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卵巢浆液性肿瘤组织中转导蛋白β样1X相关蛋白1(TBL1XR1)、睾素2蛋白表达水平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5年4月至2017年4月南通大学附属肿瘤医院102例卵巢浆液性癌病人(恶性组),50例卵巢交界性浆液性肿瘤病人(交界组),48例卵巢良性浆液性肿瘤病人(良性组).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组织中TBL1XR1、睾素2蛋白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血清TBL1XR1、睾素2 mRNA表达水平.Kaplan-Meier分析TBL1XR1、睾素2蛋白不同表达情况与生存时间关系.Cox回归模型分析恶性组病人不良预后影响因素.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血清TBL1XR1、睾素2 mRNA对恶性组不良预后预测价值.结果 恶性组TBL1XR1、睾素2蛋白高表达率高于交界组,交界组又高于良性组(P<0.05).恶性组、交界组、良性组血清TBL1XR1(2.27±0.58,1.41±0.37,1.06±0.13)、睾素2 mRNA表达水平(2.66±0.67,1.58±0.40,1.09±0.15)逐次降低(P<0.05).FIGO分期为Ⅲ～Ⅳ期、淋巴结转移及组织学分级为高级别TBL1XR1、睾素2蛋白高表达率高于Ⅰ～Ⅱ期、淋巴结无转移及低级别(P<0.05).生存分析显示,TBL1XR1、睾素2蛋白高表达组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低于TBL1XR1、睾素2低表达组(P<0.05).Cox多因素回归分析,FIGO分期Ⅲ～Ⅳ期、淋巴结发生转移、组织学分级为高级别、TBL1XR1高表达、睾素2高表达是卵巢浆液性癌病人不良预后危险因素(P<0.05).恶性组死亡病人血清TBL1XR1(2.65±0.61比1.82±0.54)、睾素2 mRNA表达水平(3.10±0.76比2.15±0.57)高于生存病人(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血清TBL1XR1、睾素2 mRNA预测恶性组病人不良预后的曲线下面积(AUC)都为0.84;二者联合预测不良预后的AUC为0.94,优于TBL1XR1、睾素2 mRNA单独预测(Z=2.24、P=0.025,Z=2.17、P=0.030).结论 卵巢浆液性癌组织及血清TBL1XR1、睾素2均为高表达,与FIGO分期、淋巴结转移、组织学分级及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血清TBL1XR1联合睾素2具有较高的预后预测价值.

男，足月顺产，出生体重2700 g，身长48 cm，出生后9个月发现不能翻身，1岁不能站立，2岁时脑电图检查提示轻度异常，3岁后在大人搀扶下仅能走几步，只会发"爸爸"、"妈妈"等简单声音，并出现无明显诱因的癫痫发作，每5~6 h一次，脑电图有异常放电。患儿现6周岁，体重22 kg，身高110 cm，语言能力差，智力低下，运动障碍。查体：精神尚可，呼吸尚平，情绪不稳定，反应略迟钝，特殊面容：前额狭窄，头顶略尖，鼻梁凹陷，宽鼻。牙齿发育异常，牙齿中间有色素沉着。右手通贯掌，上肢肌张力正常，下肢肌张力稍高，行走步态不稳，不会跑；阴茎外观正常，右侧隐睾，大小便不能自理。

