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卵巢浆液性肿瘤组织中转导蛋白β样1X相关蛋白1(TBL1XR1)、睾素2蛋白表达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02例卵巢浆液性癌病人(恶性组),50例卵巢交界性浆液性肿瘤病人(交界组),48例卵巢良性浆液性肿瘤病人(良性组).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组织中TBL1XR1、睾素2蛋白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血清TBL1XR1、睾素2 mRNA表达水平.Kaplan-Meier分析TBL1XR1、睾素2蛋白不同表达情况与生存时间关系.Cox回归模型分析恶性组病人不良预后影响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血清TBL1XR1、睾素2 mRNA对恶性组不良预后预测价值.结果 恶性组TBL1XR1、睾素2蛋白高表达率高于交界组,交界组又高于良性组(P<0.05).恶性组、交界组、良性组血清TBL1XR1(2.27±0.58,1.41±0.37,1.06±0.13)、睾素2 mRNA表达水平(2.66±0.67,1.58±0.40,1.09±0.15)逐次降低(P<0.05).FIGO分期为Ⅲ～Ⅳ期、淋巴结转移及组织学分级为高级别TBL1XR1、睾素2蛋白高表达率高于Ⅰ～Ⅱ期、淋巴结无转移及低级别(P<0.05).生存分析显示,TBL1XR1、睾素2蛋白高表达组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低于TBL1XR1、睾素2低表达组(P<0.05).Cox多因素回归分析,FIGO分期Ⅲ～Ⅳ期、淋巴结发生转移、组织学分级为高级别、TBL1XR1高表达、睾素2高表达是卵巢浆液性癌病人不良预后危险因素(P<0.05).恶性组死亡病人血清TBL1XR1(2.65±0.61比1.82±0.54)、睾素2 mRNA表达水平(3.10±0.76比2.15±0.57)高于生存病人(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TBL1XR1、睾素2 mRNA预测恶性组病人不良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都为0.84;二者联合预测不良预后的AUC为0.94,优于TBL1XR1、睾素2 mRNA单独预测(Z=2.24、P=0.025,Z=2.17、P=0.030).结论 卵巢浆液性癌组织及血清TBL1XR1、睾素2均为高表达,与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组织学分级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血清TBL1XR1联合睾素2具有较高的预后预测价值.

患者女,56岁.因突发左眼视力下降,伴眼前黑影遮挡感2 d于2014年12月30日到中部战区总医院眼科就诊.左眼慢性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病史3年,胆囊炎行胆囊切除手术20年,右肾结石行经皮肾结石取出手术2年,甲状腺乳头状癌行全甲状腺切除手术1年.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卵巢肝样腺癌（hepatoid carcinoma of the ovary，HCO）是一种罕见的原发于卵巢的具有肝样分化特征的特殊类型腺癌。绝经后妇女较为多见，常伴有血清甲胎蛋白水平显著增高，病理形态特征类似于肝细胞癌，免疫组织化学甲胎蛋白、HepPar-1、Glypican3的表达对诊断有帮助。目前多数人认为HCO起源于卵巢表面上皮，多处取材有时可见混杂浆液性癌等其他腺癌成分。鉴别诊断包括肝样卵黄囊瘤、转移性肝细胞癌、支持间质肿瘤等。本例报道HCO中检测到CTNNB1基因突变（p.D32Y），TERT突变（启动子区C228T突变）；其对HCO来源和潜在治疗靶点选择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目的:探讨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的HBOC患者12例，所有患者经术前穿刺或手术标本病理诊断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其中3例为乳腺癌和卵巢癌双原发。对患者的临床、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果:HBOC超声影像表现为形态规则8例，边界清楚9例，无毛刺征10例，无钙化10例，后方回声增强10例；最大血流速度（0.21±0.09）m/s，血管阻力指数0.72±0.17，纵横比≤1者8例。12例HBOS患者中，浸润性导管癌9例，伴有髓样特征的乳腺癌3例；组织学分级：Ⅱ级7例，Ⅲ级5例；分子分型：Luminal B型2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型4例，三阴性型6例。3例卵巢癌及乳腺癌双原发患者组织学类型均为高级别浆液性癌。结论:HBOC是一类具有特殊遗传学背景的肿瘤性疾病，超声及病理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超声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注意询问病史及家族史，降低误诊率，提高诊断率。

目的:使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预测晚期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新辅助化疗（NACT）患者预后的标志物，并进行临床验证，探讨其预后预测效能。方法:（1）通过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2（GEPIA2）、肿瘤免疫研究数据库（TIMER2.0）等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的卵巢癌组织中细胞角蛋白20（CK20）、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Wilms瘤基因1（WT1）基因的功能、表达及预后差异。（2）选取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2年11月至2018年8月间收治的121例初治晚期（Ⅲa~Ⅳb期）卵巢癌患者，应用免疫组化法检测癌组织中相关标志物CK20、HER-2、WT1的表达，回顾性分析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结合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CK20、HER-2、WT1基因的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用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结果:（1）生物信息学分析：多种在线工具联合分析显示，CK20、HER-2及WT1基因及蛋白在正常卵巢组织与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均无显著差异（ P均>0.05）；且各基因在不同分期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HER-2基因低表达卵巢癌患者（212例）的总生存率（OS）显著高于HER-2基因高表达者（212例； P=0.019）。