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临床症状与炎症因子之间的关系.方法 招募了 76名参与者,分为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患者组及健康对照组.对所有被试进行血清炎症因子水平检测,同时收集患者社会人口学资料、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得分(PANSS)、简明精神病评定量表(BPRS)得分.比较两组之间炎症因子水平差异,分析有差异的炎症因子与临床症状之间的相关性,采用ROC曲线分析炎症因子水平对精神分裂症的诊断价值.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研究组中的白细胞介素(IL)-1β、IL-4、IL-8、IL-13、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γ干扰素诱导蛋白-10(IP-10)和单核细胞趋化因子-1(MCP-1)的水平显著升高(P＜0.05),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D的水平低于健康对照(P＜0.05).同时发现IL-1β、MCP-1、IL-13与PANSS量表、BPRS量表及其分量表均有一定的相关性(均P＜0.05).最后通过ROC曲线分析发现bFGF(AUC=0.9944)是诊断效能较好的血清炎症因子.结论 血清炎症因子与精神分裂症关系密切,同时对首发未服药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有较高价值.

目的 探讨新型量子点荧光免疫层析法测定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的应用.方法 采用双抗夹心法结合量子点荧光免疫层析技术制备以二硝基苯酚(DNP)-牛血清白蛋白(BSA)系统为质控线的SAA检测试剂盒.通过鸡IgY-羊抗鸡IgY系统作为对照评价了 DNP-BSA系统作为质控线的可行性,并通过优化量子点微球与抗体的偶联条件,进一步提高试剂盒的性能,并对试剂盒的空白限、检出限、线性范围、精密度、准确度、特异度、稳定性,以及临床实际样本测定等方面进行了评价.结果 以DNP-BSA系统作为质控线的SAA试剂盒受干扰成分浓度的影响小,稳定性高,热稳定性好.量子点微球与SAA抗体偶联比例为100 μg/mg,偶联反应液浓度为25 mmol/L 3-吗啉丙磺酸pH 7.4,与DNP-BSA偶联比例为100 μg/mg,偶联反应液浓度为25 mmol/L吗啉乙磺酸pH 6.0时偶联效果最佳.试剂盒最低检出限为0.5 mg/L;线性范围为1～200 mg/L,R2≥0.99;批内精密度变异系数(CV％)≤5.31％,批间精密度CV％≤15％;在低、高浓度的回收率分别为101.42％、98.83％;在血红蛋白浓度≤5 g/L,胆红素浓度≤0.15 g/L,胆固醇浓度≤15 g/L,甘油三酯浓度10 g/L时,SAA的检测结果无干扰;试剂盒在50 ℃放置21 d,稳定性良好;试剂盒与Roche的SAA电化学发光试剂盒同步检测67例样本结果具有高度一致性.结论 研制的SAA检测试剂盒灵敏度、线性、精密度、准确度、特异度及加速稳定性都满足试剂盒的要求,与鸡IgY-羊抗鸡IgY系统相比DNP-BSA系统作为质控线独立性好,测定临床样本准确度和热稳定性更佳.

