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患者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2年1月至2021年4月收治的HBOC患者12例，所有患者经术前穿刺或手术标本病理诊断证实为浸润性乳腺癌，其中3例为乳腺癌和卵巢癌双原发。对患者的临床、乳腺超声影像及病理学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果:HBOC超声影像表现为形态规则8例，边界清楚9例，无毛刺征10例，无钙化10例，后方回声增强10例；最大血流速度（0.21±0.09）m/s，血管阻力指数0.72±0.17，纵横比≤1者8例。12例HBOS患者中，浸润性导管癌9例，伴有髓样特征的乳腺癌3例；组织学分级：Ⅱ级7例，Ⅲ级5例；分子分型：Luminal B型2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型4例，三阴性型6例。3例卵巢癌及乳腺癌双原发患者组织学类型均为高级别浆液性癌。结论:HBOC是一类具有特殊遗传学背景的肿瘤性疾病，超声及病理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超声医师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注意询问病史及家族史，降低误诊率，提高诊断率。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与临床病理特征。方法: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病理科确诊的100例子宫内膜癌病例，利用Sanger测序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按照第5版WHO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分类诊断流程进行分子分型，分析各分子亚型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10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26~72岁，平均年龄53岁。POLE突变型10例，其中“双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2例（2/10），G3级宫内膜样癌2例（2/10），其他高级别亚型3例（3/10）。错配修复缺陷型38例，其中“双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1例（1/38，2.6%），宫内膜样癌36例（36/38，94.7%）；21例（21/38，55.3%）表现为MLH1、PMS2同时缺失，20例（20/21，95.2%）为MLH1甲基化阳性病例，即为散发性子宫内膜癌；6例（6/38，15.8%）行Lynch综合征相关基因胚系检测，其中1例为Lynch综合征相关子宫内膜癌。无特异分子特征型44例，其中G1~2级宫内膜样癌34例（34/44，77.3%），G3级宫内膜样癌7例（7/44，15.9%）。p53异常型8例，其中G3级宫内膜样癌4例（4/8），其他高级别亚型2例（2/8），且1例（1/8）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患者。结论:正确解读子宫内膜癌中POLE基因突变、MMR蛋白及p53蛋白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是进行分子分型的关键，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的诊断流程和规范进行判读，确保分子分型的准确性。

目的:分析典型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S)的临床病理特征及家族遗传特点，探讨遗传咨询及预防性手术的具体实施及意义。方法:以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诊治的HBOCS姐妹4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检测及遗传咨询，追溯家族史并绘制家系图。结果:研究对象家系中三代共7例患者分别患乳腺癌、卵巢癌及输卵管癌(Ⅰ 2、Ⅱ 4、Ⅱ 8、Ⅲ 7、Ⅲ 10、Ⅲ 11、Ⅲ 12)，其中1例(Ⅲ 7)先后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第一代患者(Ⅰ 2)患癌年龄为60岁，第二代(Ⅱ4、Ⅱ8)患癌年龄均为55岁，第三代(Ⅲ 7、Ⅲ 10、Ⅲ 11、Ⅲ 12)患癌年龄为42~50岁。HBOCS家系同代4例患者于肿瘤医院治疗，基因检测均发现胚系BRCA1突变。2例已经患卵巢癌(Ⅲ 10、Ⅲ 12)；1例实施预防性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时发现输卵管癌(Ⅲ 11)，补充分期术后发现盆腔淋巴结转移；另有1例未患癌者接受预防性双侧输卵管切除术(Ⅲ 15)。结论:HBOCS家系较为罕见，符合患者患癌逐代年轻化特点。重视卵巢癌患者的遗传咨询，及时发现HBOCS家系行基因检测及预防性手术非常关键。