HER-2基因表达与浸润的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数呈正相关（ r=0.162， P=0.010）。基因本体（GO）通路富集发现，HER-2和WT1基因共同参与生长的正向调节、细胞生长调节、血管生成的调节、细胞生长4条信号通路。（2）临床验证：免疫组化法检测显示，晚期卵巢癌组织中CK20、HER-2、WT1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4.8%（30/121）、52.9%（64/121）、79.3%（96/121）。CK20蛋白在行新辅助化疗（NACT）后的卵巢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低于行初次肿瘤细胞减灭术者（ P<0.001）；WT1蛋白在低分化卵巢癌、卵巢浆液性癌组织中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中高分化、其他病理类型者（ P=0.032、 P=0.048）。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是影响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OS的独立因素（ P=0.038）；治疗方案、化疗反应是影响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OS及无病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P均<0.05）。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发现，CK20、HER-2、WT1基因中单基因或多基因联合检测对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均不高，其ROC曲线下面积（AUC）均<0.7；其中，3个基因联合检测对卵巢癌患者死亡或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分别为0.586、0.594），单基因检测中以WT1对死亡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5）、HER-2对复发的预测效能最高（AUC为0.568）。 结论:CK20蛋白阴性表达可能与行NACT的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HER-2及WT1蛋白阳性表达可能与初治晚期卵巢癌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目的:探讨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TAT3）与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CAF）共同影响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化疗耐药的机制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收集2009年9月—2017年10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接受手术治疗且术中留取肿瘤组织标本的高级别卵巢浆液性癌患者共119例，其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资料完整，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制备本院患者的卵巢癌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化EnVision二步法检测组织芯片中STAT3、CAF活化的特异性标志物——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CAF分泌的Ⅰ型胶原蛋白（COL1A1）的表达水平，分析STAT3、FAP、COL1A1蛋白表达与卵巢癌化疗耐药及患者预后的关系，并分析3种蛋白之间表达的相关性；结合国际公共数据库——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中GSE26712数据集收录的人卵巢癌组织的基因表达及患者预后信息，对本院卵巢癌患者的检测结果进行验证。结果:（1）本院资料的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显示，化疗耐药是影响卵巢癌患者总生存时间（OS）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01）。（2）本院化疗耐药患者的卵巢癌组织中STAT3、FAP、COL1A1蛋白的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化疗敏感者（ P均<0.05）。本院的卵巢癌组织芯片中STAT3、FAP、COL1A1蛋白高表达患者的OS均显著短于低表达患者（ P均<0.05）；对GEO数据库中GSE26712数据集收录的卵巢癌资料的分析显示，高表达STAT3、FAP、COL1A1基因的卵巢癌患者的OS也均显著短于低表达患者（ P均<0.05），其验证结果与本院卵巢癌患者的检测结果均一致。（3）相关性分析表明，本院的卵巢癌组织芯片中，STAT3蛋白与FAP、COL1A1蛋白的表达均呈显著正相关（ r=0.47， P<0.001； r=0.30， P=0.006）；对GEO数据库中GSE26712数据集收录的卵巢癌资料的分析显示，STAT3基因与FAP、COL1A1基因的表达也均呈显著正相关（ r=0.31， P<0.001； r=0.52， P<0.001）。 结论:STAT3与CAF共同作用，可能促进卵巢癌的化疗耐药，进而导致卵巢癌患者的预后较差。

