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放牧改变了草地生态系统的土壤资源可利用性和微生物生物量化学计量.研究放牧荒漠草原土壤化学计量不平衡与微生物碳利用效率(CUE)的关系,有助于从微生物视角理解土壤碳动态.本研究依托2004年建立的内蒙古短花针茅荒漠草原长期放牧实验平台,以围封禁牧为对照,设置重度、中度和轻度放牧处理,测定了 土壤有效养分、微生物生物量及其获取的相关酶活性,并利用生态化学计量法对土壤微生物CUE进行计算.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放牧抑制了土壤微生物CUE,降幅为1.0％～10.3％;土壤C∶N不平衡在中度放牧处理下显著增加20.6％,C∶P不平衡和N∶P不平衡在重度放牧处理分别显著增加20.7％和25.2％,这表明土壤微生物群落更容易受N、P限制.土壤微生物群落通过调节元素阈值计量比和胞外酶的产生来维持自身化学计量平衡.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表明,化学计量不平衡通过改变元素阈值计量比、微生物生物量化学计量和酶化学计量间接影响微生物CUE.

本研究以福建三明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观测研究站的青冈、格氏栲、马尾松、闽楠、香樟林5种人工林为研究对象,分析了 0～10 cm表层土壤微生物呼吸对葡萄糖添加的代谢响应.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葡萄糖添加使土壤微生物呼吸提高了 82.4％～349.5％,不同树种间差异显著.对照中,土壤微生物呼吸与微生物生物量、土壤有机碳及真菌/细菌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表明在没有活性碳供应时,微生物代谢受土壤有机碳含量的调控,且与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群落结构有关.在葡萄糖添加处理中,土壤微生物呼吸与土壤总氮、溶解性有机氮和矿质氮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当活性碳供应充足时,微生物代谢主要受土壤氮含量及其有效性制约.微生物呼吸的代谢响应,即葡萄糖添加处理与对照土壤微生物呼吸的比值,主要受土壤碳氮比的影响,呈现出微生物代谢响应随土壤碳氮比的下降而升高.此外,土壤pH也是影响微生物代谢响应的重要因素.土壤碳、氮含量及有效性对微生物呼吸的影响依赖于微生物是否受碳限制,土壤碳含量调控了碳限制时的微生物呼吸,而土壤氮含量及有效性调控了碳限制解除后的微生物呼吸.

土壤化学计量比是衡量土壤有机质组成及质量的有效指标.多数研究关注土壤碳(C)、氮(N)、磷(P)及化学计量比,而较少关注森林恢复过程中土壤钾(K)、钙(Ca)和镁(Mg)及化学计量比的变化.本研究以亚热带自然恢复的5、8、21、27、40年林分为研究对象,以自然恢复的天然林为对照,分析土壤K、Ca、Mg及化学计量比随林分恢复年限的变化.结果表明:随着土层的加深,土壤C和N含量显著降低,土壤元素化学计量比除K∶P、Mg∶P和P∶Ca外均显著降低.随森林恢复年限的增加,0～10 cm 土层C和N含量显著增加,10～20 cm 土层Ca含量显著增加,20～40 cm 土层全磷含量显著降低,各土层K和Mg含量均无显著变化.随森林恢复年限的增加,0～10 cm 土层C∶Ca、N∶Ca、P∶Ca显著增加,20～40 cm 土层C∶P、N∶P和K∶P显著增加,而P∶Ca显著降低.所有土层K∶P和Mg∶P与总磷含量呈显著负相关,C∶Ca和N∶Ca与矿质氮、有效磷、速效钾含量呈显著正相关.随着次生林恢复年限的增加,研究区土壤普遍受到P限制,恢复后期Ca的限制逐渐增强,进而导致了多种养分元素的限制.

生酮饮食(KD)可以限制热量和液体的摄入，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用于癫痫的治疗，具有显著的治疗效果。近年来，KD在其他疾病领域被证实具有治疗效果，如肥胖、糖尿病、高血压、癌症、阿兹海默病等慢性疾病。尽管KD对多种疾病的治疗具有积极的效果，但由于KD过程对脂肪的高比例摄入，以及对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的摄入过少，会导致营养吸收的极不均衡。因此，使用KD治疗疾病可能引起多种不良反应，其长期利弊更是争议的热点。本篇综述重点阐述KD的不良反应以及防治手段，以期对临床安全有效地应用KD提供指导帮助。

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遗传代谢病得以诊断。遗传代谢病治疗原则为限制代谢受阻底物的摄入，降低有害产物的蓄积，补充生成不足的产物。遗传代谢疾病多发生氨基酸及肽类代谢障碍、脂质和脂蛋白代谢障碍、脂肪酸和酮体代谢障碍、碳水化合物代谢障碍及其他代谢障碍。因此临床营养治疗该类疾病，需严格调整营养素比例。其中饮食治疗一直是主要营养治疗方法之一。该文报道1例葡萄糖转运体1缺陷综合征合并过敏的患儿进行全程营养管理，介绍生酮饮食治疗与疾病的相关性和如何具体实施饮食管理。以此探讨个体化饮食疗法对遗传代谢性疾病的患儿疾病改善预后、保障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

粒子射线放疗（PBRT）是基于质子和重离子（目前临床以碳离子为主）射线的放疗技术，通过扩展Bragg峰实现卓越的剂量分布，实现靶向肿瘤部位并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从而提供精准的肿瘤治疗。在生物效应方面，质子射线的相对生物效应（RBE）为1.1，略高于光子射线；而碳离子为高传能线密度射线，RBE一般为2~3，针对放射抗性和乏氧肿瘤更具优势。PBRT临床应用包括单线束放疗和混合线束放疗，后者综合不同粒子的优势，是肿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PBRT仍面临着众多挑战，技术上如运动靶区、剂量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呼吸门控和自适应计划等先进技术；临床上，有限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限制了PBRT的临床验证。现有的RCT研究，如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虽观察到PBRT的获益，但也表明仍需进一步研究来确认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的研究除将PBRT与光子治疗进行比较外，还应探索将PBRT与免疫治疗等全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获益。回顾PBRT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概况，并进一步讨论其在肿瘤治疗中的成本效益，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理解，推动PBRT在肿瘤治疗中的发展和应用。

