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rdheim-Chester病（Erdheim-Chester disease，ECD）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病理科2013年1月至2023年6月诊断的ECD，分析4例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的临床及病理资料，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法检测BRAF V600E基因，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4例ECD患者，男女各2例，年龄2岁11个月至69岁，病变分别位于肺（2例）、中枢神经系统（1例）及睾丸（1例）。1例偶发夜间发热，1例有恶心、呕吐，其余2例无明显临床症状。2例肺ECD表现为双肺弥漫分布的磨玻璃结节影，中枢神经系统及睾丸的病例表现为实性占位。镜下均见纤维化背景中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伴数量不等的多核巨细胞、小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浸润，其中肺ECD的肿瘤细胞浸润主要出现在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纤维化在胸膜和小叶间隔更为明显，在肺泡间隔中不明显。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肿瘤细胞均表达CD68、CD163及F a，不表达CD1α及Langerin，仅1例表达S-100蛋白，3例BRAF V600E阳性。RT-PCR法检测4例均具有BRAF V600E基因突变。 结论:以骨外为首发部位的ECD罕见且起病隐匿，临床上容易误诊，需通过活检予以明确诊断。肺ECD与其他脏器ECD的影像学改变显著不同，其胸膜下、小叶间隔、血管周和细支气管周围浸润的组织学特点也有助于与其他肺疾病进行鉴别。使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或RT-PCR技术检测BRAF V600E基因突变状态有助于诊断，且2种检测方法有较好的一致性。

目的:探讨成人肾母细胞瘤中BRAF V600E突变与后肾腺瘤样形态学之间的联系及其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2—2021年诊断的19例成人肾母细胞瘤临床资料，2位病理学医师进行HE形态学复核，选取代表性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IHC）分析及BRAF V600E突变基因测序。结果:组1为部分区域显示后肾腺瘤形态特征的成人肾母细胞瘤，共6例；组1中5例病理形态为上皮为主型且阳性表达WT-1与CD56，均表达CD57，6例患者Ki-67阳性指数不同区域差异巨大（1%~60%），5例免疫组织化学呈现不同程度的BRAF阳性表达，DNA测序结果显示5例免疫组织化学阳性病例均提示BRAF V600E第15号外显子呈突变型；组1病例随访23~71个月，均存活。组2为经典型肾母细胞瘤（无后肾腺瘤样区域），共13例；可供检测的7例组织中均无BRAF V600E突变。结论:BRAF V600E突变高发于具有区域后肾腺瘤样形态的成人肾母细胞瘤，该类肿瘤可能代表了后肾腺瘤与肾母细胞瘤之间的过渡状态，预后较好且具有靶向治疗价值。

目的:通过检测端粒酶反转录酶(TERT)启动子在放射性碘难治性甲状腺乳头状癌(RAIR-PTC)中的突变频率，探讨该基因突变对RAIR-PTC的摄碘特征及碘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对2005年1月至2020年6月在江苏省原子医学研究所附属江原医院进行放射性碘治疗的RAIR-PTC[37例，其中男15例，女22例，年龄(49.8±16.1)岁]和碘治疗有效[40例，其中男13例，女27例，年龄(39.8±10.9)岁]PTC患者的TERT启动子突变及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V600E突变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不同基因突变类型的摄碘特征及碘治疗疗效差异。采用Fisher确切概率法及两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数据比较。 结果:RAIR-PTC中，TERT启动子突变率为40.54%(15/37)，高于碘治疗有效组(0，0/40； P<0.001)，均为C228T位点突变，未发现C250T突变；而BRAF V600E突变率(64.86%，24/37)与碘治疗有效组(72.50%，29/40)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58)。TERT启动子突变患者年龄更大( t＝3.76， P＝0.001)，远处转移灶不摄碘率更高( P＝0.037)。启动靶向治疗者及死亡病例中TERT启动子突变患者分别占2/3和3/4。35例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阴性患者中，11/14的TERT启动子突变者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sTg)升高，而无突变组该比例为57.1%(12/21)，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57)。 结论:RAIR-PTC患者中TERT启动子突变率增高，临床工作中可将该基因突变作为预测碘难治的指标之一。

