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1例73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长期给予他克莫司2.5 mg口服、2次/d，联合泼尼松5 mg、1次/d抗排斥反应。因患者肺部烟曲霉感染，给予伏立康唑400 mg口服、2次/d，次日调整为200 mg、2次/d，期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应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乏力，血肌酐196 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49.0 μg/L。考虑为他克莫司中毒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在监测血药浓度情况下，间断停用他克莫司3 d，而后他克莫司减量至0.5 mg、1次/d，伏立康唑减量至150 mg、2次/d。17 d后，患者24 h尿量950 ml，血肌酐154 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7.7 μg/L。22 d后，患者血肌酐下降至142 μmol/L。考虑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异常升高与联用伏立康唑后抑制其药物代谢有关。

对2021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收治的l例囊性纤维化(CF)并反复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ABPA)伴咯血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国内外文献，分析儿童CF并发ABPA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原则。患儿，男，15岁4个月，以反复咳嗽、咳痰起病，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血清总IgE>500 IU/mL，烟曲霉特异性IgE及IgG阳性，肺部CT提示中心型支气管扩张，伴高密度黏液栓，最初诊断为ABPA。进一步查汗氯89 mmol/L，基因结果提示 CFTR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2909G>A，来自父亲；c.3310G>T，来自母亲)，诊断为CF并发ABPA，临床予糖皮质激素及抗真菌治疗，停药后反复，出现大咯血后行右上肺叶切除术，术后2年再次出现ABPA，目前随访中。CF是一种少见的单基因遗传病，预后差。当CF患儿并发ABPA时，治疗难度大，易反复，早期识别及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

烟曲霉是一种环境中丝状真菌，也是一种机会致病菌，其感染宿主后能够引起慢性曲霉病和侵袭性曲霉病。曲霉病的发生发展是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免疫状态不同的患者感染曲霉后临床症状存在差异。宿主对吸入真菌孢子的固有免疫应答是曲霉病发生的关键决定因素。本综述主要总结了目前对烟曲霉孢子侵入后宿主固有免疫细胞防御真菌感染的作用，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及肥大细胞，为曲霉感染的致病机制解析、临床防治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目的:探讨香烟烟雾提取物(CSE)对肺泡巨噬细胞(AMs)Dectin-1受体表达及对烟曲霉感染应答能力的影响。方法:实验研究。大鼠肺泡巨噬细胞株NR8383加入CSE后再使用烟曲霉静止期孢子(RC)刺激以建立烟曲霉体外感染细胞模型，流式细胞仪、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蛋白质印迹检测Dectin-1表达；siRNA沉默和慢病毒载体过表达Dectin-1后通过吞噬实验检测AMs对RC吞噬能力，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相关细胞因子表达。结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15.29±2.88比24.56±4.01， t＝11.75， P<0.05)及流式细胞仪(17.73±4.95比25.94±7.12， t＝17.27， P<0.05)均显示CSE降低AMs表面Dectin-1受体的表达。RC体外刺激后Dectin-1 mRNA的表达出现时间依赖性增加，对照组在所有时间点都较CSE组显著增加( P值均<0.05)；蛋白表达结果类似：对照组明显高于CSE组(18 h：0.755±0.035比0.360±0.047；24 h：0.968±0.035比0.552±0.049， P值均<0.05)。CSE降低AMs对RC吞噬能力(吞噬率：53.33%±9.95%比75.17%±8.66%；吞噬指数：2.17±0.58比7.67±1.53， P值均<0.05)。siRNA下调Dectin-1表达联合CSE可以进一步降低NR8383细胞对RC的吞噬力( P<0.05)，但单纯下调Dectin-1表达对RC的吞噬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ectin-1介导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1β(IL-1β)和IL-4的产生：TNF-α、IL-1β在对照组增加尤为明显，感染6 h后达峰值，每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与之相反，IL-4在CSE组升高更为显著，每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IL-10表达也增加，但2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使用siRNA抑制/慢病毒过表达Dectin-1对4种细胞因子mRNA和蛋白产生同向作用。 结论:CSE可引起AMs Dectin-1受体低表达和功能障碍，导致烟曲霉感染后吞噬能力降低和细胞因子异常表达。CSE引起的AMs抗曲霉防御能力下降部分是通过Dectin-1介导的。

目的:探讨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在免疫缺陷并发重症肺炎患儿中的应用，了解病原体分布，为临床经验性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在我院PICU确诊为重症肺炎的免疫缺陷患儿的一般临床资料、传统检测方法报告及mNGS结果，评估两者与临床判断的一致性。结果:23例患儿中，男15例，女8例，年龄1个月28 d～10岁，平均年龄(3.67±3.20)岁，共7例治愈，2例好转，14例死亡。均行mNGS检测，其中血标本21例，肺泡灌洗液标本2例。23例患儿中，单一感染者5例，混合感染15例。检测的病原中真菌15例(65.22%)，其中耶氏肺孢子菌12例，烟曲霉2例，白色念珠菌2例；病毒14例(60.87%)，其中巨细胞病毒10例(8例合并有耶氏肺孢子菌感染)，疱疹病毒3例，细环病毒2例(1例合并疱疹病毒感染)；细菌10例，其中不动杆菌3例，肺炎克雷伯杆菌1例，嗜麦芽窄食单胞菌1例，皮疽诺卡菌1例，葡萄球菌4例，地衣芽孢杆菌1例；支原体3例，且均为混合感染。mNGS的检验阳性率及与临床判断符合率均高于传统检验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共19例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当发生重症肺炎时，使用时间1～6个月者达17例。 结论:免疫缺陷并发重症肺炎患儿多为混合感染，其常见病原菌为耶氏肺孢子菌及巨细胞病毒，使用mNGS可显著提高病原检出率，有效指导治疗。