目的:探究针灸足三里穴(Stomach-36，ST36)通过调控外周免疫细胞及细胞因子对实验性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experimental autoimmune encephalomyelitis，EAE)疾病的影响。方法:对实验鼠随机分为两组，EAE组和针灸组，并且进行体重监测以及临床症状评估，苏木精伊红染色(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HE)检测脊髓炎性细胞浸润以及免疫荧光检测脱髓鞘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的比例，超敏多因子电化学发光技术(Meso scale discovery，MSD)检测外周血清中相关细胞因子的浓度。结果:成功构建EAE小鼠模型并给予针灸治疗。临床评分显示，EAE组在第22天达到高峰期，发病分数为2.5分，针灸组在第24天达到高峰期，发病分数为2分。疾病起病时间统计结果显示，EAE组在第12天开始起病，针灸组在第17天开始起病，针灸组比EAE组的起病时间明显较晚。HE及免疫荧光检测结果显示，针灸组的脊髓炎性细胞浸润较少，髓鞘结构完整，边缘较光滑。流式细胞术实验结果显示，针灸组CD4 +IFN-γ +T、CD4 +IL-17 +T细胞比例较EAE组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49±0.10)%比(0.92±0.25)%，(0.21±0.05)%比(0.34±0.04)%， t值分别为2.91和3.70， P值均<0.05]；针灸组CD4 +IL-4 +T、CD4 +Foxp3 +、CD8 +Foxp3 +细胞比例较EAE组明显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0.78±0.22)%比(0.5±0.07)%，(1.38±0.23)%比(0.9±0.08)%，(0.38±0.12)%比(0.14±0.09)%， t值分别为2.55、3.35和4.16， P值均<0.05)]。MSD检测外周血清细胞因子结果显示，针灸组抑炎性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5和IL-16的浓度较EAE组明显上升，促炎性细胞因子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的浓度较EAE组明显下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4.53±0.95)pg/mL比(2.78±1.25)pg/mL，(2298.77±298.67)pg/mL比(1402.28±216.30)pg/mL，(6.6±0.548)pg/mL比(8.84±0.98)pg/mL， t值分别为9.00、4.84和3.57， P值均<0.05)]。本研究实验结果显示，针灸治疗后抑制辅助性T细胞( helper T cell，Th)1/Th17并促进Th2的比例，同时上调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Treg)的比例。针灸治疗后，促进抑炎因子IL-5，IL-16的表达，抑制促炎因子IFN-γ的表达。 结论:针灸ST36通过纠正T细胞亚群的失衡，调节细胞因子的表达，治疗缓解EAE疾病。

目的:探究2型糖尿病肾病(DN)患者血清同型半胱氨酸(HCY)、叶酸(FOL)与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MTHFR)C677T、A1298C基因多态性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江苏盛泽医院确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161例，其中DN患者81例[男41例，女40例，年龄(61.5±14.2)岁]、糖尿病无肾病(DM)患者80例[男42例，女38例，年龄(57.7±10.8)岁]；另纳入健康对照(NC)者77名[男39名，女38名，年龄(58.2±16.3)岁]。分别用酶循环法和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HCY和FOL；采用TaqMan基因分型技术分析MTHFRC 677T&A1298基因多态性。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最小显著差异 t检验比较组间血清HCY、FOL水平，应用 χ2检验分析各组间MTHFR基因分布差异。 结果:DN组HCY水平[(19.76±7.81) μmol/L]与DM组[(15.62±5.01) μmol/L]、NC组[(8.09±3.74) μmol/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81.738， P<0.001)；DN组FOL水平[(12.18±3.01) μg/L]与DM组[(13.50±2.71) μg/L]、NC组[(15.43±2.95) μg/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26.978， P<0.001)。DN组677T等位基因频率[51.2%(83/162)]、677TT/1298AA纯合突变型频率[25.9%(21/81)]均高于DM组[33.1%(53/160)；11.2%(9/80)]和NC组[33.8%(52/154)；10.4%(8/77)] ( χ2值：10.821、9.099，均 P<0.05)；1298C等位基因频率在DN组[21.6%(35/162)]、DM组[16.9%(27/160)]和NC组[18.2%(28/154)]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269， P>0.05)。677TT/1298AA纯合突变型个体HCY水平、FOL水平与其他基因型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F值：12.955、15.504，均 P<0.05)。 结论:MTHFR C677T&A1298C基因多态性所致HCY与FOL代谢异常可能为2型DN的遗传风险因素。

目的:研究Ⅱ型固有淋巴细胞（group 2 innate lymphoidcells，ILC2s）及其相关细胞因子在2型鼻-鼻窦炎中的表达与临床意义。方法:收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慢性鼻-鼻窦炎伴鼻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 nasal polyps，CRSwNP）患者30例、慢性鼻-鼻窦炎不伴鼻息肉（chronic rhinosinusitis without nasal polyps，CRSsNP）患者30例以及健康对照者19例的临床资料，利用流式细胞学技术检测外周血及鼻腔黏膜组织中ILC2的表达情况，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技术（MSD）及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检测外周血中IL-33、IL-25、IL-5、IL-13、嗜酸性粒细胞阳离子蛋白（eosinophil cationic protein，ECP）、嗜酸性粒细胞神经毒素（eosinophil-derived neurotoxin，EDN）的表达水平。结果:鼻-鼻窦炎患者的外周血和局部鼻腔黏膜组织中的ILC2呈正相关，ILC2表达与患者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Eos%）、VAS评分及CT评分均呈正相关（ P<0.01）。外周血中ILC2比例与T2型炎症因子EDN、ECP、IL-25、IL-33、IL-13、IL-5均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P<0.01），上述各细胞因子在CRSwNP患者中的表达也不同程度的高于CRSsNP患者。 结论:初步证明ILC2在2型鼻-鼻窦炎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ILC2及其上下游细胞因子的高表达与相关临床指标呈现相关性，ILC2可能是潜在的未来新型疗法的指导标志物。

