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血清炎症因子、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DNF)在双相情感障碍(BD)患者中的水平变化,并分析其与BD临床症状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宿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21年1月-2023年1月收治的100例BD患者,根据BD病情分为BD发作组(47例)和BD缓解组(53例),另选取同期收治的100例单相抑郁情感障碍患者作为单相组、78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并比较4组患者的血清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BDNF水平.比较4组患者血清IL-1β、TNF-α、BDNF水平及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贝克-拉范森躁狂量表(BRMS)以及霍普金斯词语学习测验修订版(HVLT-R)评分,采用Pearson分析法分析血清IL-1β、TNF-α及BDNF水平与BD患者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结果 BD发作组、BD缓解组和单相组患者的发病频率和病程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的发病频率及病程均高于单相组,且BD发作组患者的发病频率及病程高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血清IL-1β和TNF-α水平显著升高(P＜0.05),且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血清IL-1β和TNF-α水平高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血清IL-1β和TNF-α水平高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BDNF水平显著降低(P＜0.05),且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BDNF水平低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BDNF水平低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HAMD和BRMS评分均显著升高(P＜0.05),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BRMS评分高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BRMS评分高于BD缓解组(P＜0.05),且BD发作组和单相组患者HAMD评分高于BD缓解组,BD发作组患者HAMD评分高于BD缓解组(P＜0.05);与健康组相比,单相组、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HVLT-R评分显著降低(P＜0.05),且BD发作组和BD缓解组患者HVLT-R评分低于单相组,BD发作组患者HVLT-R评分低于BD缓解组(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BD患者血清IL-1β、TNF-α水平与发病频率、HAMD、BRMS呈正相关关系,与HVLT-R呈负相关关系(P＜0.05);BD患者BDNF水平与HVLT-R呈正相关关系,与病程、发病频率、HAMD、BRMS呈负相关关系(P＜0.05).结论 血清IL-1β、TNF-α及BDNF在BD患者中的水平变化与疾病的临床严重程度相关,可将其作为BD病理生理过程中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或治疗靶点.