目的:探讨气道黏液栓对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患者的影响及管理要点。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诊就诊，确诊哮喘并进行胸部CT检查的患者100例，收集患者病史和一般资料、胸部CT结果、肺功能、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测定、血常规、过敏原总IgE、烟曲霉M3过敏原特异性IgE抗体检测结果等临床资料，根据胸部CT结果将哮喘患者分为有黏液栓组和无黏液栓组，统计气道黏液栓的分布和基于支气管肺段的黏液栓评分，分析气道黏液栓和临床病史、哮喘急性发作、肺功能［包括支气管舒张试验前后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VC%预计值）、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 1%预计值）、FEV 1/FVC、呼气峰值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预计值）、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MEF）及剩余25%、50%、75%肺活量时的最大呼气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预计值、MEF 25%预计值、MEF 50%预计值、MEF 75%预计值）］、FeNO、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数量之间的关系，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气道黏液栓是否是哮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对应的管理策略。 结果:100例哮喘患者中有黏液栓组24例，无黏液栓组76例。黏液栓组气道黏液栓的分布以双下肺多见（左肺下叶30.53%、左肺上叶9.16%、右肺下叶29.01%、右肺中叶14.50%、右肺上叶16.80%），黏液栓评分（4.42±3.12）分；体重指数（BMI）、入组前1年内因哮喘急性发作就医次数、FeNO、外周血Eos均显著高于无黏液栓组［（24.95±4.34）比（23.22±2.91）kg/m 2、0（0，1）比0（0，0）次、97（37，169）比31（18，59）ppb（1 ppb=1×10 -9）、0.41（0.15，0.70）比0.18（0.09，0.37）×10 9/L］（均 P<0.05）；FVC%预计值、FEV 1%预计值、FEV 1/FVC、PEF%预计值、MEF 50%预计值、MEF 25%预计值、MMEF%预计值、MEF 75%预计值均显著低于无黏液栓组［（87.49±19.32）%比（97.34±14.24）%、（76.49±19.58）%比（91.07±18.33）%、（72.44±10.91）%比（79.48±8.13）%、（82.36±24.46）%比（93.83±18.27）%、（53.03±24.81）%比（75.75±27.15）%、（46.47±22.92）%比（64.09±25.90）%、（50.28±23.73）%比（74.53±26.80）%、（71.30±27.55）%比（89.92±26.82）%］（均 P<0.05）；气道黏液栓评分和患者体重、入组时外周血Eos数量均呈正相关（ r=0.413、0.478；均 P<0.05），和FVC%预计值、FEV 1%预计值呈负相关（ r=-0.576、-0.465；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气道黏液栓评分是哮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素（ OR=1.269，95% CI：1.031~1.562； P=0.024）。 结论:哮喘患者具有较高的气道黏液栓发生率，并与Eos炎症水平、体型相关。气道黏液栓可促进患者气流阻塞、哮喘急性发作。临床可针对气道黏液栓制定相应哮喘管理策略，延缓哮喘病情进展，减少急性发作次数。

目的:分析儿童囊性纤维化（CF）相关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010年3月至2020年3月确诊的22例CF相关ABPA患儿的临床资料、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及治疗预后等指标。结果:确诊CF相关ABPA患儿22例（男12例、女10例），确诊年龄（10.4±2.8）岁，症状初发年龄（5.5±4.4）岁。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22例，反复喘息15例，咯血7例，生长发育落后12例，胰腺炎10例，肝大7例，脾大及脂肪泻各4例。胸部高分辨CT示22例患儿全部存在肺实质浸润以及弥漫中心型支气管扩张，17例同时伴有管腔内黏液嵌塞，12例存在高密度黏液栓。实验室检查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18例；血清总IgE>0.5×10 6 U/L 22例；烟曲霉特异性IgE均有不同程度升高。痰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真菌培养阳性15例，其中单一曲霉菌感染8例，两种曲霉菌混合感染3例；痰或BALF细菌培养阳性20例，其中最常见的细菌为铜绿假单胞菌（17例），其余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6例）及嗜麦芽窄食单胞菌（5例）。肺通气功能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4例，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11例，小气道功能障碍4例。22例患儿均接受系统治疗，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3例，激素与抗真菌药物联合治疗19例；随诊1~7年，6例经治疗缓解后处于稳定状态，10例呈现多次复发-缓解，1例死亡，5例失访。 结论:儿童CF相关ABPA在中国极为罕见，且CF和ABPA具有部分重叠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以及免疫学特征，诊断难度大，首选全身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治疗措施，也可以联合应用抗真菌药物，复发率高。

目的:探讨以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为共病的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GPA）的临床特点及诊疗方法。方法:收集1例以ABPA为共病求诊的EGPA患者的临床病历资料，总结患者的诊疗过程，并进行文献复习，探讨ABPA及EGPA发病机制的相关性和诊疗经验。结果:该病例为老年男性，反复咳嗽、咳痰、咯血、喘憋，化验嗜酸性粒细胞、IgE升高，烟曲霉菌试验阳性，胸部CT示肺部结节影、支气管扩张，诊断为ABPA。患者出现肢体麻木、鼻窦炎、肾功能异常诊断为EGPA。给予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抗真菌等治疗后病情好转。复习相关文献，共检索到10篇个案报道，共报道10例患者，其中5例先诊断为ABPA，后诊断为EGPA；3例先诊断为EGPA，后诊断为ABPA；2例同时诊断。二者在发病机制上有一定的相关性，治疗上以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及抗真菌药物为主。结论:以ABPA为共病的EGPA病例鲜有报道，提醒在临床工作中当诊断其中一种疾病时要警惕是否有另一种疾病共存，避免漏诊或误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