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射病是由于机体暴露于高温高湿环境中,大量热量蓄积,从而出现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的严重致命性疾病.热射病分为经典型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1](Exertional heat stroke,EHS).其中EHS是夏季常见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2],多见于部队训练人员、运动员等.笔者所在科室于2022年5月成功处置了一起由业余马拉松赛事导致的群体EHS事件.现将临床特征及救治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提高群体EHS的诊治水平.本研究经福建省立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符合伦理要求(伦理审查编号:K2023-03-045).

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以发病率高、致死率高、致残率高等为特点,是世界各国亟需攻克的一项公共卫生难题[1].开放性创伤性脑损伤(open traumatic brain injury,oTBI)是指外伤导致颅骨和硬脑膜破裂,使脑组织外露于外界环境中的一类严重脑损伤.该类损伤多发生在交通事故、高处坠落和恶性袭击等意外事件中.我国的领海面积大、海岸线长、岛屿多,海上作业、旅游、登岛作战、海上灾害如船运事故等特殊环境下,均可发生海上oTBI.

大气污染的健康危害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效应研究证据是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与大气污染治理方案制定的重要依据。近年来，因果推断方法逐步引入到环境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中，为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效应的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统计方法选择。观察性研究的复杂混杂偏倚问题是因果推断的重大挑战。本研究主要介绍了目前应用于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效应研究的混杂因素识别与控制的各因果推断方法，旨在为我国大气污染与人群健康效应因果推断研究提供方法学上的参考和依据。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中，甲状腺癌发病率有所上升；然而，死亡率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这种流行病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过度诊断效应。为了查明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受其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有必要及时分析全球流行病学状况。因此，该研究旨在提供2020年甲状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全球分布的最新评估数据。研究根据国际肿瘤学疾病分类第10版（代码C73），从GLOBOCAN数据库中提取了185个国家或地区，按性别和18个年龄组计算甲状腺癌每10万人年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发病率和死亡率估计数按国家和联合国定义的20个世界区域提供，并根据2020年联合国的四级人类发展指数（即低、中、高和非常高）汇总。2020年全球范围内，甲状腺癌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为女性10.1/10万，男性3.1/10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为女性0.5/10万，男性0.3/10万。在所有病例中，人类发展指数高和非常高的国家的发病率比人类发展指数低和中等的国家高5倍，而死亡率在不同环境中相对一致。世界各地女性的发病率差异超过15倍，发病率最高的是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法属波利尼西亚（18.5/10万）、北美（18.4/10万）和东亚（17.8/10万，韩国达到45/10万）。在大多数国家中，死亡率<1.0/10万。韩国男性和女性发病率与死亡率之比均为最高，其次是塞浦路斯和加拿大。目前的甲状腺癌流行病学现状强烈表明，在全球许多国家和环境中，过度诊断产生了巨大影响，证实了甲状腺癌过度诊断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问题。

目的:从国家、医院、和个体3个层面构建新发重大传染病背景下基于疫情防控视角的社会损失指标体系，为公立综合医院制定新发重大传染病防控措施提供决策依据。方法:以"新发重大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社会损失""新冠疫情""评价"等和"infectious diseases""public health emergency""social loss""COVID-19""evaluate"等为检索词，于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Web of Science, Google Scholar检索截至2020年12月23日发表的文献。通过文献分析和专家咨询法，从国家、医院和个体3个层面初步构建新发重大传染病背景下的公立综合医院社会损失指标体系。根据初步构建的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分别针对国家、医院和个体3种主体设计调查问卷，于2021年12月25日至2022年5月20日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问卷数据以优化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结果:公立综合医院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包括14个一级指标和60个二级指标，国家层面的一级指标为政府治理能力、国家直接经济损失、社会保障、网络舆情、间接经济损失和国际合作；医院层面为医院人力、物力及信息资源，医院服务和医院运行情况；个体层面为生理健康、心理社会健康和外在环境。各层面权重最高的一级指标分别为社会保障，人力、物力和信息资源以及生理健康；权重最高二级指标分别为高额医疗费用支出、非医护人员过劳和医疗保险。结论:本研究构建的新发重大传染病背景下的社会损失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为公立综合医院防控措施的制定提供依据。