随着质谱技术、基因检测等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的推广，越来越多的遗传代谢病得以诊断。遗传代谢病治疗原则为限制代谢受阻底物的摄入，降低有害产物的蓄积，补充生成不足的产物。饮食治疗是许多遗传代谢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之一，其出发点为限制代谢障碍底物的摄入，补充合成不足的产物或替代能源以绕过缺陷途径，目的为维持正常的生长发育。随着越来越多的特殊医学配方营养食品投入生产和使用，饮食治疗的可及性及依从性提高，越来越多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控制，生活质量得以改善。现主要针对相对常见的遗传代谢病的饮食治疗进行阐述。

目的:评估Ⅰ/Ⅱ期临床研究中碳离子放疗(CIRT)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研究对象为2020年3月至2022年1月就诊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的9例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患者(不伴远处转移)，临床分期为T 2~3。治疗包括3分次，由12 Gy增加到24 Gy的局部照射和11分次44 Gy的全膀胱照射。碳离子照射剂量均为相对生物学有效性(RBE)为3.0时的剂量。膀胱肿瘤总剂量为56~68 Gy，分14次。主要观察终点包括肿瘤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和剂量限制毒性(DLT)、局部控制率(LC)。次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 结果:9例患者完成了试验研究中各剂量段CIRT，剂量递增至68 Gy。未发生DLT和≥3级的急性放疗不良反应和生存期内的晚期放疗不良反应。肿瘤剂量达到68 Gy时，出现2例2级急性泌尿生殖道反应，1例急性下消化道症状；62 Gy以上剂量组观察到3例1级晚期放射性膀胱反应，表现为尿频和镜下血尿。所有病例治疗结束时血尿均消失，排尿不畅缓解，尿红细胞值显著下降。治疗后3个月、6个月局部控制率分别为100%和88.9%，客观缓解率均为88.9%。1例患者在治疗后6个月出现局部复发，采用挽救性手术治疗。结论:碳离子放射治疗肌层浸润性膀胱癌初步疗效观察，未见剂量限制性毒性，安全可行，近期疗效显著，症状缓解明显，患者耐受性好。

目的:分析中国9~18岁在校儿童青少年暴露于大气污染物PM 2.5及其组分［硫酸盐（SO 42-）、硝酸盐（NO 3-）、铵盐（NH 4+）、有机物（OM）、黑碳（BC）］与心理困扰的关联。 方法:基于2019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纳入130 808名9~18岁儿童青少年，根据凯斯勒心理困扰量表（K10）进行评分和判定高心理困扰，根据调查地点和时间匹配污染物年均暴露数据，采用基于logistic回归的限制性立方样条方法对PM 2.5、SO 42-、NO 3-、NH 4+、OM及BC组分浓度和心理困扰关联进行拟合；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年龄、性别、BMI和身体活动亚组进行分析，估计不同亚组暴露于高污染浓度污染物和高心理困扰的关联。 结果:我国儿童青少年高心理困扰率为30.4%，女生高心理困扰率高于男生，分别为31.6%和2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暴露于PM 2.5、SO 42-、NO 3-、OM和中国9~18岁儿童青少年高心理困扰存在非线性正向关联，当PM 2.5、NO 3-、NH 4+、OM和BC浓度较高时，随着浓度继续上升，高心理困扰发生风险的增加有所减缓甚至达到平台期；而SO 42-则表现为较低浓度时，心理困扰风险变化不大，但浓度较高时，风险持续上升。PM 2.5及其组分暴露和体力活动不足组心理困扰有统计学关联，和体力活动充足组无统计学关联；与13~15岁、16~18岁学生相比，9~12岁学生中，高浓度污染物和高心理困扰关联更强。 结论:大气污染物PM 2.5及其组分与我国9~18岁儿童青少年心理困扰相关，在体力活动不足的儿童青少年中，高污染物暴露是高心理困扰的危险因素，且PM 2.5及其组分和心理困扰的关联存在年龄差异。

现今全球肥胖患病率明显增加，胰岛素抵抗(IR)在肥胖进展中有具有明确的作用。而IR与高甘油三酯(TG)血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浓度降低和炎症增加有关，由此会带来葡萄糖代谢恶化，导致高血糖、葡萄糖耐量受损(IGT)或2型糖尿病(T2DM)，所有这些均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CVD)的发生 [1]。作为回应，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针对减重和降低CVD风险提出的膳食建议，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1)传统减重膳食：以常量营养素为重点的膳食，如限制能量膳食(calorie restrict diet，CRD)、低碳水化合物膳食(low carbohydrate diet，LCD)和低血糖指数膳食(low glycemic index diet，LGID)、低脂膳食(low fat diet，LFD)和高蛋白膳食(high protein diet，HPD)。强调常量营养素对新陈代谢和能量稳态不同贡献为重点的健康膳食模式，如地中海膳食(Mediterranean diet，地中海饮食)、终止高血压膳食(dietary approaches to stop hypertension，DASH)、素食和中国"传统江南膳食"等 [2,3]。(2)间歇性禁食(intermittent fasting，IF)：指以特定时间段(从12 h到几天不等)禁食为目标的膳食模式，减少或不减少能量摄入 [2]。本文旨在描述各类减重和降低CVD风险膳食的特点，以期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合适的膳食选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