目的:总结胰腺浆液性囊腺瘤(SCN)和黏液性囊腺瘤(MCN)的CT和MRI影像学特征及诊断，探讨其对外科治疗策略选择的意义。方法:收集2014年6月至2017年12月间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行手术切除并经病理证实为SCN或MCN患者的临床资料，对一般情况、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及术前误诊病例进行分类分析。结果:共纳入98例胰腺囊性肿瘤病例，包括71例SCN，26例MCN和1例黏液性囊腺癌。病变75.5%位于胰体尾部，89.8%表现为单囊，其中44.9%囊壁强化，39.8%囊内有实性成分，38.8%囊内出现分隔，14.3%囊壁钙化。CT和MRI总的诊断正确率为36.7%(36/98)，诊断模糊率为28.5%(28/98)，误诊率为34.7%(34/98)，CT和MRI高估性误诊率分别为23.0%(14/61)和29.7%(11/37)。其中CT诊断正确率为31.1%(19/61)，MRI诊断正确率为45.9%(17/37)，两种检查的诊断正确率及误诊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CT和MRI对胰腺囊性肿瘤正确诊断率低，误诊率高，且接近1/4的患者因高估性误诊接受了不必要的手术。因此，胰腺囊性肿瘤正确的影像学诊断对外科治疗策略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的:探讨微小RNA(miRNA，miR)-590-3p靶向叉头框蛋白A2(FOXA2)对肿瘤细胞增殖和转移特性的影响。方法: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分析人卵巢上皮细胞HOSEpiC和卵巢癌细胞skov3中miR-590-3p水平；将人浆液性卵巢癌细胞系skov3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分别采用miRNA对照和miR-590-3p抑制剂转染skov3细胞，72 h后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克隆形成实验和体外移植瘤实验分析两组细胞的增殖能力；采用Transwell和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分析两组细胞迁移、侵袭和上皮间质转化能力；采用生物信息学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miR-590-3p的靶基因，Western blot分析两组细胞靶基因表达以及增殖和迁移相关蛋白表达水平。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人卵巢上皮细胞HOSEpiC miR-590-3p表达水平(0.77±0.14)明显低于卵巢癌细胞skov3 miR-590-3p表达水平(1.22±0.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450， P<0.05)。对照组细胞48 h吸光度值(2.06±0.13)明显高于观察组(1.37±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9.279， P<0.05)。对照组细胞克隆形成数量[(125.83±12.19)个]明显高于观察组[(103.67±10.04)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69， P<0.05)。对照组细胞肿瘤体积[(976.68±79.77) mm 3]明显高于观察组[(718.60±52.52) mm 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619， P<0.05)。对照组细胞肿瘤肿瘤[(4.42±0.51) g]明显高于观察组[(2.74±0.33) 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807， P<0.05)。对照组细胞迁移数量[(134.50±9.89)个]明显高于观察组[(108.17±7.63)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163， P<0.05)。对照组细胞侵袭数量[(93.83±5.31)个]明显高于观察组[(73.29±5.21)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414， P<0.05)。对照组细胞上皮细胞标志物E-钙黏蛋白(E-cadherin)表达水平(0.67±0.13)明显低于观察组(1.25±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763， P<0.05)。对照组细胞间质细胞标志物β-连环蛋白(β-catenin)和N-钙黏蛋白(N-cadherin)表达水平(1.25±0.12、1.22±0.13)明显高于观察组(0.92±0.06、0.69±0.0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6.091、8.993， P<0.05)。FOXA2是miR-590-3p的靶基因。对照组细胞FOXA2蛋白表达水平(1.21±0.13)明显低于观察组(2.16±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200， P<0.05)。 结论:miR-590-3p沉默可显著促进靶蛋白FOXA2表达，抑制卵巢癌细胞增殖和转移能力。

目的:探讨胰十二指肠切除术（PD）治疗壶腹部周围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 019例壶腹部周围疾病行PD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 193例，女826例；年龄为63（15）岁。观察指标：（1）手术情况。（2）术后情况。（3）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4）壶腹部周围恶性肿瘤预后分析。采用电话和门诊方式对壶腹部周围恶性肿瘤患者定期随访，术后第1年每3个月随访1次，1年后每6个月随访1次，了解患者术后生存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2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IQR）或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1）手术情况。2 019例患者中，2016—2018年收治1 116例，2019—2020年收治903例；1 866例行开腹PD，153例行腹腔镜或机器人辅助PD；1 049例行标准PD，970例行保留幽门的PD；215例行PD联合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切除；3例行PD联合动脉切除。2 019例患者手术时间为255（104）min，术中出血量为250（200）mL，术中输血率为31.401%（623/1 984），35例术中输血资料缺失。2016—2018年收治的1 116例患者中保留幽门、联合门静脉-肠系膜上静脉切除、术中输血分别为585例（52.419%）、97例（8.692%）、384例（34.941%）；2019—2020年收治的903例患者中上述指标分别为385例（42.636%）、118例（13.068%）、239例（27.006%）；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9.14，10.05，14.33， P<0.05）。（2）术后情况。2 019例患者术后住院时间为13（10）d。2 019例患者中，1例术后并发症资料缺失，2 018例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为45.292%（914/2 018），其中B级或C级胰瘘发生率为23.439%（473/2 018），B级或C级出血发生率为8.127%（164/2 018），B级或C级胃排空延迟发生率为15.312%（309/2 018），胆瘘发生率为2.428%（49/2 018），腹腔感染发生率为12.884%（260/2 018）。