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学生非自杀性自伤(NSSI)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于2023年10-12月选取贵州省贵阳市2个区的12所中学的4 393名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一般情况调查表、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专业心理支持求助态度简版量表、中国青少年NSSI评定问卷对中学生进行调查.使用SPSS 27.0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使用PROCESS 4.1程序进行中介效应分析,Bootstrap法进行验证.结果 中学生NSSI检出率为34.9％.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呈正相关、与NSSI呈负相关(r=0.308,-0.191,P＜0.001);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呈负相关、与NSSI呈正相关(r=-0.213,0.310,P＜0.001);专业心理求助态度与NSSI呈负相关(r=-0.190,P＜0.001).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积极家庭教养方式、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NSSI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分别为28.76％、8.87％.结论 专业心理求助态度在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学生NSSI间发挥中介作用.父母应采取积极的教养方式、提高中学生专业心理求助的积极性,可预防和减少NSSI的发生.

目的 探讨积极应对方式在首发未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与自知力和治疗态度间的中介作用.方法 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10月于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就诊的190例首发未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疾病严重程度,简易应对方式问卷中的积极应对方式量表评估患者的应对方式,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评估患者的自知力和治疗态度.疾病严重程度、积极应对方式、自知力和治疗态度间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构建积极应对方式在首发未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疾病严重程度与自知力和治疗态度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190例首发未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PANSS评分为(87.29±9.34)分,积极应对方式量表评分为(6.89±2.43)分,ITAQ评分为(7.04±2.90)分.疾病严重程度与积极应对方式、自知力与治疗态度呈负相关(r＜0,P＜0.05),积极应对方式与自知力和治疗态度呈正相关(r＞0,P＜0.05).积极应对方式在疾病严重程度与自知力和治疗态度间起部分中介效应,占比为16.98％.结论 疾病严重程度可通过积极应对方式间接影响自知力和治疗态度,改善患者积极应对方式水平,进而提高患者的自知力和治疗态度水平.

目的 探讨颈型颈椎病患者自我效能在颈椎功能障碍与生活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改善颈型颈椎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颈椎功能障碍指数(the neck disabili-ty index,NDI)、SF-12 量表(the 12-items Short Form Health Survey,SF-12)、慢性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Self-Efficacy for Managing Chronic Disease Scale,SEMCD)对哈尔滨市5所三甲医院的颈型颈椎病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简单斜率分析验证自我效能在颈椎功能障碍与生活质量间的调节效应.结果 共调查515名颈型颈椎病患者,患者的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P＜0.05),患者的颈椎功能障碍与生活质量呈负相关(P＜0.05);自我效能在颈椎功能障碍与生活质量间存在调节效应(β=-0.067,P＜0.001).结论 颈型颈椎病患者的自我效能可调节颈椎功能障碍对患者生活质量的不良影响.有必要通过积极的健康教育和自我管理指导,提高患者自我效能,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 研究子代教育和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轨迹之间的关系并探索代际支持的中介效应.方法 基于跨越18年的七期专项追踪调查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识别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异质性发展趋势,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研究子代教育和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轨迹之间的关联,利用KHB方法分析代际支持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结果 共纳入了 1 342名年龄在60～100岁且至少参与两期调查的老人,确定了 3个认知功能轨迹组:低下降组(19.75％)、中下降组(44.41％)、高稳定组(35.84％).与低下降的受试者相比,子代教育水平越高,认知功能轨迹归属于中下降组和高稳定组的可能性越高,代际支持在两者的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并呈现出需求依赖性的特点.且代际经济支持在每个轨迹组中介效应贡献占比最大,稳健型检验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结论 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轨迹存在异质性,子代教育成就是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积极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同时在现代化思想与文化浪潮地不断冲击下,中国农村地区传统"孝文化"依旧根深蒂固.