目的:探讨应用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实现无血手术切除颈动脉体瘤的手术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8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12例颈动脉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12例患者均为单侧病变(左侧7例，右侧5例)。肿瘤体积最小为4.2 cm×3.0 cm×3.0 cm，最大为8.0 cm×6.5 cm×4.0 cm。12例患者中，肿瘤血供来源于颈外动脉及其分支9例，来源于颈动脉和颈内动脉2例，来源于椎动脉1例。其中，影像学Shamblin分级为Ⅱ级者7例，Ⅲ级5例。1例患者术前行选择性肿瘤供血动脉(椎动脉的肌椎动脉)栓塞术。12例患者均于显微镜下行颈动脉体瘤切除术，术后复查头颅CT、MRI观察有无脑出血、脑梗死等并发症，行颈动脉超声检查评估血管有无闭塞、狭窄。出院后门诊随访行颈动脉超声和CT血管成像(CTA)检查，评估有无肿瘤复发、血管狭窄及卒中事件发生等。结果:12例患者均成功切除颈动脉体瘤，手术时间为(95±25)min(60～180 min)。1例Shamblin Ⅲ级患者术中出现两处颈动脉破裂，采用缝合止血，出血量为150 ml；其余11例术中出血量为(30±12)ml(20～50 ml)。术中均无输血。12例患者的病理学结果均为副神经节瘤。围手术期无死亡病例，12例患者中，出现暂时性舌下神经损伤1例，1例复查CTA可见颈动脉缝合处管腔轻度狭窄，无脑梗死等并发症。所有患者均完成随访，随访时间为(18±8)个月(6～36个月)。至末次随访，12例患者均未见肿瘤复发、脑梗死等，未出现死亡病例。1例暂时性舌下神经损伤患者术后6个月时伸舌偏斜、吞咽困难症状缓解。结论:应用显微神经外科技术，在阻断颈动脉体瘤主要血供后，沿动脉外膜-瘤体包膜界面锐性分离，在干净无血的术野内操作，保护好周围脑神经，最大程度地切除肿瘤，可以实现安全、无血地切除颈动脉体瘤。

目的:探讨趋化素在特发性肺纤维化（IPF）中的表达及其作用。方法:分别使用定量PCR与蛋白质免疫印迹法测定对照与IPF患者肺部组织中趋化素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通过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检测临床血清样本中趋化素的含量。构建肺纤维化体外模型，将分离得到的原代成纤维细胞分成对照组、TGF-β组、TGF-β+趋化素组和趋化素组，使用免疫荧光法检测各组成纤维细胞α-平滑肌蛋白（α-SMA）表达水平。构建肺纤维化体内模型，采用随机分组法将C57BL/6小鼠分成对照组、博来霉素组、博来霉素+趋化素组和趋化素组，通过肺组织病理学染色观察各组小鼠肺纤维化严重程度。通过定量PCR与免疫组化染色法分别检测肺纤维化体外与体内模型中上皮间充质转化（EMT）标记基因的表达情况。结果:与对照组相比，IPF患者肺组织与血清中趋化素表达量均下调。免疫荧光结果显示，TGF-β组α-SMA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增强，TGF-β+趋化素组中α-SMA表达水平则与对照组相仿。病理学染色结果显示，博来霉素组小鼠较对照组肺组织纤维化病变明显，趋化素表达量显著下调；博来霉素+趋化素组小鼠肺组织受损程度则有所缓解。定量PCR与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趋化素在A549细胞与小鼠肺组织中分别减弱了由TGF-β与博来霉素诱导的EMT作用。结论:趋化素在IPF患者中表达降低；趋化素可能通过调控EMT而在肺纤维化的发生中发挥保护作用。

骨纤维发育不良（fibrous dysplasia of bone，FD）是一种以髓内纤维性病变为特征的类肿瘤样疾病，病变区域骨的发育停滞在未成熟的编织骨阶段，无法形成正常的骨小梁，导致骨的结构改变和力学强度降低；在负重时常出现反复的病理性骨折，进而继发受累骨的弯曲畸形、肢体短缩及步态异常。股骨近端是FD肢体畸形常累及的部位，畸形类型和程度复杂多样，多表现为逐渐加重的髋关节内翻及骨干弯曲。矫正畸形的目的是恢复股骨正常的机械轴线和长度，从而恢复肢体的功能，避免畸形进展以及缓解因反复的病理性微骨折而导致的疼痛症状，这较病灶本身的治疗更加重要。术前应根据病变的位置、范围以及病变类型个体化制定每一例患者的治疗方案，术后需对患者长期随访，进行矫形方案的调整。是否应进行病灶刮除植骨以及使用植骨材料的种类仍存在争议，应基于矫形原则对FD股骨进行畸形分析，确定畸形类型及畸形顶点位置，设计截骨方案，并进行术前模拟。虽然截骨后髓内或髓外固定方式均可提供足够的生物学稳定，但应根据术中具体情况决定使用何种固定装置。FD患者骨的愈合以及再生均无明显异常，但是生成的骨痂中包括发育不良的骨组织。FD患者在肢体畸形治疗后容易出现畸形复发，需长期密切随访以便进行矫形方案的调整。