目的:探讨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表型在遗传性乳腺癌-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HBOC）综合征与散发性卵巢癌（SOC）患者中的差异。方法:本研究为探索性研究，纳入标准是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284例未经选择（指连续性病例）的卵巢癌患者，行高通量DNA测序，测序范围包括BRCA1和BRCA2基因全编码区、外显子-内含子连接区、非翻译区、启动子区。收集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的卵巢癌患者，进行突变位点分析，比较HBOC综合征与SOC患者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表型的差异。结果:（1）284例卵巢癌患者中，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者77例，突变率为27.1%（77/284），其中BRCA1基因突变率为19.7%（56/284）、BRCA2基因突变率为6.7%（19/284）、BRCA1/2基因共同突变率为0.7%（2/284）。284例卵巢癌患者中，73例HBOC综合征患者的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率为43.8%（32/73），显著高于211例SOC患者的突变率［21.3%（45/211）； χ2=13.905， P<0.01］；其中，BRCA1基因突变率HBOC综合征患者高于SOC患者［分别为87.5%（28/32）、62.2%（28/45）］，BRCA2基因突变率HBOC综合征患者低于SOC患者［分别为6.2%（2/32）、37.8%（17/45）］，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77例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患者中，75例患者为1个位点突变，2例为多个位点突变（包括1例同时2个位点突变、1例同时3个位点突变），共有突变位点80个，突变类型以移码突变（55.0%，44/80）和无义突变（31.2%，25/80）为主。（2）73例HBOC综合征患者中，存在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者32例，其中突变发生于BRCA1基因者28例，主要位于BRCA1基因外显子11和24（分别为9、7例）；而突变发生于BRCA2基因者仅2例，均位于BRCA2基因外显子11；另有2例为多个位点突变。211例SOC患者中，存在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者45例，其中突变发生于BRCA1基因者28例，主要位于BRCA1基因为外显子11和24（分别为15、2例）；突变发生于BRCA2基因者17例，主要位于BRCA2基因外显子11（11例）。（3）本研究新发现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位点34个，其中位于BRCA1基因20个，包括1个位点位于内含子6，为301+1G>A，其余19个位点位于外显子，为283_286delCTTG、68_69delAG、132C>T、514_547+3del37、742delA、1126_1129delAATA、1196delA、1352_1364del、1465G>T、2171delC、2341G>T、3359_3363delTTAAT、4085_4086ins11、4161_4162delTC、4165_4166delAG、4258G>T、4338_4339del8insAGAA、4468G>T、4783delA；位于BRCA2基因14个，包括1个位点位于内含子7，为631+1G>A，其余13个位点位于外显子，为2648delT、2914A>T、2950_2951insG、4357+1G>A、5054C>T、5257A>T、5291_5292insTC、5913delT、3593delA、6091_6092insA、6135_6136delTT、7452delT、9097_9098insA。重复突变共有28例，均位于BRCA1基因，其中位点5470_5477del8重复6次，981_982delAT重复3次，这两个位点可能是卵巢癌患者的始祖突变。 结论:HBOC综合征患者的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率显著高于SOC患者；HBOC综合征患者的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位点好发于BRCA1基因外显子11和24，而SOC患者主要发生于BRCA1基因外显子11和24以及BRCA2基因外显子11。BRCA1∶5470_5477del8、BRCA1∶981_982delAT两个位点可能是中国卵巢癌患者的始祖突变，新发现的BRCA基因致病性突变位点34个，丰富了中国人群BRCA基因突变谱。

目的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中国医疗工作者对妇科肿瘤遗传咨询和检测的观点和建议. 方法 在肿瘤遗传咨询培训班的学员中通过书面和微信问卷调查参与者的一般特点,以及对遗传性卵巢癌和Lynch综合征相关内膜癌的看法和倾向.分析这些看法的趋势和比例,以及参与者特征对这些看法的影响. 结果 在注册的98位学员中,总计76人(77.6％)回应了问卷.大部分参与者为妇产科执业医师(77.6％)、研究生学历(77.6％)且在30～50岁间(77.6％).参与者对大部分问题的选择存在异质性,认同度≥66.7％的观点包括:应该根据家族史和(或)个人史选择患者进行遗传性卵巢癌的遗传检测(94.7％);遗传性卵巢癌家系验证不应区分性别(68.4％);对于BRCA1/2致病突变携带者应进行预防性药物治疗以降低乳腺癌风险(75.0％);应该选择性进行内膜癌相关Lynch综合征的筛查和检测(69.7％),主要是根据家族史和(或)个人史(86.8％). 结论 调查研究显示,妇产科医师在内的中国医疗工作者对于妇科肿瘤遗传咨询和检测的观点和建议分歧较大,与指南和共识的要求和推荐也存在重大差异.