目的:分析失效模式与效应分析(failure mode and effect analysis,FMEA)模式下的护理管理在重症颅脑损伤(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y,STBI)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2022 年 12月新余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12例STBI患者为研究对象.以患者入院时间为分组依据,2020年1 月—2021 年 6 月入院的患者纳入对照组(n=50),2021 年 7 月—2022 年 12 月入院的患者纳入观察组(n=62).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采取基于FMEA模式下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意识、预后、凝血功能、营养学指标及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护理前,两组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卡式功能状态(Karnofsky performance status,KPS)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GCS、KPS评分均较护理前升高,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bin time,PT)、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及D-二聚体(D-dimer,D-D)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FIB均较护理前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PT均较护理前缩短,D-D均较护理前降低,且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前,两组前白蛋白(prealbumin,PA)、白蛋白(albumin,ALB)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ALB、PA均较护理前升高,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为 12.90%,低于对照组的 3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结论:对STBI患者在进行积极有效的抢救治疗措施后,采取FMEA模式下的护理管理能极大地改善患者预后,并预防各类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 探讨Wilson病(WD)患者震颤变异中情绪效应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以震颤为主的WD患者35例(WD组)及同期健康对照者28例(健康组),采用视频诱发情绪方式诱发积极、中性和消极情绪,姿态传感器测量WD患者在不同情绪下的震颤参数,脑电图仪记录WD组和健康组在不同情绪时的频谱功率,自我评估模型(SAM)评估诱发相应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评分.以中性状态为参照,分析WD患者在积极和消极状态下震颤参数变异程度与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的相关性,比较不同情绪时WD组和健康组脑电图仪在β频段各导联功率值对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的影响,16个耳极导联的脑电信号分别为Fp1-A1、Fp2-A2、F7-A1、F8-A2、F3-A1、F4-A2、C3-A1、C4-A2、T3-A1、T4-A2、T5-A1、T6-A2、P3-A1、P4-A2、O1-A1、O2-A2,1为左侧,2为右侧.比较不同情绪时WD组各病变脑区对震颤参数的影响.结果 消极情绪时,震颤参数F-acc和F-gyr大于积极和中性情绪(P均<0.05);震颤参数RMS-acc和RMS-gyr在三种情绪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积极情绪时,WD组效价得分高于健康组(P<0.05),唤醒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消极情绪时,WD组效价得分低于健康组(P<0.05),唤醒度得分大于健康组(P<0.05);中性情绪时,WD组与健康组效价及唤醒度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消极情绪时,震颤参数F-acc和F-gyr的变异程度与效价呈负相关,与唤醒度呈正相关(P均<0.05).WD组中T5是积极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的影响因素(P<0.05);F8是消极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的影响因素(P均<0.05).健康组中T3是积极情绪效价的影响因素(P<0.05),T5是积极情绪唤醒度的影响因素(P<0.05);T6是消极情绪效价的影响因素(P<0.05).积极情绪时,壳核是F-acc、RMS-acc、RMS-gyr的影响因素(P均<0.05);中性情绪时,壳核是F-acc、RMS-acc、RMS-gyr的影响因素(P均<0.05);消极情绪时,壳核是F-acc、RMS-acc、RMS-gyr的影响因素(P均<0.05).结论 消极情绪导致以震颤为主要运动障碍表现的WD患者震颤程度增大,右侧前额叶及壳核损伤是消极情绪影响震颤变异的因素.

目的:评价家长面对面健康教育对≤6岁儿童疫苗接种的影响效果。方法:检索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数据库、考克兰协作网图书馆、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全文数据库，将有关评价家长面对面健康教育对≤6岁儿童疫苗接种影响效果的随机对照研究纳入本次分析。对文献报道的各项干预结局指标进行合并，求其效应合并值及95% CI。对疫苗接种率指标合并计算组间的 RR值及95% CI；对预防接种知晓程度、态度、接种意愿等指标合并计算组间的标准化均数差( SMD)及95% CI。使用RevMan 5.1进行Meta分析。 结果:研究共纳入8篇文献，其中6篇为随机对照研究，2篇为群组随机对照研究。干预组儿童疫苗接种率与对照组相比的 RR为1.20（95% CI：1.04~1.37）；家长预防接种知晓率与对照组相比的 SMD为0.17(95% CI：0.02~0.33)；家长对疫苗接种持积极态度比与对照组相比的 SMD为0.55 (95% CI：0.24~0.85)。 结论:开展家长面对面健康教育可以提高≤6岁儿童疫苗接种率、家长的疫苗接种知晓率及接种意愿。