禽流感是由正黏病毒科A型流感病毒属中的禽流感病毒（avian influenza virus，AIV）引起多种禽类及野鸟的一种感染和/或疾病综合征。自1997年香港报告全球首例H5N1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感染人病例，多种亚型AIV跨越种间屏障感染人事件层出不穷，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持续威胁。回顾历次禽流感感染人案例发现，人类感染病例的源头主要为携带AIV的禽类，感染途径多为"禽-人"或"禽-环境-人"，感染症状因AIV致病力不同而有所差异。分子特征分析显示，当前流行于禽群中的AIV多数已发生促进跨种传播的关键变异。鉴于AIV对公共卫生的威胁性，一方面需持续开展AIV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实时监测病毒流行动态；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病毒跨宿主感染机制研究，系统阐明决定病毒跨宿主感染的关键因素，从源头防控AIV对家禽养殖业和公共卫生的威胁。

目的:建立一个可以反映区域健康老龄化促进状况的指数。方法:利用专家咨询法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为各指标赋予权重，最终形成区域健康老龄化促进指数。结果:本研究建立了包括由人居环境、医疗服务、公共卫生、护理养老和保障体系5个一级指标和21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区域健康老龄化促进指标体系。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权重范围为0.073~0.346，其中人居环境和公共卫生的权重最大，分别为0.346和0.325，护理养老权重最小（0.073）。所有二级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的综合权重范围为0.011~0.162。所有指标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比例为0.021，一致性检验合格。结论:本研究构建的区域健康老龄化促进指数具备较强的科学性、合理性，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以用于区域健康老龄化促进状况的评估。

动脉粥样硬化通常为心血管疾病的基础病因，目前随着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对公共卫生构成巨大的挑战。小檗碱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是异喹啉类季铵型生物碱，小檗碱及其衍生物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抗氧化、降糖、调血脂及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作用。从调脂作用、抑制氧化应激与炎症反应、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障碍、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等角度综述小檗碱及其衍生物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以期为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以及小檗碱类药物的深度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近视已成为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目前近视的发病机制仍不明确，有效干预手段相对匮乏。主流观点认为近视受到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表观遗传可能在近视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表观遗传是指在基因表达过程中发生的不涉及DNA序列改变的基因表达水平和功能上的改变，主要包括DNA甲基化、非编码RNA(微小RNA、长链非编码RNA和环状RNA等)、组蛋白修饰和mRNA修饰等，它们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的调控网络，参与近视的病理生理过程，通过调控巩膜基质重塑、眼球细胞增生、视网膜发育等过程共同调节眼球的形态特征，并最终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表观遗传为探索近视干预靶点带来新思路，目前已成为近视基础研究领域的热点。本文对近视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相关研究实施提供参考。

目的:对我国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为优化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制定，提升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提供参考。方法:以"医院""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等为关键词，在国务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检索2017年10月至2023年12月印发的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文件。基于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角度，从政策工具(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政策客体(内部客体包括医院、医务工作者，外部客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风险管理生命周期(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管理效果评价)3个维度，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共纳入98份医院传染病防控相关政策，总计获得539条编码，其中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别有134、179和226条，针对医院、医务工作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分别有239、25、24、26和225条，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分别有117、34、326和62条。三维交叉分析发现，风险识别阶段多通过环境型政策工具强化医院(29/117)和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责任(23/117);风险评估阶段采用的主要是针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需求型政策工具(6/34);风险控制阶段利用3类政策工具对各政策客体均提出了要求；风险管理效果评价阶段主要是以环境型政策工具规范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主体责任(33/62)，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工作者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中均无体现。结论:我国的医院传染病防控政策中，各类政策工具及风险管理各阶段的政策设计运用均存在差异，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尚需优化。政策制定者应合理运用政策工具，从公共卫生治理的角度强化对传染病风险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和政策覆盖，明确各类政策客体的责任分工，提高医院的传染病公共卫生风险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