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对变异链球菌（Sm）593号（Sm 593）临床株耐酸和生物膜形成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方法:以Sm 593及其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为研究菌株，采用全自动生长曲线测定仪检测并绘制pH=5.5环境中各菌株的生长曲线；用菌落计数法检测细菌的适应性耐酸能力；使用Laurdan探针、氢-钾腺苷三磷酸（ATP）酶试剂盒、质子通透性检测实验和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探究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介导的耐酸机制。体外构建各菌株的生物膜，通过结晶紫染色法、菌落计数法、SYTOX探针检测法和蒽酮-硫酸法探究各菌株的生物膜总量、活菌数、胞外DNA（eDNA）和胞外多糖含量；采用RT-qPCR法检测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pH=5.5环境中，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的生长受到显著抑制（ P<0.05）。适应性耐酸曲线显示敲除株与野生株相比，固有耐酸和适应性耐酸能力均显著下降（ P<0.05）。对三菌株无预酸化处理20和40 min以及预酸化处理20和40 min后，liaS基因敲除株生存率［（8.98±2.00）%、（0.18±0.07）%、（14.88±8.64）%、（0.82±0.91）%］和liaR基因敲除株生存率［（0.38±0.19）%、（0.34±0.18）%、（7.89±2.02）%、（1.52±0.37）%］均分别显著低于野生株［（32.49±9.75）%、（1.27±0.32）%、（62.76±29.06）%、（8.02±1.25）%］（均 P<0.05）。此外，liaS和liaR敲除株膜流动性（0.18±0.04和0.18±0.05）均显著低于野生株（0.08±0.05）（均 P<0.01）；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基因fabM表达水平（0.52±0.11和0.57±0.05）与野生株（1.04±0.30）相比均显著降低约1/2（均 P<0.001）；H +-ATP酶活性（917.06±59.53和469.53±47.65）与野生株（127.00±50.71）相比显著升高7.22和3.70倍（均 P<0.001），且编码H +-ATP酶基因atpD的表达水平（3.39±0.21和1.94±0.17）也较野生株（1.00±0.15）显著升高3.39和1.94倍（均 P<0.01）。liaR基因敲除株的终末pH值（4.76±0.01）显著低于野生株（4.90±0.00），liaS基因敲除株的终末pH值（5.19±0.01）显著高于野生株（均 P<0.001）。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与野生株相比，Sm 593生物膜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生物膜活菌数均显著少于野生株（均 P<0.05），且eDNA含量均显著高于野生株（均 P<0.01）。liaS基因敲除株生物膜水溶性多糖含量与野生株相比显著增加1.88倍（ P=0.003）。liaS和liaR基因敲除株胞外多糖合成相关基因gtfD表达水平较野生株显著升高47.43和16.90倍（均 P<0.05），liaS基因敲除株中gtfC基因比野生株显著高表达1.65倍（ P=0.014）。 结论:LiaSR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通过调控膜不饱和脂肪酸合成和胞膜流动性，参与Sm 593的耐酸过程；LiaR反应调节蛋白还可参与调节膜质子通透性，增强Sm 593的耐酸能力；此双组分信号转导系统可负向调控生物膜胞外基质的产生。

目的:验证脓毒症中特异分化的单核细胞亚群，并筛选及构建用于早期诊断脓毒症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方法:选择广东省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脓毒症患者，提取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应用单细胞测序技术和拟时序分析对单核细胞差异亚群进行验证。利用生物信息学手段分析差异亚群中的基因表达，并筛选出差异基因用于初步构建候选差异基因集。利用数字聚合酶链反应（PCR）技术分别在脓毒症患者PBMC以及脓毒症人髓系白血病单核细胞株（THP-1）模型中对候选差异基因进行验证，并利用韦恩图构建最终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使用基因表达数据库（GEO）对差异基因集进行外部数据验证。结果:①细胞注释及拟时序分析结果显示，NEAT1 +CD163 +单核细胞的分化明显区别于其他亚群，并在脓毒症早期就已经出现，是脓毒症病理过程中的特征亚群。②从NEAT1 +CD163 +单核细胞的基因表达中筛选出22个与脓毒症相关的差异基因，经过数字PCR进一步验证后，最终筛选出碱性亮氨酸拉链ATF样转录因子（BATF）、原癌基因JUNB、癌胚抗原相关细胞黏附分子4（CEACAM4）、第9号染色体上95开放阅读框（C9orf95）、G蛋白α亚基15（GNA15）、补体C3A受体1（C3AR1）、转录生长因子β1（TGFB1）、线粒体载体同源物1（MTCH1）8个基因，用于构建最终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③外部验证结果显示，由于C9orf95基因在GEO数据库的GSE154918及GSE133822两个数据集中均无数据，因此在验证时将其排除。