2020年11月9日就诊于东营市胜利油田中心医院，足月出生，体质量为3 260 g，身长50 cm，无特殊面容，出生后发现外生殖器发育异常，尿道下裂，阴茎向下弯曲，尿道外口位于阴茎腹侧根部，右侧睾丸鞘膜积液(图1)。B超检查在膀胱后方探及2.5 cm × 0.4 cm类子宫回声，内见线状高回声，双侧睾丸形态大小正常，双侧隐睾。对患儿进行外周血染色体检查，G显带核型分析示45，X[76]/46，X，psu idic(Y)[24]？(图2A、2B)。后加做C显带证实部分细胞系为46，X，psu idic(Y)(q12)(图2C)。拷贝数变异测序检测提示X染色体拷贝数为1，Y拷贝数为0.5(图3)，与核型分析结果一致。出生后48 d性激素检查结果(括号内为参考范围)：黄体生成素9.47 IU/L(参考值：男0.62 ~ 4.08 IU/L，女< 0.05 IU/L)，卵泡刺激素15.37 IU/L(参考值：男0.41 ~ 3.02 IU/L，女1.23 ~ 17.4 IU/L)，雌二醇77.07 pmol/L(男< 47 pmol/L，女< 79 pmol/L)，睾酮4.51 nmol/L(参考值：男0.69 ~ 7.6nmol/L，女< 0.4 nmol/L)。抗苗勒管激素152.5 pmol/L(参考值：男425 ~ 1 810 pmol/L，女< 49 pmol/L)。患儿父母均为34岁，外观无异常，否认近亲结婚，既往曾生育1女，表型正常。此次妊娠孕24周诊断为"妊娠期糖尿病"，孕34周时用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好。本研究通过了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Q/ZXYY-ZY-YWB-LL202252)，患儿监护人签署了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

男，14岁2个月，8年多前发现生长缓慢，平均每年3 ~ 4 cm，3年前出现步态不稳。患儿系第2胎，孕40周出生，体重3.35 kg，出生及喂养无特殊。查体：身高144.5 cm(<-3SD)，体重36 kg，弓状眉，高耳位，左眼斜视，面部多痣，口微张，双臂细长，臂展147.5 cm，蜘蛛指，拇指及拇趾宽大，左侧隐睾，双侧睾丸均约3 mL，阴茎长4 cm，未见阴毛、腋毛，胸椎向左弯曲，行走时向右倾斜(图1)。生长激素激发试验：峰值生长激素3.6 ng/mL(< 10 ng/mL)，血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125 ng/mL(183 ~ 850 ng/mL)，GnRHa激发试验：峰值黄体生成素51.7 IU/L(0.8 ~ 6.0 IU/L)、峰值卵泡刺激素17.6 IU/L(1.2 ~ 7.0 IU/L)，甲状腺功能、骨代谢检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皮质醇、硫酸去氢表雄酮、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均正常。X线：骨化中心10/10颗，骨龄约13岁(GP图谱法)。脊柱正侧位片：骶椎曲度欠自然。头颅MRI：垂体无异常，脑外侧间隙增宽，双侧侧脑室增宽(图2)。心、肝、肾以及肾上腺B超均未见异常。其母孕期无特殊史，父母及姐姐身高、体重及智力运动均正常，未见畸形。本研究通过了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批准号2020-IRB-195)，患儿监护人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目的:以氯化镉（CdCl 2）染毒青春前期雄性SD大鼠和睾丸支持细胞（TM4细胞），研究镉暴露对睾丸自噬水平和血睾屏障完整性的影响。 方法:于2021年7月，将9只4周龄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3组：对照组（生理盐水）、低剂量组（1 mg/kg体重CdCl 2溶液）、高剂量组（2 mg/kg体重CdCl 2溶液），采用腹腔注射的方式进行染毒。24 h后采用HE染色法观察大鼠睾丸组织形态学变化，生物示踪法观察血睾屏障的完整性，并检测睾丸组织中微管相关蛋白轻链3（LC3）-Ⅰ、LC3-Ⅱ的表达水平。0、2.5、5.0和10.0 μmol/L CdCl 2溶液处理TM4细胞24 h检测镉的毒作用，将细胞分为空白组（未染毒）、染毒组（10 μmol/L CdCl 2）、实验组[10 μmol/L CdCl 2+60 μmol/L 3-甲基腺嘌呤（3-MA）]和抑制剂组（60 μmol/L 3-MA），处理24 h后，Western blot分析LC3-Ⅱ、泛素结合蛋白p62、紧密连接蛋白ZO-1和黏附连接蛋白N-cadherin的表达情况。 结果:高剂量组大鼠睾丸组织形态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曲细精管分布不均匀，形态不规则，生精上皮变薄，结构疏松，细胞排列紊乱，细胞核异常深染，支持细胞出现空泡；生物示踪法结果显示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大鼠血睾屏障完整性受到破坏；Western blot结果发现与对照组比较，低、高剂量组大鼠睾丸组织中LC3-Ⅱ表达水平升高，差异有统计意义（ P<0.05）。与0 μmol/L比较，5.0、10.0 μmol/L CdCl 2染毒后，TM4细胞中ZO-1和N-cadherin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62表达水平和LC3-Ⅱ/LC3-Ⅰ比值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染毒组比较，实验组TM4细胞p62表达水平、LC3-Ⅱ/LC3-Ⅰ比值明显下降，ZO-1和N-cadherin相对表达量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镉对雄性SD大鼠生殖系统的毒性作用机制可能与影响睾丸组织细胞自噬水平和破坏血睾屏障完整性有关。