目的 对1例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syndrome,HBOC)家系的易感基因进行初步筛选. 方法 该家系4代46名成员中有4例为乳腺癌和卵巢癌双源肿瘤,1例为双侧卵巢癌.选择3个核心成员的血样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对突变位点进行注释和分析.于TCGA(the cancer genome atlas)和GEO(gene expression omnibus)数据库下载乳腺癌和卵巢癌患者资料,分析mRNA表达数据. 结果 WES筛选的突变位点进行dbSNP过滤,得到可能跟疾病相关的16个突变基因.继而在其余7个家系成员中进行重测序验证,发病者中均有FAM83E基因突变(NM-017708:p.Ser387Gly).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TCGA和GEO数据,发现FAM83E基因在乳腺癌和卵巢癌组织中的表达,较正常组织明显升高. 结论 FAM83E基因可能在乳腺癌和卵巢癌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

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2(breast cancer gene 1/2)在细胞DNA损伤和修复通路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对于保持基因组的完整性至关重要.早期研究发现BRCA1/2是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主要致病因素,BRCA1/2突变携带者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大幅增加;近年研究表明,BRCA1/2突变增加了结肠癌、胰腺癌、皮肤癌以及男性前列腺癌等的发病风险.BRCA1/2突变患者存在共同的分子病理基础,将来可能独立于病理组织诊断之外,作为临床药物治疗的重要依据,包括铂类为代表的化疗药、PARP抑制剂、PD-1抗体、ALDH2抑制剂、mTOR抑制剂等.

林奇综合征(lynch syndrome,LS)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既往称为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hereditary nonpolyposis colorectal cancer,HNPCC),是由DNA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基因MLH1、MSH2、MSH6和PMS2的胚系突变引起.LS患者有多种癌变倾向、发病低龄化及家族易感性,可同时或异时发生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卵巢癌、胃癌和乳腺癌等,女性患者中EC与之最为密切,目前我国对于LS相关EC(LS-EC)认识尚不足,并未形成完整的诊疗标准或指南.为提高对LS-EC的认识,综述LS-EC的分子机制、临床病理特征、筛查及诊断、临床治疗手段、预防等.

妇科恶性肿瘤严重威胁着女性的健康,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影响妇科肿瘤发生、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遗传易感性逐渐被重视.研究表明多达10％的肿瘤可归因于遗传基因突变,这种基因突变增强了个体对特定癌症的易感性.具有特定癌症风险的个体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开发和普及更好的检测方法来及时发现高危人群.在这一领域,我国起步晚,发展较慢,基因筛查项目并未普及到现行妇科肿瘤的筛查项目行列.现就妇科遗传性肿瘤中最常见的遗传癌症综合征: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林奇综合征以及多发性错构瘤综合征,从临床特征、基因及基因检测、预防与治疗等方面的现状及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增加人们对遗传癌症综合征的全面了解,重点强调高危人群均应行相关基因筛查,进而在发病前实施临床干预措施,使患者受益.

卵巢癌的死亡率在妇科恶性肿瘤中始终居首位.2018年,卵巢癌在全球范围内有295 414例病例,其中184799例死亡[1].我国2015年卵巢癌新发病例达52100例,死亡约22500例[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遗传因素在卵巢癌的发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0％-24％的卵巢癌与胚系基因变异相关[3-5].常见的遗传性卵巢癌(HOC)包括:(1)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HBOCS),其与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为主的DNA同源重组修复(HRR)通路相关基因变异有关.约50％的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与同源重组缺陷(HRD)有关[6],其中BRCA变异的比例高达30％[6],其他HRR 基因如 ATM、BARD1、BRIP1、CHEK1、RAD51C、RA4D51D也与卵巢上皮性癌有关.(2)林奇综合征(LS),其与DNA的错配修复基因(MLH1、MSH2或MSH6)变异有关,组织类型常表现为非浆液性卵巢癌[7].(3)其他特殊类型的卵巢肿瘤也可能与特定遗传基因变异有关,例如:Peu-tz-Jeghers综合征(黑斑息肉综合征)中的卵巢环状小管性索肿瘤与STK11基因变异有关[8]、卵巢Sertoli-Leydig细胞瘤与DICER1有关[9];卵巢高钙血症型小细胞癌(SCCOHT)与SMARCA4基因变异有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