在GSE154918数据集，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中BATF、JUNB、CEACAM4、GNA15、C3AR1、TGFB1、MTCH1的表达在脓毒症组均较健康对照组明显升高（log 2表达量：BATF为12.78±0.08比11.39±0.35，JUNB为16.88±0.07比16.04±0.03，CEACAM4为14.73±0.08比13.77±0.05，GNA15为13.16±0.06比12.30±0.04，C3AR1为14.62±0.13比12.87±0.05，TGFB1为16.95±0.05比16.57±0.36，MTCH1为14.80±0.02比14.61±0.15，均 P<0.05）；在GSE133822数据集，基因集中BATF、CEACAM4、GNA15、C3AR1的表达在脓毒症组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log 2表达量：BATF为8.66±0.16比7.92±0.14，CEACAM4为9.20±0.16比8.36±0.20，GNA15为10.66±0.18比10.13±0.16，C3AR1为11.49±0.27比10.48±0.16，均 P<0.05），而JUNB、TGFB1、MTCH1的表达在两组人群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基因集差异分析（GSVA）显示，在GSE154918及GSE133822两个数据集中，脓毒症组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的富集分数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GSE154918：0.38±0.04比-0.44±0.02，GSE133822：0.56±0.02比0.20±0.05，均 P<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显示，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在GSE154918及GSE133822两个数据集中对脓毒症早期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及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0.993（0.980～1.000）和0.944（0.873～1.000），提示其具有可靠的诊断价值。 结论:通过单细胞测序技术及数字PCR技术筛选得到的BATF、JUNB、CEACAM4、GNA15、C3AR1、TGFB1、MTCH1单核细胞差异基因集对脓毒症患者具有良好的早期诊断效能，或许能够为早期诊断脓毒症提供新思路。

目的: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和分析原发性肝细胞癌组织和癌旁组织差异表达基因（DEGs），探索原发性肝细胞癌发生和预后的分子机制。方法:通过GEO数据库收集了GSE76427数据集，采用GEO2R在线分析鉴定了DEGs。利用GO和KEGG数据库对DEGs进行富集和功能注释。基于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质互相作用网络分析肝细胞癌发病关键基因。通过GEPIA数据库对这些关键基因进行生存曲线的分析。结果:共筛选出74个肝细胞癌DEGs，包括3个上调基因和71个下调基因。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下调的DEGs主要参与细胞对镉离子和锌离子的反应、生长负调节、异源代谢过程和激素介导的信号通路。KEGG通路富集分析结果显示，下调的DEGs通路主要涉及视黄醇代谢、化学致癌作用、药物代谢-细胞色素P450、细胞色素P450对异生物素的代谢、色氨酸代谢及咖啡因代谢等。蛋白质互相作用网络筛选出10个下调的核心基因：MT1G、MT1F、MT1X、MT1E、MT1H、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FOS、CXCL12、EGR1、BGN，其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预后有关。结论:通过对肝细胞癌芯片数据的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显示10个关键基因可能对原发性肝细胞癌的发生和发展起关键作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与原发性肝细胞癌的预后有关。

目的:通过体外药物代谢动力学(PK)/药物效应动力学(PD)研究，比较国产和原研替加环素对细菌的抗菌与杀菌效果。方法:利用体外PK自动模拟系统PASS400模拟不同剂量替加环素给药方案(100 mg，1次/d；50 mg，12 h/d；100 mg，12 h/d)，观察国产与原研替加环素对大肠埃希菌标准株(ATCC25922)、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标准株(ATCC BAA-1706)和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临床菌株(AB-16703)时间杀菌曲线以及相关PD参数。应用GraphPad Prism 7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在模拟不同给药剂量PK条件下，国产与原研替加环素具有相似的抗菌效果，但均表现较弱的抗菌效果。