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肠道微生态紊乱是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发病的重要因素,合生元可有效调节人体肠道微生态.目的:探讨合生元制剂对IBS-D患者临床症状和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纳入2022年7月—2023年5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75例IBS-D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除常规治疗外,试验组给予含有益生元和多种益生菌的合生元制剂,对照组给予安慰剂.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消化道症状评分、生活质量(QOL)评分、精神症状评分和肠道菌群组成.结果:治疗4周后,试验组腹部疼痛评分、自主排便次数、IBS评分、焦虑评分和抑郁评分明显降低(P<0.05),IBS-QOL评分明显升高(P<0.05),而粪便性状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试验组肠道菌群组成、菌群多样性无明显差异(P>0.05),螺杆菌、志贺菌、紫单孢菌、瘤胃球菌科UCG-009丰度明显降低(P<0.05),双歧杆菌和乳杆菌丰度明显升高(P<0.05).结论:合生元对IBS-D患者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可改善肠道菌群,减轻消化道症状,同时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轻焦虑、抑郁等精神症状.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儿童炎症性肠病近年发病率逐渐升高，该病为慢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其好发年龄为学龄期，严重影响患儿生长发育，同时给心理和精神上带来创伤。目前该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但随着近年来对肠道菌群的深入研究，表明肠道菌群失调在该疾病的发生、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且在临床得到广泛证实。因此，人们尝试将微生态制剂应用于炎症性肠病患儿治疗中。该文主要综述炎症性肠病患儿应用益生菌、益生元、粪菌移植等微生态制剂治疗的研究进展，分析微生态制剂对炎症性肠病患儿的治疗效果，为临床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先天性巨结肠（Hirschsprung disease，HD）与巨结肠小肠结肠炎（Hirschsprung-associated enterocolitis, HAEC）患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差异及口服益生菌对肠道菌群的优化和预防HAEC的作用。方法:收集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住院的35例患儿共62份肠道内容物样本。将具有便秘、腹胀等症状、钡剂灌肠检查提示并通过病理诊断为HD的27例患儿作为HD术前组，其中男24例，女3例，年龄为（13.0±19.6）个月。将已诊断为HD且术前已出现发热、腹泻、腹胀、粪便奇臭等临床表现被确诊为HAEC的8例患儿作为HAEC术前组，其中男6例，女2例，年龄为（6.8±4.5 ）个月。将HD术前组患儿根据术后是否摄入益生菌分为HD术后益生菌组（15例）和HD术后对照组（12例）。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进行DNA测序以评价各组样本肠道微生物的多样性及构成分布，并分析HD术后益生菌组和HD术后对照组的HAEC发病率、复发率等。结果:HAEC术前组患儿肠道菌群多样性明显低于无HAEC的HD术前组患儿，HD术前组的shannon指数明显高于HAEC术前组（2.049比1.22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47），simpson指数在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320比0.527， P=0.07）。在菌群门水平上，变形菌门丰度在HAEC术前组比HD术前组高（45.3%比31.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6）；放线菌门丰度在HAEC术前组比HD术前组更少（8.7%比14.1%），差异具体统计学意义（ P= 0.047 ）；拟杆菌门丰度在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00 ）。在HD术后对照组及HD术后益生菌组中，变形菌门丰度在HD术后对照组较多（39.1%比10.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85 ）；放线菌门丰度HD术后益生菌组显著高于HD术后对照组（50.4%比11.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03 ）。在菌群属水平上，HD术前组患儿其肠道菌群中双歧杆菌属的丰度明显较HAEC术前组高（4.3%比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HD术后益生菌组与HD术后对照组相比双歧杆菌属的优势更加明显（48.2%比11.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克雷伯菌属在HAEC术前组中的丰度显著高于HD术前组，且在菌群中占较大优势（0.2%比37.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3）。在术后HAEC的发病率方面，HD术后对照组高于HD术后益生菌组（41.7%比13.3%），益生菌的摄入可能会减少HAEC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85）。 结论:HD、HAEC患儿的菌群存在差异，益生菌制剂的使用可能是一种保护因素，能够减少HAEC的发生。

