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脑高级视中枢把来自双眼的视觉信息进行分析综合成一个具有立体感图像的过程中，双眼的视觉信息并不是均等的被处理，而是存在眼间竞争与抑制，由此产生了知觉优势，过强的知觉优势带来双眼视的异常。借助双眼分视和计算机生成的心理物理视觉测试程序，可以定量测定知觉优势强度，并通过光学矫正、遮盖或视知觉学习实时调控知觉优势。知觉优势的相关基础理论也延伸应用到眼科临床诊疗尤其是斜弱视的诊疗中，并有望为解决激光角膜屈光手术后双眼视异常相关的临床问题提供新思路。现就视知觉优势在眼科临床应用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优势眼是指两眼在视物时起主导作用的眼，在双眼视功能和融合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形成机制较为复杂。根据优势眼检查方法的原理不同，可分为注视性、运动性和知觉性优势眼3种类型，每一类优势眼的检查方法有所不同。由于双眼疾病进展不平衡引起的视力或视功能的改变，可能会导致优势眼的转换，进而影响双眼视觉平衡及治疗效果。因此，忽视优势眼的定位或错误判断会改变双眼间长期建立的视觉平衡，对视觉质量和生活质量带来不同程度影响。这种现象主要体现在屈光不正配镜矫正、屈光手术、斜视矫正手术、弱视训练方法和白内障人工晶状体度数的测定等过程中。基于优势眼的眼别进行医疗方案的制定，对患者良好双眼视觉的重建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尤其重要。然而，优势眼在双眼视功能中的作用目前尚未完全明确，临床医生也缺乏对其重要性的足够认知。本文就优势眼的形成机制、检查方法和优势眼转换的临床意义等相关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比较全飞秒激光角膜透镜术(smile)与准分子角膜磨镶术(lasik)治疗的近视患者术后的眼表指标。方法:前瞻性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六安市中医院收治的60例(120眼)接受近视激光治疗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30例。smile组给予全飞秒激光角膜透镜术，lasik组给予准分子角膜磨镶术。比较两组术后1、3个月裸眼视力≥20/20、最佳矫正视力下降≥1行、实际矫正屈光度在目标矫正屈光度的±0.5 D、±1.0 D范围内的术眼占比，角膜知觉、高阶像差(HOAs)、球差(SA)、彗差(CA)、眼表指标[基础泪液分泌试验(SIt)、泪膜破裂时间(BUT)、角膜荧光素染色(FL)]。结果:两组术后1、3个月裸眼视力≥20/20、最佳矫正视力下降≥1行、实际矫正屈光度在目标矫正屈光度的±0.5 D、±1.0 D范围内的术眼占比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3个月smile组颞侧、鼻侧角膜知觉高于lasik组，术后3个月角膜上方、下方知觉高于lasik组( P<0.05)；术后1、3个月smile组HOAs、SA低于lasik组( P<0.05)；术后1、3个月smile组SIt、BUT高于lasik组，FL低于lasik组( P<0.05)。 结论:smile与lasik治疗近视患者均具有有效性和较高的可预测性，但smile对眼表功能的影响较小，术后引入的高阶像差较小，并在术后角膜知觉恢复方面具有优势。

主导眼是双眼中具有视觉输入优势的一眼，又称优势眼、主视眼，通常分为注视性主导眼、知觉性主导眼和运动性主导眼。关于主导眼的研究一直未曾间断，近年来有学者对主导眼的形成机制、测量方法及与相关疾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现笔者就主导眼与眼部疾病的相关性研究现状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卡通面孔与真实面孔在表情知觉加工方式上的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差异。方法:选取大学生30名，采用面孔识别范式，自变量为面孔类型(真实、卡通)、情绪类型(正性、中性、负性)，因变量为反应时和ERP数据的波幅和潜伏期。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大学生卡通表情反应时[(455.58±55.18)ms]均短于真实面孔[(471.49±63.02)ms]。N170波幅、潜伏期在面孔类型、表情类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顶中正电位(vertex positive potential，VPP)潜伏期正性真实面孔[(159.89±13.93)ms]短于正性卡通面孔[(165.68±14.35)ms]( PVPP<0.05)，易受到知觉负荷的影响，而负性情绪不受其影响。晚期正电位(late positive potential，LPP)在晚期加工阶段正性情绪真实面孔波幅[(10.4±1.22)μV]高于卡通面孔[(4.26±0.53)μV]；负性情绪卡通面孔波幅[(3.84±0.36)μV]高于真实面孔[(1.9±0.24)μV]( PLPP<0.05)。 结论:不同面孔类型在早期阶段N170无差异，晚期加工阶段，真实面孔对正性情绪识别具有整体优势效应，而负性情绪卡通面孔局部特征加工更具优越性。