目的:探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及其表型CD4 +TILs、CD8 +TILs和FOXP3 +TILs对三阴性乳腺癌(TNBC)短期预后[病理完全缓解(PCR)]及长期预后[无病生存期(DFS)、总生存期(OS)]的预后价值，为三阴性乳腺癌(TNBC)的免疫治疗提供理论支持。 方法:计算机检索PubMed、Medline、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从建库至2020年8月以前发表的所有前瞻性试验和临床观察对照试验。2位作者独立评价纳入文献质量、提取资料，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系统评价和分析。结果:共纳入48篇文献。高表达组TILs及TILs表达每增高10%的患者，预示着有更高的PCR， OR值分别为1.81(95% CI：1.44~2.28)、1.09(95% CI：1.02~1.15)；更长的生存时间，DFS的 HR值分别为0.99(95% CI：0.98~0.99)、0.90(95% CI：0.86-0.94)，OS的 HR值分别为0.87(95% CI：0.79~0.96)、0.88(95% CI：0.83~0.92)。表型CD4 +TILs、CD8 +TILs和FOXP3 +TILs对患者的PCR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在长期预后中，浸润程度高预示着患者有更长的生存时间，DFS的 HR值分别为0.54(95% CI：0.36~0.80)、0.46(95% CI：0.33~0.64)、0.45(95% CI：0.31~0.68)，OS的 HR值分别为0.49(95% CI：0.32~0.76)、0.59(95% CI：0.54~0.66)、0.44(95% CI：0.27~0.71)。 结论:TILs浸润程度及TILs表达每增高10%可作为TNBC的预后指标；表型CD4 +TILs、CD8 +TILs、FOXP3 +TILs浸润程度高预示着患者有更好的长期生存，但对患者的短期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男，49岁，农民，1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左肘部急性疼痛，VAS疼痛评分8分，疼痛持续3 d后缓解，继而出现左手第1～5指背伸不能，发病10 d后发现左前臂背侧肌肉明显萎缩，发病2周后肌电图示：左上肢桡神经支配肌运动单位减少，并见有失神经电位，提示左桡神经损伤。入院检查：左第1～5指背伸肌力、拇指外展肌力M 0；伸腕、旋后肌力M 4，伸腕时伴有明显桡偏畸形。肌电图示：左拇长伸肌、左指总伸肌存在自发电活动，募集反应消失，左桡神经－拇长伸肌、左指总伸肌CMAP不能引出，提示桡神经深支(PIN)完全性损伤。超声发现：PIN于Frohse腱弓近端5 cm内见4处缩窄。患者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入院，入院常规胸部CT平扫发现：椎体缘呈"竹节样"改变(图1)，患者既往强直性脊柱炎病史6年，未系统诊治。2年前对侧有类似病史，当时在初次接触装修"刮大白"工作3 d后出现上述相同症状，发病5个月后神经超声提示：右桡神经局部增粗、水肿；肌电图提示：右桡神经支配肌波幅较对侧减低大于50%。手术探查于Frohse腱弓近端PIN上发现一明显缩窄，缩窄程度>80%伴有明显神经扭转(图2)，缩窄切除＋神经缝合术，术后1年复查完全恢复。基于患者既往类似病史、手术治疗史，结合本次入院临床检查、神经超声、肌电图均定位PIN损伤，临床诊断为"多发性桡神经炎"。术中于Frohse腱弓近端5 cm内的PIN上发现4处明显缩窄，形成"腊肠"样外观，松解神经外膜后见缩窄间距1 cm，缩窄程度均≥75%，部分缩窄存在扭转现象(图2，3)。术中肌电检测：刺激桡神经，指总伸肌、拇长伸肌CMAP不能引出；于神经病变远端刺激，近端记录，NAP不能引出，切除病变神经，测量神经缺损长5 cm，取同侧腓肠神经6 cm移植修复。病变神经病理报告：神经纤维组织增生、水肿变性、瘤样增生。术后8个月随访时，伸指、伸腕、旋后肌力M 4，伸拇、拇指外展肌力M 3。

目的:探讨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通路在失神经支配肾脏缺血再灌注损伤(IRI)导致的肾小管间质纤维化(TIF)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成年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4组(均n＝12)：假手术组(Sham组)、肾脏缺血再灌注组(IR组)、失神经假手术组(RDN组)和失神经肾脏缺血再灌注组(DIR组)。