近年来，随着高分辨率超声和甲状腺细针抽吸细胞学检查技术的应用，甲状腺癌的检出率逐渐升高。虽然分化型甲状腺癌（DTC）患者多数预后较好，但也有部分患者易发生颈部淋巴结转移或肺、骨、脑等远处转移，甚至出现病灶的失分化，从而导致预后不良。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结果表明，基因突变在DTC的发生、发展以及预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且相关基因的抑制剂可以为一些病灶失分化的患者带来新希望，对临床医师的决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笔者对目前DTC中常见的基因突变的机制及其临床意义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骨内原发Rosai-Dorfman病（Rosai-Dorfman disease，RDD）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免疫表型、分子表型特征及鉴别诊断思路。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9年1月就诊于北京积水潭医院的14例骨内原发RDD确诊病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法检测S-100蛋白、cyclin D1、CD1a、CD207等蛋白表达情况；采用蝎形探针扩增突变系统（ARMS）荧光定量PCR检测BRAF V600E和KRAS基因突变情况。结果:14例RDD中女性6例，男性8例，年龄2~64岁，平均年龄31.4岁。14例均为不伴淋巴结病变的骨内原发病灶，1例为伴椎体和鼻腔累及的多发病变。骨内RDD影像学全部为溶骨性，常伴有硬化缘。光镜下病变破坏骨小梁，可见明暗相间结构，组织细胞增生伴伸入现象，部分病例背景纤维化显著，淋巴细胞或浆细胞弥漫浸润，多发病变的病灶中浆细胞显著增多，并可见血管炎。其中罕见1例为RDD和Langerhans组织细胞增生症（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LCH）同时存在，可见Langerhans细胞增生。免疫表型：组织细胞S-100蛋白、cyclin D1、CD68、CD163阳性，其中cyclin D1呈核阳性，阳性比例为13/14，伴LCH的病例可见CD1a、CD207阳性的细胞。分子检测：伴LCH的病例ARMS-PCR结果显示BRAF V600E基因突变，所有病例KRAS基因无突变（7/7）。12例随访9~49个月，3例复发。结论:骨内原发RDD罕见，偶可和LCH伴发，临床、影像及组织形态表现需与其他骨内病变鉴别。BRAF V600E基因检测及cyclin D1可为鉴别诊断提供帮助。

目的:探讨淋巴结边缘区B细胞淋巴瘤（NMZL）临床病理学特点及BRAF V600E和MYD88 L265P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2009年9月至2021年2月河南省人民医院病理科及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学系诊断的NMZL 32例，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点，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BRAF V600E基因及Sanger测序法检测MYD88 L265P基因突变情况。结果:患者男性20例，女性12例，中位年龄69岁（范围36~82岁），临床表现为多发淋巴结肿大，头颈部淋巴结最多见（22/32，68.8%），其次为腹股沟（12/32，37.5%）、腋窝（11/32，34.4%）、纵隔（5/32，15.6%）、腹膜后淋巴结（4/32，12.5%）。患者多处于Ann Arbor分期Ⅰ/Ⅱ期（21例）。形态学表现为弥漫型（24/32，75.0%）、结节型（5/32，15.6%）、滤泡间型（2/32，6.3%）及滤泡周型（1/32，3.1%）的生长模式，肿瘤细胞呈单核细胞样、中心细胞样、小淋巴细胞样及不同程度的浆细胞样分化。免疫表型：肿瘤细胞弥漫表达CD20，部分表达CD43（11/32，34.4%）、bcl-2（20/32，62.5%）、MNDA（13/32，40.6%）、CD5（2/32，6.3%），Ki-67阳性指数10%~40%。2例（2/32，6.3%）BRAF V600E突变，所有病例MYD88 L265P均无突变。随访时间为6~110个月，18例生存，5例死亡。结论:NMZL形态多样，缺乏诊断特异性免疫标志物，需与多种B细胞淋巴瘤相鉴别。NMZL无MYD88 L265P突变，可伴有BRAF V600E突变，其突变率还需进一步大宗病例进行研究。