目的:探讨住院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法，选取遂宁市第一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的住院AECOPD患者359例。根据排除和入选标准，最后纳入AECOPD患者267例，其中未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163例，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104例。收集和记录患者一般资料、基础疾病、肺功能、血常规、感染指标、血气分析及肝肾功能等数据。首先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共线性分析，然后对差异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并采用Nomogram及相关曲线进行验证和可视化。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与AECOPD未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相比较，AECOPD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年龄更大[68(62，74)岁比73(67，78)岁， Z＝3.75， P<0.001]，体质量指数更高[(21.93±3.17) kg/m 2比(23.12±3.16) kg/m 2， t＝2.99， P＝0.00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AD)(9.2%比30.8%， χ2＝20.36， P<0.001)和2型糖尿病(8.6%比23.1%， χ2＝10.92， P＝0.001)发生率更高，血白细胞(WBC)[(8.04±3.12)×10 9/L比(8.86±3.38)×10 9/L， t＝2.03， P＝0.044]、血中性粒细胞(NS)[4.92(3.68，7.27)×10 9/L比6.00(4.26，8.06)×10 9/L， Z＝2.43， P＝0.015]、血肌酐(Cr)[71.00(58.00，87.70) μmol/L比77.60(65.92，96.00) μmol/L， Z＝3.04， P＝0.002]、降钙素原[(0.18±0.35) μg/L比(0.27±0.47)μg/L， t＝1.65， P＝0.099]及C反应蛋白(CRP)[(23.20±34.77) g/L比(31.62±42.78) g/L， t＝1.76， P＝0.079]水平均显著升高。进一步分析发现WBC与NS存在显著共线性(特征根为0.005，条件指数为23.096)。因此，排除WBC保留NS后，共纳入8个变量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方程(C指数为0.734)，显示年龄( OR＝1.04， P＝0.023)、体质量指数( OR＝1.12， P＝0.012)、CAD( OR＝3.21， P＝0.002)、CRP( OR＝1.01， P＝0.059)及Cr( OR＝1.01， P＝0.066)与原发性高血压相关。采用Nomogram对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进行验证和可视化，效应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26，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724，提示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一致性和准确性。DCA曲线显示Nomogram的风险阈值在0.09~0.89时该模型的预测净获益>0，提示有较好的临床预测价值。 结论:高龄、肥胖、合并CAD、更易合并肾功能不全及更严重的炎症反应是AECOPD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主要临床特征。因此，在对AECOPD合并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应积极完善CAD、肾功能不全及感染等合并症的相关检查，并给予对应的治疗。

目的:分析肠瘘继发坏死性筋膜炎（NF）病例的临床资料，并筛查这些病例的死亡危险因素。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检索2000年1月—2023年10月入住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以下简称本单位）且符合入选标准的所有肠瘘继发NF病例的资料，在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中国知网、中华医学期刊网数据库内检索建库至2023年10月符合入选标准的所有肠瘘继发NF病例的资料并进行筛检。按照临床结局，将有效病例纳入存活组（男47例、女24例）和死亡组（男16例、女7例）并计算病死率。对比分析2组病例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基础疾病（与NF最相关的病种）、就诊前症状持续时间、白细胞计数、NF原因、腹膜炎体征、NF累及范围、肠道处理措施和创面处理措施，筛选94例肠瘘继发NF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共纳入有效病例为94例，包括文献报告90例、本单位收治病例4例，病死率为24.5%（23/9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年龄、基础疾病、就诊前症状持续时间、白细胞计数、NF原因、腹膜炎体征和NF累及范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组患者肠道处理措施和创面处理措施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值分别为17.97、8.33，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肠道处理措施和创面处理措施均是94例肠瘘继发NF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Ⅰ期造瘘+后期重建和负压治疗均具有更高的保护效应（比值比分别为0.05、0.27，95%置信区间为0.01~0.33、0.08~0.88， P<0.05）。 结论:肠瘘继发NF患者的死亡风险高，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行积极的肠道和创面处理或许是避免患者死亡的关键，其中Ⅰ期造瘘+后期重建和负压治疗具有更高的保护效应。

目的:探讨心血管代谢性疾病（CMD）与生活质量和知觉压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知觉压力在CMD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为防治CMD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基于2021年西安市某企业员工的体检数据，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CMD患病情况［分为未患病、患1种和患≥2种CMD 3类，将患≥2种CMD定义为患心血管代谢性共病（CMM）］与生活质量和知觉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多分类自变量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知觉压力在CMD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共纳入4 272名研究对象，患1种CMD者和患CMM者分别为1 457（34.1%）人和677（15.8%）人。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评分为（57.5±15.7）分，知觉压力评分为（16.9±7.9）分。以未患CMD者为参照组，调整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及生活方式因素后，患1种CMD与知觉压力和生活质量间的关联及知觉压力的中介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患CMM者的生活质量比未患CMD者低，而知觉压力高；患CMM与生活质量间的相对总效应系数 c（95% CI）和相对直接效应系数 c′（95% CI）分别为-3.71（-5.04~-2.37）和-2.52（-3.81~-1.24）（ P均<0.05），知觉压力在CMM与生活质量关系中的相对间接效应系数 a2b（95% CI）为-1.18（-1.62~-0.77）（ P<0.05），中介效应量为31.8%。 结论:CMM与生活质量呈负向关联，与知觉压力呈正向关联，知觉压力在CMM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提示在积极防治CMM的同时，应注意疏导CMM患者的知觉压力，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