两者的时间杀菌曲线几乎重叠，最大杀菌量均<2 log，在24 h内，细菌都恢复生长到细菌的生长平台期。在PD参数比较中，原研与国产替加环素(100 mg，1次/12 h)对大肠埃希菌ATCC25922最大杀菌量分别为(-1.101±0.147)lg CFU/mL和(-1.105±0.208)lg CFU/mL；对肺炎克雷伯菌ATCC BAA-1706最大杀菌量分别为(-1.999±0.187)lg CFU/mL和(-1.865±0.066)lg CFU/mL；对鲍曼不动杆菌AB-16703最大杀菌量分别为(-0.240±0.209)lg CFU/mL和(-0.230±0.187)lg CFU/mL。不同给药方案下，两种药物对三种菌的最大杀菌量、细菌再生至初始菌量时间、24 h杀菌量和杀菌与恢复生长曲线与空白对照曲线面积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替加环素在体外模拟人体药物代谢过程条件下不能表现出良好的抗菌活性；原研与国产替加环素体外PK/PD效果相似。

目的:通过生物信息学与机器学习识别肌少症患者的特征基因，并探索特征基因在肌少症中的诊断价值。方法:从高通量测序数据库下载与肌少症相关的编号为GSE25941、GSE38718与GSE9103的基因芯片数据，筛选肌少症相关的差异表达基因（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使用基因本体论功能注释与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富集分析对DEGs进行相关功能分析，用STRING数据库和Cytoscape软件构建蛋白互作网络，利用最小绝对值收敛和选择算子回归模型与随机森林分析识别肌少症的生物标志物，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特征基因的诊断效能。在GSE28422外部验证数据集中进一步验证肌少症生物标志物的表达水平。最后运用分析工具CIBERSORT进行免疫细胞浸润分析。结果:本研究共识别出124个DEGs，DEGs主要参与生长因子受体结合和细胞因子活性。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分析发现，DEGs主要参与的信号通路有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信号通路、脂肪细胞因子信号通路、Janus激酶/信号转导和转录活化因子和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等。基于机器学习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与外部数据集验证，发现三个特征基因：双性和Mab-3相关转录因子2、序列相似性家族171成员A1和Rho GTP酶激活蛋白36。免疫细胞浸润分析结果表明，肥大细胞、CD4记忆性T细胞，CD8细胞、γδT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可能参与肌少症的病理生理过程。结论:双性和Mab-3相关转录因子2、序列相似性家族171成员A1和Rho GTP酶激活蛋白36可作为肌少症的诊断生物标志物，并且与肌少症的病理生理过程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线粒体相关蛋白延胡索酰乙酰乙酸酯水解酶结构域含蛋白1（FAHD1）和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在脓毒症诊断中的价值。方法:从一项基于脓毒症的早期预警及规范化诊疗体系建立的"脓毒症全过程预警及诊治管理数据库"中，收集2014年5月至2015年10月浙江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宁波市第一医院纳入的疑似感染的成人患者。分析脓毒症和非脓毒症患者基础生命体征信息及确诊时主要血常规指标、肝肾功能指标、血气指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和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等。利用保存的血清样本，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降钙素原（PCT）水平，用免疫比浊法检测C-反应蛋白（CRP）水平，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FAHD1和GDF-15水平。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脓毒症诊断中的危险因素，并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指标对脓毒症的诊断效能。结果:共入选132例患者，其中脓毒症76例，非脓毒症56例。与非脓毒症组相比，脓毒症组心率加快（次/min：116.4±17.8比97.4±19.1），平均动脉压（MAP）、血小板计数（PLT）、动脉血氧分压（PaO 2）显著降低〔MAP（mmHg，1 mmHg＝0.133 kPa）：65.8±9.7比74.7±10.3，PLT（×10 9/L）：120（69，204）比163（117，239），PaO 2（mmHg）：83.0（66.6，108.0）比108.0（84.4，130.0），均 P<0.05〕，直接胆红素（DBil）、血肌酐（SCr）、血乳酸（Lac）、APACHEⅡ评分和SOFA评分均显著升高〔DBil（μmol/L）：13.00（5.55，55.31）比6.20（2.20，21.90），SCr（μmol/L）：118.00（70.00，191.73）比77.20（59.65，110.86），Lac（mmol/L）：2.90（1.50，4.10）比1.90（1.20，2.80），APACHEⅡ（分）：20.0（16.0，25.0）比16.0（10.0，21.0），SOFA（分）：12.0（8.0，16.0）比8.0（5.0，13.0），均 P<0.05〕。