外泌体是一种机体内大多数细胞分泌的直径为30~150 nm，具有脂质双层膜的微小囊泡，可以直接反映分泌细胞的生理和功能状态，参与细胞间的物质运输和信息通讯，其作为肿瘤早期诊断和治疗评估的生物标志物具有重要意义。外泌体的检测方法有很多，在这些检测方法中，适配体传感器技术以其价廉易用、响应快、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特点，帮助肿瘤患者早期发现，早期获得诊断，早期治疗，提高生存率，并为愈后效果的评价提供了重要依据。常见的适配体传感器有荧光、电化学、比色法、光致发光、横向流动带、表面增强拉曼散射和表面等离子体共振适配体传感器，不同的适配体传感器具有不同的特征，文章对几种常见适配体传感器检测肿瘤外泌体的研究进展进行阐述。

目的：:探讨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一眼先行超声乳化联合人工晶状体（IOL）植入术对对侧眼房水内细胞因子的影响。方法：:前瞻性队列研究。连续性纳入2022年1—3月就诊于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眼科需行双眼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IOL植入术的患者36例（72眼）。根据患者双眼手术间隔时间分为A组（3~7 d）12例（24眼），B组（8~28 d）12例（24眼）和C组（>28 d）12例（24眼）。第1手术眼标记为1，第2眼为2。在双眼手术开始前收集房水，通过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检测双眼房水中γ干扰素（IFN-γ）、白细胞介素4（IL-4）、白细胞介素10（IL-10）和白细胞介素17A（IL-17A）等细胞因子的浓度。术后1、3、14 d观察患者双眼房水细胞、房水闪辉的变化。多组间房水内细胞因子浓度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房水闪辉比较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房水细胞比较采用Kruskal Wallis H检验。 结果：:各组组间及组内房水中IFN-γ、IL-4、IL-10、IL-17A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术后1、3、14 d组内患者1和2眼间房水细胞及房水闪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患者一眼行白内障超声乳化联合IOL植入术后，对侧眼房水内IFN-γ、IL-4、IL-10和IL-17A均无明显变化。

目的:分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2010—2021年检验医学领域项目整体申请与资助情况。方法:采集2010—2021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检验医学领域申请与资助数据，重点针对学科内资助项目经费、地域、依托单位分布情况、关键词以及代表性论文进行分类统计，并分析和总结10余年来整体的项目特点。结果:2010—2021年自然科学基金委检验医学领域共收到项目申请7 746项、累计资助1 152项、资助金额共计50 631.7万元。项目申请数由2010年的228项增加至2021年1 184项，项目资助数由2010的36项增加至2021年的137项，项目资助金额也相应地由2010年的1 012.0万元增长至2021年的6 538.0万元，均逐年上升。在检验医学领域（H26）中，分支学科H2605（分子生物学检验）与H2606（检验医学研究新技术与新方法）是受资助数量最多的2个方向，占59.7%（688/1 152）。地域获资助情况中，北京、广东、上海、重庆、浙江和江苏为获资助数较多的前6个地区，占60.2%（695/1 152）。30家依托单位获得检验医学领域826项资助，占总数71.7%（826/1 152）。在检验领域1 152资助项目中，肿瘤（37.1%，427项）、感染类疾病（26.9%，310项）、循环系统疾病（5.3%，61项）、自身免疫疾病（4.3%，49项）、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2.8%，32项）是出现频率较高的疾病类型；蛋白（33.4%，385项）、DNA（19.4%，224项）、RNA（17.3%，199项）、外泌体（6.0%，69项）和细胞（5.9%，68项）是研究较多的标志物；纳米技术（6.0%，69项）、质谱技术（3.0%，34项）、探针技术（1.82%，21项）、电化学技术（1.6%，19项）和二代测序技术（1.6%，18项）是研究较多的检验技术。检验领域10年来在建立参考值范围、鉴定新型疾病标志物、开发检验新技术等方面取得多项突破，形成多个具有特色方向的研究团队。结论:自然科学基金委2010—2021年检验医学资助项目数及金额均显著上升，不同二级代码、地域和依托单位资助情况差异明显，研究范围广泛，多个团队在新型标志物挖掘与检验新技术等方面已取得标志性成果，整体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