目的:探讨BRAF V600E突变的上皮样胶质母细胞瘤（epithelioid glioblastoma， eGBM）的临床病理特征和分子遗传学改变。方法:回顾性分析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012—2019年确诊的16例BRAF V600E突变的eGBM，总结其临床和病理特点及分子遗传学改变。结果:患者年龄7~61岁，中位年龄31.5岁。其中男性4例，女性12例，男女比1∶3。11例为初诊病例，5例为复发病例。肿瘤多位于大脑半球，以额叶多见，平均直径4.6 cm（2.0~8.0 cm）。镜下表现为排列紧密的上皮样肿瘤细胞或横纹肌样肿瘤细胞呈片状或巢团状分布。肿瘤细胞形态较一致，胞膜明显，胞质嗜酸性，核偏位，空泡状，部分细胞可见核仁，核分裂活跃。所有病例均可见栅栏状/凝固性坏死；多数病例可见肾小球样微血管增生，部分病例可见多核瘤巨细胞。2例有局灶肉瘤样形态，3例可见局灶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样形态。肿瘤细胞不同程度表达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Olig2和p53，Ki-67阳性指数10%~50%，仅1例ATRX蛋白表达缺失。Sanger测序显示16例均检出BRAF V600E突变，5例同时检出TERT基因启动子第228位点或第250位点突变，所有病例均未检出IDH1（R132）和IDH2（R172）位点突变。患者均行手术切除肿瘤，3例患者进行了术后辅助放化疗。15例获得随访资料，随访时间1~89个月（中位时间10个月），其中7例患者于术后1~37个月死亡，另有5例复发。年龄<35岁的患者总生存期明显长于≥35岁的患者（ P=0.014），但无疾病进展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32）。 结论:BRAF V600E突变的eGBM好发于中青年女性。镜下以形态较一致的上皮样肿瘤细胞为主，需与横纹肌样脑膜瘤、间变型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非典型畸胎样/横纹肌样瘤、转移癌、黑色素瘤等鉴别。部分病例可观察到多形性黄色星形细胞瘤样区，提示二者起源可能相关。此类肿瘤恶性程度较高，大部分患者在短期内复发或死亡，但年轻患者预后相对较好。

目的:探讨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V600E突变在辅助预测阿帕替尼对进展期放射性碘难治性分化型甲状腺癌(RAIR－DTC)的治疗效果方面的意义。 方法:回顾性纳入2016年3月至2023年3月于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的20例进展期RAIR－DTC患者[男、女各10例，年龄51.5(46.3，65.0)岁]，所有患者均行阿帕替尼治疗并且进行BRAF V600E、端粒酶反转录酶(TERT)启动子基因检测。收集阿帕替尼治疗过程中的患者血清学及影像学检查数据、获得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数据；探索基因特征与阿帕替尼疗效及生存数据间的关系：行Kaplan－Meier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基因突变组与野生组间缓解持续时间(DOR)差异，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结果:BRAF V600E突变组( n＝11)较野生组( n＝9) PFS(35.3与9.2个月； χ2＝7.53， P＝0.006)和DOR[25.8(7.4，35.2)与8.2(2.5，13.4)个月； U＝23.00， P＝0.046]更长。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示BRAF V600E突变组有更好的PFS获益[风险比( HR)＝0.22(95% CI：0.06~0.72)， P＝0.013]，肺转移同时伴有骨或脑转移患者出现疾病进展或死亡的风险是仅发生肺转移患者的3.06(95% CI：1.10~8.54， P＝0.033)倍。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仅BRAF V600E突变是影响PFS的独立因素[ HR＝0.23(95% CI：0.07~0.80), P＝0.021]，这提示伴有BRAF V600E突变患者的阿帕替尼疗效可能更好。TERT启动子突变组与野生组的PFS( χ2＝1.34， P＝0.247)及OS( χ2＝0.19， P＝0.66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伴有BRAF V600E突变的进展期RAIR－DTC患者经阿帕替尼治疗后PFS及DOR较野生组更长，表明BRAF V600E或许可成为潜在的指导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的生物学标志，辅助细化TKI治疗指征。