分别于造模后1 d或7 d取材，利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观察肾脏病理学改变、马松染色法观察TIF程度及免疫组化观察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表达，检测血尿素氮、肌酐和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NGAL)、肾组织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丙二醛(MDA)含量、白细胞介素-4、10、13(IL-4、IL-10、IL-13)水平，蛋白印迹法检测Nrf2、TGF-β和磷酸化母亲DPP同源物3(果蝇)(Smad3)蛋白表达。结果:与Sham组比较，再灌注1 d组(IR-1)和DIR-1组肾脏病理损伤、血清尿素氮、肌酐和NGAL水平、肾组织MDA、IL-4、IL-10和IL-13水平升高而SOD活性降低，Nrf2、转化生长因子(TGF)-β和磷酸化Smad3蛋白表达增加( P<0.05)；与IR-7组比较，DIR-7组中纤维化程度及α-SMA、IL-4、IL-10和IL-13水平降低，Nrf2蛋白表达增高，TGF-β和磷酸化Smad3蛋白表达减少( P<0.05)。 结论:IRI造成失神经支配肾脏急性氧化应激损伤剧烈，启动TIF发生；而远期由于氧化应激损伤缓解、Nrf2通路的持续激活，抑制TGF-β表达及其下游Smad3蛋白磷酸化，从而减轻肾脏远期纤维化程度。

目的:探讨外源性小肠类器官(intestinal organoid，IO)肠道内灌注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新生小鼠肠道损伤的影响及相关机制，为探索NEC新型防治方法及临床转化提供依据。方法:取9日龄健康C57BL/6新生小鼠末端回肠组织体外培养IO，培养7 d后鉴定IO并将其重悬于磷酸盐缓冲溶液用于干预实验。选用5日龄C57BL/6新生小鼠，按照随机数字法随机分成4组：正常对照组(control组，仅母鼠母乳喂养，无其他干预措施)、实验对照组(control+IO组，母鼠母乳喂养，于生后第6天进行类器官干预)、NEC组(于生后第5至9天之间，诱导新生鼠NEC发生)、实验干预组(NEC+IO组，诱导NEC同时于生后第6天进行类器官干预)，每组5只小鼠。生后第9天收集各组新生小鼠末端回肠组织，分析比较各组小鼠肠道损伤程度，肠道炎症反应，肠道干细胞活性、肠上皮细胞增殖能力变化并进一步比较各组Wnt/β-catenin通路活性。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ANOVA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进一步两两比较使用LSD检验；计数资料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Mantel-cox)检验。结果:与control组相比，NEC组小鼠累积存活率显著降低(NEC组比control组：100.00%比42.42%， P<0.001)，肠道组织病理评分[NEC组比control组：3(2.5~3)比0(0~0.5)， P<0.01]与IL-6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4.52±0.82)比(1.01±0.23)， P<0.001]均明显升高，而Lgr5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02±0.01)比(1.03±0.40)， P<0.001]、Ki-67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18±0.06)比(1.00±0.15)， P<0.001]显著下降，单个隐窝内Ki-67 +细胞个数[NEC组比control组：(3.17±2.04)比(9.17±1.47)， P<0.001]明显减少，β-catenin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01±0.01)比(1.23±0.42)， P<0.05]及β-catenin蛋白活化水平(即非磷酸化β-catenin)[NEC组比control组：(0.14±0.04)比(0.92±0.41)， P<0.001]明显降低。而相较于NEC组，NEC+IO组小鼠累积存活率显著提高(NEC组比NEC+IO组：42.42%比69.84%， P<0.001)，NEC病理评分[NEC组比NEC+IO组：3(2.5~3)比0(0~1.5)， P<0.05]与IL-6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4.52±0.82)比(1.04±0.18)， P<0.001]均显著降低，Ki-67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0.18±0.06)比(0.37±0.10)， P<0.05]升高，单个隐窝内Ki-67 +细胞个数明显增加[NEC组比NEC+IO组：(3.17±2.04)比(12.67±1.51)， P<0.001]。此外，肠道β-catenin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0.01±0.01)比(2.44±1.19)， P<0.001]及β-catenin蛋白活化水平[NEC组比NEC+IO组：(0.14±0.04)比(0.54±0.25)， P<0.05]均升高。 结论:外源性IO可以缓解NEC肠道损伤，抑制肠道炎症反应，提高肠道内细胞增殖水平，改善肠道干细胞活性，Wnt/ β-catenin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介导了上述IO干预作用。

