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早期整合性康复方案辅以感知刺激疗法对重型颅脑损伤患者的影响。方法: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6月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宿迁医院的120例重症医学科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60例。对照组于2021年1～8月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采用早期整合性康复方案辅以感知刺激疗法，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意识状态、并发症发生率及生命质量的变化。结果:干预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视/听觉和言语等方面的意识状态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不良并发症发生率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院当天观察组患者生存质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将早期整合性康复方案辅以感知刺激疗法应用于重型颅脑损伤患者中，可有效减少其谵妄等不良并发症，改善肢体、方位感知觉等方面的意识状态，对促进良好预后生存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体外膜氧合在严重呼吸衰竭、心源性休克和心肺复苏患者中的使用显著增加，体外膜氧合相关并发症越来越受重视，而脑损伤是体外膜氧合治疗期间最严重并发症之一，是影响体外膜氧合患者住院死亡率及远期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镇痛、镇静及肌松药的应用干扰神经系统体格检查结果，使得体外膜氧合治疗期间发生的脑损伤不容易被及时发现。因此床旁脑监测对于发现体外膜氧合患者脑损伤并提供早期干预指导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中国医师协会体外生命支持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相关专家制订了《体外膜氧合患者脑监测中国专家共识》，本共识以体外膜氧合患者脑损伤的病理生理学机制为基础，以神经系统体格检查、血浆脑损伤生物标记物、颅脑影像、颅内压、脑血流、脑氧、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等脑监测技术应用现状为依据，结合体外膜氧合的特殊临床应用场景，整合国内外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形成可供重症医学、神经病学、心血管病学、呼吸与危重病学、急诊医学等专业人员参考的15条体外膜氧合患者脑监测专家共识推荐意见。鉴于重症患者的特殊性、复杂性及个体差异，本专家共识推荐意见需结合患者个体情况而定。

目的:创伤和危重症可能影响微生物群。许多关于危重症微生物群的研究局限于单一身体部位或时间点，并受先前存在疾病的影响。本研究报道既往体健儿童发生严重创伤性脑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TBI)后微生物群的时间和空间变化。设计:研究人员于入院72 h内收集患儿口腔、直肠和皮肤拭子标本，之后每周采集两次至患儿离开PICU。采用16S rRNA基因扩增测序法分析样本。择期门诊手术患儿为对照组。采用Phyloseq进行α和β多样性比较，采用微生物组组成分析法预测群落丰度差异。场所:5家4级监护PICU。对象:因严重TBI需要放置颅内压监测装置的18岁以下患儿。干预措施:无。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共分析来自23例TBI患儿和35例对照组儿童的327份样本。TBI组和对照组患儿初始口腔( F＝3.275 6， R2＝0.053 5， P＝0.012)和直肠( F＝3.070 2， R2＝0.064 9， P＝0.007)微生物群落组成不同。TBI患儿直肠标本中瘤胃球菌科、拟杆菌科和毛螺菌科的共生菌减少，葡萄球菌科菌增多( P<0.05)。探索性分析发现，抗生素暴露、气管插管和感染与TBI组和对照组患儿组间直肠和口腔微生物群差异增大有关，而肠内营养则与差异缩小有关( P<0.05)。 结论:严重TBI患儿微生物群变化特点为共生细菌早期减少、位置特异性丧失，以及潜在致病菌增多。需要更多研究来确定这些变化对临床预后的影响。