此外，脓毒症组血清FAHD1、GDF-15、PCT、CRP水平均显著高于非脓毒症组〔FAHD1（μg/L）：3.96（2.25，5.92）比2.47（1.03，3.54），GDF-15（μg/L）：8.46（4.37，19.68）比4.32（1.74，10.39），PCT（μg/L）：3.79（1.37，11.32）比0.42（0.12，2.14），CRP（mg/L）：154.43（61.33，283.20）比65.95（28.15，144.69），均 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血清FAHD1〔优势比（ OR）＝1.135，95%可信区间（95% CI）为1.045～1.234〕、GDF-15（ OR＝1.090，95% CI为1.029～1.155）和CRP（ OR＝1.007，95% CI为1.002～1.011）均是脓毒症诊断的风险因素（均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在脓毒症诊断中，血清线粒体相关蛋白FAHD1和GDF-15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27（95% CI为0.641～0.802）、0.677（95% CI为0.588～0.757），经典感染指标PCT和CRP的AUC分别为0.767（95% CI为0.683～0.837）、0.680（95% CI为0.591～0.760），线粒体相关蛋白与经典感染指标的AU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AHD1、GDF-15、PCT与CRP联合诊断的AUC最大，为0.809（95% CI为0.730～0.874），其敏感度为75.00%，特异度为80.00%。 结论:线粒体相关蛋白FAHD1和GDF-15在脓毒症诊断中具有一定作用，与PCT、CRP指标联合诊断效能会提高，可为脓毒症诊断标志物的筛查提供试验依据。

目的:探讨快进展型青春期(RPP)女童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硫酸脱氢表雄酮(DHEAS)、抗苗勒管激素(AMH)水平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浙江省德清县人民医院收治的21例快进展青春期早期女童(EP-RPP组)、20例慢进展青春期早期女童(EP-SPP组)、26例快进展青春期女童(RPP组)的临床资料，选择同期21例健康体检女童作为对照组。比较各组一般临床资料及血清IGF-1、DHEAS、AMH水平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判断其对RPP的诊断价值。结果:与EP-SPP组相比，EP-RPP组FSH峰值、FSH峰值/LH均更低，而LH峰值/FSH则更高( P<0.05)；与EP-RPP组相比，RPP组LH基础值、FSH基础值、LH峰值、LH峰值/FSH均更高( P<0.05)，而FSH峰值/LH更低( P<0.05)。EP-RPP组、EP-SPP组、RPP组与对照组四组间血清IGF-1、DHEAS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AMH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EP-RPP组、RPP组血清IGF-1、DHEAS水平明显高于EP-SPP组和对照组( P<0.05)，而EP-SPP组血清IGF-1、DHEAS水平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血清IGF-1诊断RPP的AUC为0.765，其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3.30%和75.00%。 结论:血清IGF-1对快进展青春期女童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而DHEAS虽然无法对RPP做出有效预警，但DHEAS在青春期的启动及调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VEGFR)/整合素α vβ 3双靶超声造影剂评估肾细胞癌(RCC)生长过程中肿瘤促血管生成因子表达水平的能力。 方法:采用生物素－亲和素桥接法制备VEGFR/整合素α vβ 3双靶超声造影剂。构建20只人肾脏透明细胞癌(786-O细胞株)裸鼠皮下种植瘤模型并将其随机分为2组。第一组用于纵向评价RCC生长过程中靶向超声造影定量参数变化情况，该组10只荷瘤鼠均接受2次靶向超声造影检查，2次检查时瘤体最大径分别为5~10 mm、>10~20 mm。第二组分为A、B两个亚组，每组5只荷瘤鼠：A组裸鼠瘤体最大径为5~10 mm，B组最大径为>10~20 mm，荷瘤鼠均行靶向超声造影检查。对超声造影声像图行定量分析后获取以下靶向定量参数：造影前3 min感兴趣区峰值强度(PI)、曲线下面积(AUC)，超声爆破前及爆破后10 s各自峰值强度P 1及P 2，以及P 1与P 2的差值(dTE)。检查结束后获取第二组荷瘤鼠肿瘤组织行免疫组化染色，观察其内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R2、整合素α vβ 3及CD31表达情况，以横向比较各因子在不同大小RCC中的表达差异，并分析靶向载药定量参数与各因子表达量间相关性。 