目的:探讨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在加速康复外科（ERAS）策略执行中的体验以及影响治疗体验的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的方法，连续纳入2019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京消化病医院）收治的经病理确诊为胃癌并接受胃癌根治术的患者；排除急诊手术、残胃癌、术前接受新辅助化疗和术中肿瘤不可根治切除或发现腹腔转移以及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通过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患者对ERAS策略的期待和治疗期间的体验。患者对期待和体验方面的调查问题进行评分，0分表示完全不期待或不满意，10分表示很期待或十分满意。根据患者对于ERAS的不同体验，将患者根据出院时填写问卷中的“是否认可ERAS策略”项目分为ERAS认可组和抵触组。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情况；（2）了解全组并比较两组患者对于ERAS的期望、偏好和住院体验；（3）两组促进和阻碍ERAS认可因素的比较；（4）了解全组并比较两组患者出院后的转归，采用电话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术后30 d内并发症和身体是否不适，并发症按照Clavien-Dindo分类标准进行程度分级。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Student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 M（ 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Mann-Whitney U检验。自身前后对照的正态分布与偏态分布资料分别采用配对Student t检验或Wilcoxon配对秩和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使用χ 2检验。 结果: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112例，男88例，女24例；年龄（57.8±10.0）岁；其中ERAS认可组77例、抵触组35例。住院时，胃癌根治术患者普遍存在焦虑情绪，56.2%（63/112）患者的住院焦虑评分超过了8分。住院时患者对ERAS策略的了解程度不高［2（0，5）分］，通过住院宣教，这一状况较前明显改善［8（4，1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7.130， P<0.001）。患者预期的术后住院时间要长于实际住院时间［7（7，10）d比6（6，7）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800， P<0.001）。51.8%（58/112）的患者希望能够出院后直接返回家中继续康复，但32.1%（36/112）的患者更希望能够在医院继续治疗直到自己感觉身体完全康复。与ERAS抵触组相比，认可组患者的预期住院时间更短［7（6，10）d比10（7，15）d， Z=-2.607， P=0.009］，康复效率提高评分更高［9（8，10）分比7（5，9）分， Z=-3.078， P=0.002］，期望缓解疼痛［8（6，10）分比6（5，9）分， Z=-1.996， P=0.046］、体力恢复加速［8（6，10）分比6（4，9）分， Z=-2.200， P=0.028］、期待减少引流管［8（8，10）分比8（5，10）分， Z=-2.075， P=0.038］的评分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随访过程中，有105例患者接听了随访电话。