目的:探讨控制性超促排卵（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COH）对左旋甲状腺素（levothyroxine，LT4）替代治疗的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SCH）不孕妇女甲状腺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于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期间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行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注射-胚胎移植（ in vitro fertilization/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ICSI-ET）助孕治疗的SCH不孕妇女（已接受LT4替代治疗）。最终纳入124例患者COH治疗前后的配对甲状腺功能数据进入统计分析。根据基线时血清促甲状腺素（thyroid stimulating hormone，TSH）控制水平，分为0.2 mU/L≤TSH≤2.5 mU/L组（ n=88）和2.5 mU/L4.2 mU/L，2.5 mU/L4.2 mU/L。IVF/ICSI-ET后14 d时，临床妊娠组的TSH水平显著高于未妊娠组［6.09（2.18，9.09）mU/L比1.84（0.62，4.45）mU/L， P=0.002］。与ATA阴性组相比，ATA阳性组COH后TSH水平升高幅度更显著（ P=0.013）。 结论:COH可导致已接受LT4替代治疗的SCH不孕妇女TSH水平升高，变化幅度与基线时TSH水平、ATA状态及是否妊娠有关。

目的:探究首发和复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血浆细胞因子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的相关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20年10月至2022年3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巢湖医院精神科和合肥市第四人民医院门诊及住院的共134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6例，女98例，年龄12~18（15.3±1.5）岁。根据抑郁症状是否为第1次发作分为首发抑郁症患者（首发组）76例和复发抑郁症患者（复发组）58例。同期招募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人群（健康对照组）76名，其中男45名，女31名，年龄12~18（15.1±1.8）岁。采用24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24-item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 24）评估患者的抑郁程度，以HAMD 24总分35分为界将首发组患者分为轻中度抑郁症患者（52例）和重度抑郁症患者（24例）。使用超敏多因子电化学发光检测技术测定患者的血浆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IL-17A、IL-1β、IL-6、IL-8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u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细胞因子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之间的关系，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首发抑郁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首发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 结果:3组受试者的血浆IL-1β、IL-6和TNF-α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6.46、6.75、6.41，均 P<0.05）；两两比较显示首发组和复发组患者的血浆细胞因子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首发组血浆IL-6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 M（ Q1， Q3）］［1.69（1.17，2.45）ng/L比1.34（1.05，2.06）ng/L， Z=-2.67， PBonferroni校正=0.030］。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首发组HAMD 24总分与IL-17A、IL-1β、IL-6、TNF-α水平呈正相关（ r=0.275、0.260、0.300、0.331，均 P<0.05）；复发组HAMD 24总分与任何细胞因子均不具有相关性（均 P>0.05）。在首发组中，与轻中度抑郁症患者相比，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血浆IL-10、IL-17A、IL-1β、IL-6和TNF-α水平显著升高［分别为0.48（0.33，0.72）ng/L比0.63（0.46，1.10）ng/L、1.89（1.22，3.04）ng/L比3.01（1.94，5.18）ng/L、0.17（0.12，0.36）ng/L比0.42（0.22，0.65）ng/L、1.55（1.12，2.05）ng/L比2.30（1.68，3.75）ng/L、0.92（0.77，1.38）ng/L比1.42（0.95，2.15）ng/L；均 P<0.05］。多元线性回归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均显示，LgIL-6水平是疾病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多元线性回归：β=2.550，95% CI：1.258~10.724，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 OR=12.499，95% CI：2.061~75.806， P<0.05）。 结论:较高水平的血浆IL-6与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较严重的抑郁症状具有相关性，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