目的：:比较基于双眼推拉模型的视觉训练和传统综合训练对9～16岁大龄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的临床疗效。方法：: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收集2017年6月至2018年3月在南宁市爱尔眼科医院门诊确诊的9～16岁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64例（64眼）。随机分为推拉模型训练组（32例）和传统综合训练组（32例），2组均在屈光矫正的基础上联合视觉训练治疗12个月。推拉模型训练组全天无需遮盖，通过双眼分视以视频刺激的方式进行训练。具体训练方案由医师根据患者初始视力、知觉眼位、抑制度、视功能缺损的严重程度以及每阶段训练后的进步情况等信息来制定。传统综合训练组是在遮盖优势眼的基础上予以精细训练、红光闪烁训练。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最佳矫正视力、0阶立体视、1阶立体视、2阶立体视及屈光度数的变化。2组疗效(等级资料)、阶度立体视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对屈光度数的变化的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治疗12个月后，2组各失访1例。经过治疗，推拉模型训练组基本治愈7眼（23%），进步24眼（77%），无效0眼（0%）；传统综合训练组基本治愈2眼（6%），进步25眼（81%），无效4眼（13%），2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490， P=0.013）。推拉模型训练组31眼logMAR视力总共提高146行，传统综合训练组总共提高89行。推拉模型训练组视力提升效率高于传统综合训练组。推拉模型训练组的0阶立体视、1阶立体视、2阶立体视改善程度均较传统综合训练组明显（ Z=-4.861， P<0.001； Z=-3.706， P<0.001； Z=-5.819， P<0.001）。治疗前后2组患者的球镜度数、柱镜度数、等效球镜度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基于双眼推拉模型的视觉训练在改善大龄屈光参差性弱视儿童弱视眼的视力及立体视方面均优于传统综合训练。

目的:通过学生视角,了解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原则贯彻情况.方法:选择郑州某所普通本科高校167名一年级学生为本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其进行关于教师和学生互动中的性别差异对待情况调查.结果:43.1％(72名)的学生认为教师存在针对性别的差异对待,且在此部分学生中,女生认为性别差异对待不好的占比高于男生.学生总结的教师差异对待案例主要包括体育和体力劳动、课堂互动、惩罚严厉程度、男生机会优势;其中,举例体育和体力劳动的学生大部分赞同性别差异对待,举例男生优势者则均持否定态度.结论: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原则贯彻仍需加强.

失匹配负波(MMN)是由重复刺激序列(即标准刺激)中偶然出现的、与标准刺激有可辨别差异的偏差刺激所诱发的一种持续时间较短、极性为负的事件相关电位(ERP).失匹配负波在人类和动物中普遍存在,并可在视、听、嗅等多种模态中诱发,其出现不依赖于注意,所以反映了大脑对知觉环境变化的自动感知,对动物的生存与繁殖成功至关重要.本文对不同类群动物失匹配负波研究、失匹配负波产生机制、发生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旨在厘清该生理指标的优势与不足,为动物认知潜在机制研究提供有益参考.最后文章对动物失匹配负波未来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目的 探讨23 G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的效果以及眼表功能指标的变化.方法 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的方法,选取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在西安市第四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绝经期后增生型DR患者,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9例、49眼.观察组患者选择23 G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对照组患者选择20 G玻璃体切割手术.对比两组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与泪膜破裂时间(TBUT)、泪液分泌检测(SIT)、中央角膜知觉检测以及眼表主观症状评分(OSDI)眼表功能指标.结果 观察组患者术后7 d、14 d、30 d的最佳矫正视力分别为4.11±0.03、4.59±0.04、4.62±0.02,均明显高于术前(3.41±0.05)以及对照组(4.05±0.04、4.46±0.03、4.51±0.02)(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TBUT为(3.72±1.08)s,明显低于术前(4.23±1.17)s(P<0.05),明显高于对照组(2.85±1.05)s(P<0.05),其他指标相比术前无明显变化(P>0.05),SIT(7.06±2.15)mm明显低于对照组(8.11±2.19)mm(P<0.05),中央视网膜知觉(35.98±8.16)mm,明显高于对照组(31.12±9.56)mm(P<0.05).结论 23 G微创玻璃体切割手术治疗绝经后增生型DR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术后视力,相比传统玻璃体切割手术对眼表功能的影响较小,在临床实践中有明显的优势.

目的 研究比较3种姿态方向指示器(attitude directional indicator ,ADI)设计与2种参照框架对恢复飞机异常姿态判断的共同影响,以减少飞行事故,保障航空安全. 方法 使用E-prime对在不同角度的异常飞行姿态下常规、透视图飞机符号(perspective-view aircraft symbol , PAS)和指令3种 ADI样式与动态地平线(moving horizon ,MH)和动态飞机符(moving aircraft , MA)两种参照框架进行交互匹配的图片进行编程,模拟恢复试验. 34名普通全日制军校大学生为受试者,均为男性,平均(22 .43 ± 1 .32)岁.采用2×3×4的受试者内试验设计. 2种参照框架和3种ADI样式组合为6种显示方式,每种包括8个角度的飞机旋转姿态,总计48幅图片.在学习阶段,向受试者呈现飞机正常飞行姿态和异常飞行姿态的图片,并指导受试者恢复异常飞行姿态的方式,即向左恢复按"F"键,向右恢复按"J"键.在练习阶段,向受试者呈现4幅异常飞行姿态图片,当受试者对4幅姿态的判断均正确时,表明受试者已经掌握任务并进行正式试验.正式试验时,48种图片随机顺序呈现,记录受试者反应时和正确数. 结果 以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受试者组内方差分析,ADI样式与参照框架的交互作用对受试者反应时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 F(2 ,66)＝6 .267 , P＝0 .003 , η2 ＝0 .160] ;常规ADI样式和形象化ADI样式与MA参照框架的组合更佳.以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受试者内方差分析,ADI样式与参照框架的交互作用对正确率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F(2 ,66)＝12.018 ,P＜0 .01 ,η2 ＝0 .267] ;MH参照框架与3种ADI样式的搭配显著优于指令-MA显示和常规-M A显示,而PAS-M A显示也较好. 结论 ①两种新型 ADI样式(指令、PAS )具备传统的常规ADI样式所没有的优势的.②M H参照框架具有总体上正确恢复率方面的优势.③本研究理论上推荐PAS-M A显示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