目的:探讨 131I辅助治疗对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V600E突变型非远处转移性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患者的长期治疗疗效反应。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9年1月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仅行1次 131I治疗且临床、随访(中位随访时间63个月)及评估资料完整的181例非远处转移性PTC患者[男65例，女116例，年龄(38.9±11.8)岁]资料。按其原发灶BRAF V600E基因是否突变分为突变型组和野生型组；根据 131I治疗剂量的不同，分为清除残留甲状腺组织(简称清甲)治疗组(1.1 GBq)和辅助治疗组(3.7～5.5 GBq)。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比较各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131I治疗后长期治疗疗效反应。 结果:BRAF V600E突变型患者( n＝150)的 131I治疗前刺激性甲状腺球蛋白(ps-Tg)水平明显高于野生型[ n＝31；6.32(0.90，8.70)与3.92(0.40，4.40) μg/L； z＝-2.413, P＝0.016]，但2组的其余临床病理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肿瘤大小、多灶性、被膜侵犯、N分期)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663, z＝-1.151, χ2值：0.003～1.491，均 P>0.05)，2组的治疗疗效反应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χ2＝1.094， P＝0.778)。81例接受 131I辅助治疗的患者中，突变型组( n＝69)的ps-Tg水平高于野生型组[ n＝12；8.70(1.30，11.80)与3.40(0.30，4.50) μg/L； z＝-2.194， P＝0.028]；但2组的治疗疗效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792， P＝0.617)。BRAF V600E突变型患者中，与清甲治疗组( n＝81)相比，辅助治疗组( n＝69)肿瘤较大[1.52(0.95，2.00)与1.21(0.60，1.50) cm； z＝-2.728, P＝0.006]、N分期较晚( χ2＝11.460, P＝0.003)、ps-Tg水平较高[8.70(1.30，11.80)与4.34(0.50，5.30) μg/L； z＝-3.314, P＝0.001]，但2组的治疗疗效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6.478， P＝0.091)。 结论:131I辅助治疗有助于改善肿瘤较大、淋巴结分期较晚、ps-Tg水平较高的BRAF V600E突变型非远处转移性PTC患者的较长期治疗疗效反应。

目的:探讨B-Raf原癌基因丝/苏氨酸蛋白激酶(BRAF) V600E突变检测在Bethesda甲状腺细胞病理学报告系统(BSRTC) Ⅰ、Ⅲ类结节良恶性诊断中的价值。 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间共263例患者(男79例、女184例，中位年龄46岁)的264个结节，均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BRAF V600E突变检测和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FNAC)，并实施甲状腺结节切除术，其中12例患者的13个结节有重复穿刺样本，51个结节用术后切除标本进行甲状腺癌多基因检测验证。以术后组织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同时比较术后多基因检测结果、重复穿刺样本BRAF V600E突变检测结果，分析BRAF V600E突变检测的诊断效能。 结果:264个结节中230个为甲状腺乳头状癌(PTC)，34个为良性结节；BSRTC Ⅰ类(未诊断)、Ⅲ类(滤泡性病变)结节数分别为58、206个。BRAF V600E突变检测在BSRTC Ⅰ、Ⅲ类结节中的诊断灵敏度分别为77.1%(37/48)、78.0%(142/182)，特异性为9/10、91.7%(22/24)，阳性预测值为97.4%(37/38)、98.6%(142/144)，阴性预测值为45.0%(9/20)、35.5%(22/62)，准确性为79.3%(46/58)、79.6%(164/206)。51个术前BRAF V600E为野生型但术后病理证实为PTC的结节经术后多基因检测验证，手术前后BRAF V600E突变检测的一致性达90.2%(46/51)；通过重复穿刺样本的检测结果分析，BRAF V600E突变检测的诊断一致性为11/13。 结论:对于无法准确判断良恶性的BSRTC Ⅰ、Ⅲ类结节，BRAF V600E突变检测是有效的辅助诊断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