患儿，男，2岁5个月，系第2胎第2产，36周 +4顺产，有吸氧史、保温箱史及新生儿抢救史，出生时缺氧性肺炎，高胆红素血症肺透明膜病。患儿2个月（2018年5月8日）时于潍坊眼科医院就诊，行新生儿眼底筛查时发现双眼先天性白内障（见图1），行眼科A超和B超检查。A超测量双眼眼轴长度（Axis length，AL）均为17.98 mm，B超检查双眼眼后段未见明显异常，泪道冲洗示双眼泪道阻塞。患儿3个月（2018年6月11日）时于潍坊眼科医院全身麻醉下分别行双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术+晶状体后囊膜切除术+前部玻璃体切割术，术中发现双眼晶状体后囊膜发育不完全，且视轴区后囊膜局限性混浊，直径约3 mm；术后患儿配镜并行视觉训练，至6个月（2018年9月18日）时发现患儿体格及精神运动发育迟缓，建议患儿于儿科会诊。儿科行全身检查及基因检测，结果示：患儿特殊面容，包括面容耳大、鼻梁高、下颌小，喉鸣音，四肢肌张力低下，右侧隐睾，下牙龈囊肿，尿常规检测见蛋白尿（+），肾脏B超未见明显异常。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在 OCRL基因上发现1个位于X染色体（chrX128696700）的半合子突变，为蛋白编码区的第1182位碱基（c.1182dutT）发生移位导致的氨基酸改变（p.A395Cfs*21），其父母均未检测出该基因异常，确诊Lowe综合征。2年来患儿一直于当地医院儿童康复科行康复训练及视觉训练。患儿于2020年8月3日至潍坊眼科医院就诊。入院后行心脏及肾脏彩超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尿常规化验结果示：尿白细胞（+-），尿酮体（+-），尿蛋白（+）。裂隙灯显微镜检查示：角膜透明，前房深度正常，房水清，瞳孔圆，直径约3 mm，对光反应略迟钝，无晶状体，后膜囊瞳完整，眼底检查不配合（见图2）。角膜映光检查：左眼注视，右眼外斜约20°；右眼注视，左眼外斜约20°。A超检查示右眼AL 19.20 mm，左眼AL 19.25 mm。双眼B超检查示：眼后段未见明显异常（见图3）。患儿分别于2020年8月4日及8月11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双眼Ⅱ期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术中植入人工晶状体。术后左右眼眼压（ICare回弹式眼压计）分别为18.9、19 mmHg（1 mmHg=0.133 kPa），患儿眼球震颤较术前减轻，能追物。术后2周、4周、3个月复诊时较之前可更快抓取目标物体，行走时有效避开障碍物，患儿家属对治疗表示满意。