57.1%（60/105）的患者在出院后经历了各种不适，其中包括疼痛（28.6%）、腹胀（20.0%）、恶心（12.4%）、疲乏（7.6%）和发热（2.9%）。出院30 d内，6.7%（7/105）的患者发生了Clavien-DindoⅠ、Ⅱ级手术相关并发症，包括伤口愈合不良、肠梗阻、腹腔出血、伤口感染，均经保守治疗治愈；全组术后未发生Ⅲ级以上并发症。与认可组相比，抵触组中更多的患者在出院时认为自己尚未达到自我预期的康复［22.9%（8/35）比57.1%（44/77），χ 2=11.372， P<0.001］，且并不急于回归日常生活［8.6%（3/35）比39.0%（30/77），χ 2=10.693，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仅52.4%（55/105）的患者返回家中进行后续康复，其余患者在出院后选择前往其他医院继续住院，再次住院时间的中位数为7（7，9）d。与ERAS抵触组比较，ERAS认可组居家康复比例更高［59.7%（12/33）比36.4%（43/72），χ 2=4.950， P=0.026］、自我认为术后完全康复时间更短［14（10，20）d比15（14，20）d， Z=2.100， P=0.03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尽管ERAS在保证手术安全的前提下促进了术后的康复，但尚未得到患者的一致认可。充分的康复宣教、良好的镇痛、较好的体力恢复以及引流管的早期去除，可能改善患者对于ERAS的体验。

目的:探讨儿童骨卡波西型血管内皮细胞瘤(Kaposiform hemangioendothelioma,KHE)的临床特征 、病理特点 、诊疗方法:及预后情况,以提高对该病的诊治水平.方法 以2014年11月9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骨科收治的1例儿童骨KHE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回顾分析其临床资料;检索维普、万方、CNKI、Pubmed、Medline数据库截至2020年5月关于儿童骨卡波西型血管内皮细胞瘤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结果:本例KHE原发于跟骨,行活检及病理检查明确诊断后,于外院接受西罗莫司口服治疗,随访5年6个月,带瘤生存.通过文献检索,检索到10篇儿童骨KHE相关文献,联合本次报道1例患者分析结果 如下:共15例患者.11例(11/15,73％)出现患处疼痛,5例(5/15,33％)可见局部肿胀,5例(5/15,33％)触痛明显,7例(7/15,47％)出现活动受限.4例脊柱病变患者中,2例(2/4,50％)出现脊柱侧弯,1例(1/4,25％)出现下肢跛行.所有患者未发现明显的皮肤异常.1例(1/15,6.5％)锁骨病变患者出现卡-梅现象.9例行X线检查,7例(7/9,78％)提示溶骨性改变,3例(3/9,33％)提示不同程度硬化,2例(2/9,22％)提示骨密度欠均匀,1例(1/9,11％)提示骨皮质变薄.11例行CT检查,均提示溶骨性改变,7例(7/11,64％)提示骨皮质变薄或破坏.9例行MRI检查,7例(6/9,67％)提示T1低信号、T2高信号,1例(1/9,11％)提示T1高信号、T2高信号,1例(1/9,11％)提示T2低信号,1例(1/9,11％)提示局部骨质破坏.3例行骨扫描检查,均提示病灶呈高摄取率.治疗资料齐全者12例,6例(6/12,50％)病灶广泛切除治疗,2例(2/12,17％)采用西罗莫司治疗,1例(1/12,8％)长春新碱化疗,1例(1/12,8％)沙利度胺和塞来昔布口服治疗,1例(1/12,8％)行脊柱融合固定术,1例(1/12,8％)未接受任何治疗.12例平均随访时间45.9个月,7例(7/12,58％)临床痊愈(症状体征消失,影像学结果 阴性,未见肿瘤复发、进展或转移),5例(5/12,42％)带瘤生存(症状体征缓解或消失,影像学结果 提示病灶稳定或缩小,未见肿瘤进展或转移).7例临床痊愈患者平均随访时间52.9个月,其中手术治疗者6例(6/7,86％),长春新碱化疗者1例(1/7,14％).5例带瘤生存患者平均随访时间35.8个月,包括西罗莫司治疗者2例(2/5,40％),沙利度胺和塞来昔布治疗者1例(1/5,20％),脊柱融合固定者1例(1/5,20％),无任何治疗者1例(1/5,20％).结论:原发于骨的儿童KHE极为罕见,其临床表现及影像学表现均不具特异性,早期行活检术并借助病理学检查和免疫组化方法 有助于确诊此病.肿瘤完整切除的患者预后良好,提示手术切除目前可作为根治儿童骨KHE的首选方式.药物治疗儿童骨KHE的指征、方式及效果,尚需通过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研究加以规范和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