD，2例为Burkitt淋巴瘤，1例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1例为经典霍奇金淋巴瘤。发病时间为术后11.5个月(5～32个月)。临床表现主要包括发热、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贫血、黄疸、腹泻、腹痛、肠梗阻和肠穿孔。12例儿童受者的血液EBV-DNA水平均为阳性。治疗措施主要包括减少或停用免疫抑制剂，11例接受抗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治疗，4例接受了化学药物治疗(R-CHOP，ABVD，COPP/ABV方案)，1例联合放射治疗。2例儿童受者因肠穿孔行手术治疗。11例经治疗达到完全缓解，好转出院并规律随访。1例因PTLD复发死亡。结论:EBV-DNA的监测和影像学检查有助于PTLD的早期诊断，根据不同的病理分型采用减低免疫抑制剂、抗CD20单抗、手术、化疗和放疗等治疗可以改善儿童肝移植受者的预后。

内镜超声（EUS）既能诊断，也具有治疗价值。本文重点介绍EUS引导下组织获取和EUS引导下引流治疗的最新进展。近年来已逐渐从细胞抽吸的细胞学诊断过渡至获取组织条进行组织学诊断和分子生物学分析。人工智能在EUS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对于活体组织检查阴性患者，人工智能可能有助于指导临床决策。EUS引导下引流治疗的适应证越来越广。EUS引导下引流术被认为是包裹性胰腺液体积聚的一线治疗方案。对于恶性胆道梗阻，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ERCP）治疗失败后，EUS引导下姑息性引流治疗目前被认为是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的替代方案。对于不选择外科手术的急性胆囊炎患者，EUS引导下胆囊穿刺引流术优于经皮胆囊穿刺造瘘术。其他EUS引导下胃肠吻合术，如胃出口梗阻的EUS引导下胃肠造口术、Roux-en-Y分流术后EUS引导的经胃ERCP术等，目前在技术上均可行，但尚需更多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来验证其临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