目的:探讨46，XY性发育异常(DSD)患者的分子诊断方法和临床特点，加深对疾病的认识。方法:采用基于多重PCR的AA芯片法和探针捕获法两种靶向二代测序技术，对2009年7月至2021年6月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诊治的206例46，XY DSD患者进行基因检测，并对分子诊断明确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结果:206例患者中，同时有小阴茎、尿道下裂、隐睾三种表型的患者诊断率最高，可达75.28%。患者均有不同程度外生殖器男性化不全表现，其中小阴茎伴有尿道下裂最为常见(87.25%)。81例(39.32%)患者检测为单一基因突变，104例(50.49%)患者存在多个基因突变，21例(10.19%)患者未检测到基因突变。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和基因组学(ACMG)指南统计致病和可疑致病比例，发现明确分子诊断的有107例，诊断率为51.94%，包括类固醇5α-还原酶2(SRD5A2)突变40例(37.38%)，雄激素受体(AR)突变36例(33.64%)，类固醇生成因子1(NR5A1)突变18例(16.82%)，17β-羟类固醇脱氢酶3(HSD17B3)突变6例(5.61%)，17α-羟化酶/17，20-裂解酶(CYP17A1)、Wilms肿瘤相关基因1(WT1)、GATA结合蛋白4(GATA4)突变各2例(1.87%)，黄体生成素受体(LHCGR)突变1例(0.93%)。在81例青春期后患者中，29例有乳房发育，其中25例(86.21%)为AR突变。结论:46，XY DSD患者的临床表型和分子病因复杂。靶向二代测序具有高通量、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尤其对遗传异质性较强的46，XY DSD病因诊断具有重要价值。

男，1月。否认有毒有害物质接触史。查体：先天性心脏病，耳廓小，耳位低，尿道下裂，隐睾，B超显示腹腔内未见子宫、卵巢组织。实验室检查：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29.92 pmol/L(正常参考范围：1.56~14.00 pmol/L)；采集患者外周血进行淋巴细胞培养，制备染色体，G显带，染色体核型为46，XX，t(2；3)(q11.2；p23) (图1)。临床诊断：先天性心脏病、两性畸形、肾上腺皮质增生症。

目的:分析性发育异常(DSD)儿童的临床诊治特点，进一步提高DSD的诊治水平。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11月在本院泌尿外科住院的52例性发育异常患儿的临床资料，将患儿分为A组(46，XX DSD，11例)、B组(46，XY DSD，20例)和C组(性染色体DSD，21例)，总结分析三组患儿的临床诊断及治疗特点。结果:C组的年龄低于A、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未进行性腺活检率、有阴道子宫率高于B、C组，B组性腺病理学为睾丸组织率、有前列腺囊率高于A、C组。差异有统计学差异( P<0.001)。A组：性别认定9例，包括尿道成形术2例，拟青春期行阴道成形术1例，糖皮质激素治疗＋阴蒂整形术4例，糖皮质激素治疗1例，糖皮质激素治疗＋拟青春期阴道成形、阴蒂整形术1例。B组：性别认定13例，其中性别改变5例，均为社会性别女性改为男性，包括尿道成形术8例，卵睾切除＋尿道成形术1例，卵睾切除＋前列腺囊切除＋尿道成形术1例，双侧性腺切除＋阴蒂整形术1例，双侧性腺切除＋生长激素治疗1例。C组：性别认定19例，尿道成形术11例，混合性腺切除＋盆腔囊性包块切除＋尿道成形术3例，双侧性腺切除＋阴蒂整形术2例，混合性腺切除＋尿道成形术3例。 结论:多学科诊治模式下制定个体化治疗可全面、全程、有效为DSD患儿提供诊疗思路，值得临床推广。

目的:探讨隐睾症患儿腹腔镜下手术时机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临沂市中心医院接诊的隐睾症患儿150例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全部接受手术患儿的年龄中位数作为截断值分为低年龄组（ n=75）和高年龄组（ n=75）。纳入调查患儿手术时机的选择情况。对隐睾症患儿腹腔镜下手术时机进行单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并建立腹腔镜下手术时机的预测模型和预测效能分析。 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手术时机患儿的家庭收入水平、医疗费用支付形式、父母受教育程度、居住地属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2.37、21.70、9.28、9.52、7.73，均 P <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偏低、医疗费用支付形式为自费、患儿父母受教育程度偏低、居住地为农村的隐睾症患儿为腹腔镜下手术时机发生延误的独立危险因素（ OR=0.31、0.21、0.08、0.05、0.12、0.13、0.14、0.21、0.42，均 P < 0.05）。依据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风险模型，一致性指数（C-index）为0.713。利用各独立影响因素、 P值预测概率对手术时机情况进行预测，约登指数分别为22.67%、22.67%、25.33%、28.00%、22.67%、60.00%。 结论:接受隐睾症手术的患儿仍然会出现手术时机延后的情况，部分影响因素造成手术拖延，利用影响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