患者二次手术率为1.932%（39/2 019），在院死亡率为0.644%（13/2 019），术后30 d死亡率为1.238%（25/2 019），术后90 d死亡率为2.675%（54/2 019）。2016—2018年收治的1 116例患者术后总体并发症、B级或C级出血、B级或C级胃排空延迟、腹腔感染、术后90 d死亡分别为541例（48.477%）、109例（9.767%）、208例（18.638%）、172例（15.412%）、39例（3.495%）；2019—2020年收治的902例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373例（41.353%）、55例（6.098%）、101例（11.197%）、88例（9.756%）、15例（1.661%）；两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22，9.00，21.30，14.22，6.45， P<0.05）。2016—2018年收治的1 116例患者中在院死亡11例（0.986%），2019—2020年收治的903例患者中在院死亡2例（0.221%），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3）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2 019例患者术后病理学检查疾病部位：胰腺1 346例（66.667%），其中恶性肿瘤1 023例（76.003%），其他良性或低度恶性疾病323例（23.997%）；十二指肠乳头250例（12.382%），其中恶性肿瘤225例（90.000%），其他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25例（10.000%）；胆总管174例（8.618%），其中恶性肿瘤156例（89.655%），其他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18例（10.345%）；壶腹部140例（6.934%），其中恶性肿瘤134例（95.714%），其他良性或低度恶性肿瘤6例（4.286%）；十二指肠91例（4.507%），其中恶性肿瘤52例（57.143%），其他良性或低度恶性疾病39例（42.857%）；其他部位18例（0.892%），均为恶性肿瘤。2 019例患者中，恶性肿瘤1 608例（79.643%），良性或低度恶性疾病411例（20.357%）。1 608例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类型：腺癌1 447例（89.988%），导管内乳头状黏液肿瘤伴癌变37例（2.301%），腺鳞癌35例（2.177%），腺癌伴其他癌成分29例（1.803%），神经内分泌癌18例（1.119%），鳞癌1例（0.062%），其他类型41例（2.550%）。411例良性或低度恶性疾病患者术后组织病理学类型：导管内乳头状黏液肿瘤107例（26.034%），慢性或自身免疫性炎性疾病62例（15.085%），神经内分泌肿瘤58例（14.112%），胰腺浆液性囊腺瘤52例（12.652%），胰腺实性假乳头状肿瘤36例（8.759%），胃肠道间质瘤29例（7.056%），绒毛管状腺瘤20例（4.866%），胰腺黏液性囊腺瘤2例（0.487%），胰腺或十二指肠外伤2例（0.487%），其他类型43例（10.462%）。（4）壶腹部周围恶性肿瘤预后分析。1 590例壶腹部周围主要部位恶性肿瘤患者生存分析结果显示：1 023例胰腺癌患者中，969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0~69.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0.9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19.5个月［95%可信区间（ CI）为18.0~21.2个月］，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4.28%、29.22%、17.92%。225例十二指肠乳头癌患者中，185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0~68.9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6.7个月，中位生存时间随访期间未达到，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4.92%、78.87%、66.94%。156例远端胆管癌患者中，110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0~69.5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5.9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50.6个月（95% CI为31.4~NR），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0.37%、56.11%、48.84%。134例壶腹癌患者中，100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0~67.8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8.1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62.4个月（95% CI为37.8~NR），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0.57%、64.98%、62.22%。52例十二指肠癌患者中，38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0~69.5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6.2个月，中位生存时间为52.0个月（95% CI为30.6~NR），1、3、5年生存率分别为93.75%、62.24%、40.01%。不同部位壶腹部周围恶性肿瘤患者术后生存情况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63.76， P<0.05）。 结论:PD在大容量胰腺中心施行安全、可行，但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高。随着PD手术量增长，术后总体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下降。不同部位壶腹部周围恶性肿瘤患者行PD后生存时间存在差异，十二指肠乳头癌、壶腹癌、十二指肠癌和远端胆管癌行PD后5年生存率较好，胰腺癌行PD后5年生存率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