腹腔感染是ICU和住院患者第二大感染性疾病，病死率高达20%~30%。医学的进步并没有改善腹腔感染患者预后，且日益严峻的细菌耐药形势可能导致腹腔感染患者预后恶化。腹腔感染可导致肠道菌群失调，而肠道菌群失调反过来又可加重腹腔感染。肠道微生态制剂可调节肠道菌群，是腹腔感染潜在的治疗措施。笔者回顾腹腔感染时肠道菌群的变化、肠道菌群对腹腔感染预后的影响及肠道微生态制剂在腹腔感染中的作用，旨在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病死率高，特有的高代谢和过度炎症反应状态显现营养治疗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肠内营养(EN)是SAP患者首要的营养治疗方法，许多证据支持其早期应用以改善临床结局，但在EN启动时机、喂养部位和配方选择等方面，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文中回顾了SAP EN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临床实践认为，EN是SAP患者首选和重要的营养治疗方法；血流动力学基本稳定后及时启动EN可获得较好的临床收益，而不应局限在24 h或48 h。经胃喂养或口服是目前SAP患者EN途径的趋势，出现胃排空障碍等情况后，可选择鼻空肠喂养。SAP早期EN可选择整蛋白(不含膳食纤维)的标准制剂，是否添加益生菌或免疫营养素(谷氨酰胺、ω-3脂肪酸)尚缺乏足够的证据。

细菌性阴道病（BV）是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之一。BV的主要特征是阴道微生态失调，乳杆菌减少的同时厌氧菌大量增多。传统的BV治疗方法是使用甲硝唑等抗菌药物，抗菌药物的过多使用不仅副作用多，且治愈后易复发，而大量研究表明，通过益生菌的干预有助于恢复正常阴道菌群，缓解BV症状，减少复发。本文荟萃了近年来益生菌制剂在针对BV治疗上的不同方案，为以后应用于临床提供一定的依据。经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益生菌可单独治疗BV，同时使用益生菌制剂和抗菌药物对BV的治疗效果更好，抗菌药物与益生菌联用比单独使用抗菌药物可显著降低BV的复发率，益生菌与其他物质如雌激素、乳铁蛋白或噬菌体联合也可治疗BV。

目的:探讨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of Newborn，NEC)发生的危险因素调查及预防措施分析。方法:选取2017年4月至2019年6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妇幼保健院收治的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110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患儿及其孕母的基本资料，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NEC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110例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中，有19例患儿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总发生率17.27%；其中Ⅰ期8例，占42.11%，Ⅱ期7例，占36.84%，Ⅲ期4例，占21.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胎龄、分娩方式、新生儿窒息、益生菌制剂、喂养方式、败血症、感染性休克、羊水粪染、妊娠期糖尿病、产前应用抗生素与糖皮质激素均是影响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NEC发生的相关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生儿窒息、益生菌制剂、败血症及羊水粪染均是影响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NE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 P<0.05)。 结论: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的NEC发生风险较高，且受多种危险因素影响。新生儿窒息、益生菌制剂、败血症及羊水粪染是影响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NEC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中应加强围产期护理对孕产妇及胎儿的监护，并针对相关危险因素制定相应针对性预防措施，加强对早产合并极低出生体重儿的护理管理，以尽可能降低NEC的发生风险。

膀胱过度活动症(OAB)是中老年人群中常见的一种下尿路症状，主要发病机制被认为是由于膀胱感觉神经末梢的高敏感性病变。研究发现不同肠道细菌在OAB患者中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差异，而且这些肠道细菌的代谢产物及其特殊的肠道微生态调节作用也与致敏膀胱的因素相关。本综述主要总结了OAB患者肠道中的双歧杆菌通过对尿路致病性大肠杆菌发挥抑菌作用以及粪杆菌属通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作用通路来影响OAB患者临床表现的最新研究进展，从而有望为通过调控日常膳食纤维摄入量或口服特定益生菌制剂来改善OAB症状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也能够为膀胱过度活动症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中指出，针对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但缺乏具体使用信息。益生菌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肠道微生态调节剂，对不存在益生菌制剂使用禁忌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结合现有证据，临床可酌情使用益生菌制剂，可优先考虑使用在其他研究中有一定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的益生菌，告知患者正确服用的方法和服用时间，避免抗菌药物等对益生菌作用的影响，并注意监护益生菌潜在的感染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