结果:纵向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大小RCC靶向定量参数AUC及dTE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瘤体越大，靶向定量参数越小。横向对比结果显示，不同大小RCC间VEGFR2及整合素α vβ 3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D31表达水平差异则无统计学意义( P＝0.754)。此外，瘤体最大径与靶向定量参数AUC、dTE、VEGFR2、整合素α vβ 3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rs＝－0.83、－0.81、－0.70、－0.88，均 P<0.05)，AUC与VEGFR2、整合素α vβ 3表达水平间呈显著正相关( rs＝0.76、0.72，均 P<0.05)，dTE与VEGFR2及整合素α vβ 3表达水平间呈显著正相关( rs＝0.81、0.72，均 P<0.05)，PI与CD31表达水平呈正相关( rs＝0.70， P＝0.025)。 结论:RCC内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R2及整合素α vβ 3表达量随肿瘤体积增大逐渐减小。VEGFR/整合素α vβ 3介导的靶向超声造影可无创评估RCC内对应促血管生成因子VEGFR2及整合素α vβ 3的表达水平。

目的:探讨不同分子亚型乳腺浸润性小叶癌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治疗效果及预后差异，为乳腺癌临床用药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在邯郸市中心医院、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就诊的180例晚期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患者资料，包括34例Luminal A型、92例Luminal B型、21例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过表达型、33例三阴性型。患者采用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进行治疗，治疗1年后参照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评估临床疗效，计算客观缓解率（ORR）（以完全缓解+部分缓解计算）和临床获益率（CBR）（以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计算）；记录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各亚型患者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曲线，用log-rank法进行检验。结果:Luminal A、Luminal B、HER2过表达、三阴性4个亚型患者间ORR及CB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其中三阴性型ORR及CBR最低[21.2%（7/33）、63.6%（21/33）]，Luminal A型ORR及CBR最高[70.6%（24/34）、100.0%（34/34）]，Luminal B型ORR和CBR分别为45.7%（42/92）、90.2%（83/92），HER2过表达型分别为38.1%（8/21）、90.5%（19/21）。4个亚型患者间骨髓抑制、四肢麻木、关节肌肉疼痛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三阴性型上述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最高。三阴性型PFS和OS较Luminal A、Luminal B、HER2过表达型均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分子亚型浸润性小叶癌患者采用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干预后的临床反应及预后存在明显不同，其中三阴性型患者最差，临床中可依照病理检测结果针对性指导用药。

目的:研究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在巨噬细胞内连续传代诱导后的表型变化情况。方法:布氏田鼠型鼠疫菌201株在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中连续传代50次后，获得诱导株(201-MI)。通过巨噬细胞内生存能力、生长曲线测定、生物膜形成能力、酸生存能力、过氧化氢生存能力、对Raw264.7及HeLa细胞的毒力以及小鼠攻毒等实验，比较野生株201和诱导株201-MI的特定表型差异。并利用全基因组测序初步分析了201株与201-MI株的遗传差异。结果:与野生型201株相比，201-MI株的巨噬细胞生存能力显著增强，在铁(Fe)缺乏培养基中生长较快，酸生存及过氧化氢耐受能力增强，生物膜形成能力减弱，对Raw264.7和HeLa细胞的损伤程度降低，但对小鼠毒力减弱(皮下攻毒与腹腔攻毒)。比较基因组分析未发现201-MI株存在基因片段的缺失，但存在一些小的插入/缺失(Indel)和单核苷酸突变(SNP)。结论:巨噬细胞连续传代诱导后，鼠疫菌出现了一些表型变化，可能反映了其巨噬细胞压力下的适应性进化。对诱导菌株进行后续多组学研究将有助于了解这些变化的遗传机制，以及鼠疫菌-巨噬细胞相互作用的生物学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