目的:分析影响急性颅脑损伤（ABI）患者围手术期孤立性下肢远端深静脉血栓（IDDVT）发生和进展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凝血功能指标D-二聚体的动态变化对IDDVT发生和进展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重症科（NCCU）收治的ABI围手术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并比较是否发生IDDVT及IDDVT是否进展患者基本特征、疾病特征、治疗方案、预后，以及术后1、2～4、5～7、>7 d凝血功能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IDDVT发生和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分析D-二聚体对IDDVT发生和进展的预测价值。结果:共纳入164例ABI患者，以老年人〔年龄为60（51，69）岁〕、男性〔99例（占60.4%）〕和重型损伤〔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6（5，8）分〕患者为主。164例ABI患者中围手术期IDDVT发生率和进展率分别为61.6%（101例）和16.8%（17例），下肢近端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发生率为12.8%（21例）。与发生IDDVT组（101例）比较，未发生IDDVT组（59例）患者年龄更小（岁：55±13比62±13），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更短（d：12±6比15±7），体质量指数（BMI）和入院时GCS评分更高〔BMI （kg/m 2）：23±5比19±8，GCS评分（分）：7±2比6±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IDDVT进展组比较，IDDV未进展组男性更少〔61.9%（52/84）比88.2%（15/17）〕，输注红细胞和接受抗凝治疗的比例更小〔8.3%（7/84）比29.4%（5/17）和47.6%（40/84）比94.1%（16/17）〕，脑疝发生率更高〔42.9%（36/84）比11.8%（2/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随时间延长，是否发生IDDVT两组D-二聚体升高，发生IDDVT组于术后5～7 d达峰值，随后下降；而未发生IDDVT组>7 d达峰值；IDDVT是否进展两组D-二聚体均逐渐升高，于术后5～7 d达峰值，随后下降。术后2～4 d起发生IDDVT组患者D-二聚体显著高于未发生IDDVT组〔mg/L：4.1（2.3，8.0）比2.4（1.7，3.4）， P<0.05〕，持续到术后5～7 d〔mg/L：5.5（3.3，11.4）比3.9（2.6，5.8）， P<0.05〕；术后2～4 d起IDDVT进展组D-二聚体水平即显著高于未进展组〔mg/L：11.2（4.7，20.0）比3.7（2.1，6.8）， P<0.05〕，持续到>7 d 〔mg/L：11.0（3.0，18.9）比4.1（2.6，6.5），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优势比（ OR）＝3.43，95%可信区间（95% CI）为1.69～6.96， P＝0.001〕、GCS>8分（ OR＝0.35，95% CI为0.17～0.76， P＝0.008）、ICU住院时间>13 d（ OR＝2.25，95% CI为1.08～4.70， P＝0.031）是影响ID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女性（ OR＝0.19，95% CI为0.02～0.71， P＝0.019）、输注红细胞（ OR＝6.50，95% CI为1.33～31.94， P＝0.021）、脑疝（ OR＝0.18，95% CI为0.37～0.90， P＝0.036）均是影响IDDVT进展的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年龄和术后5～7 d D-二聚体对ABI患者IDDVT的发生均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是为0.68和0.72，95% CI分别为0.60～0.75和0.64～0.80， P值均为0.000 1〕；当界值年龄为60岁和D-二聚体为5.4 mg/L时，其诊断的敏感度分别为60.6%、54.4%，特异度分别为71.2%、80.9%，阳性预测值分别为78.7%、84.5%，阴性预测值分别为51.2%、48.1%。术后5～7 d D-二聚体较术后1 d的增高值对IDDVT进展有一定预测价值（AUC＝0.81，95% CI为0.71～0.88， P＝0.000 1）；当增加值的界值为3.9倍时，诊断IDDVT进展的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6.5%、74.6%、41.9%、90.3%。 结论:危重ABI患者围手术期有较高的IDDVT发生率和进展率。D-二聚体的动态变化，特别是5～7 d的增加值对于预测患者IDDVT的进展有较高价值，从而利于指导施行全下肢深静脉超声。

目的:评价电针刺激对重型颅脑损伤（sTBI）患者急性胃肠损伤（AGI）的疗效。方法:采用前瞻性单盲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连续收治的126例sTBI合并AGI患者。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给予西医常规治疗，包括治疗原发疾病，留置鼻胃管每6 h回抽胃内容物判断胃残留量（GRV），在生命体征基本稳定后实施肠内营养（EN）并根据GRV调整EN饲入量及速度等，连续治疗7 d；观察组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取足三里、天枢、上巨虚、下巨虚、中脘五穴进行电针刺激治疗，每天早晚各1次，每次30 min。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3 d、7 d胃肠功能指标〔腹内压（IAP）、血清二胺氧化酶（DAO）和胃肠功能衰竭评分（GIF评分）〕的变化；记录两组患者ICU院内获得性肺炎（HAP-ICU）发生率、机械通气（MV）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住院时间、28 d病死率及电针刺激的不良反应。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28 d生存分析。结果:126例患者在7 d治疗观察过程中有26例退出研究，最终入组100例，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0例。治疗3 d时两组患者IAP和DAO即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对照组：IAP（cmH 2O，1 cmH 2O＝0.098 kPa）为13.75±2.76比18.11±3.97，DAO（U/L）为129.88±24.81比158.01±22.64；观察组：IAP（cmH 2O）为13.56±2.19比18.50±3.54，DAO（U/L）为129.11±29.32比159.36±28.65；均 P<0.01〕；随治疗时间延长，两组患者胃肠功能指标均逐渐改善，且观察组治疗7 d时IAP、DAO和GIF评分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IAP（cmH 2O）：11.28±3.61比12.68±3.23，DAO（U/L）：49.69±17.56比57.27±20.15，GIF评分（分）：2.02±0.74比2.40±0.70，均 P<0.05〕。观察组患者MV时间和ICU住院时间均较对照组明显缩短〔MV时间（d）：15.72±4.60比18.08±4.54，ICU住院时间（d）：16.76±4.68比19.26±5.42，均 P<0.05〕，且HAP-ICU发生率和28 d病死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12.0%比30.0%，22.0%比32.0%，均 P<0.05）。生存分析显示，观察组患者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6.4%比76.1%；Log-Rank检验： χ2＝37.954， P<0.001）。观察组患者无明显电针刺激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电针刺激相应穴位治疗能有效改善sTBI合并AGI患者的胃肠功能，有利于缩短ICU住院时间，促进患者康复，降低28 d病死率。

镇痛镇静治疗在神经重症领域具有重要作用，但对其评估、实施、减停等具体实践仍存在一定争议。随着神经重症医学的发展、循证医学证据的更新和新型镇痛镇静药物的上市，考虑到我国神经重症从业人员对镇痛镇静认知和实践的差异，由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神经重症亚专业工作组、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组织全国本领域内专家组成《神经重症患者镇痛镇静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工作组，基于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对《重症脑损伤患者镇痛镇静专家共识》（2013年版）进行了更新，针对神经重症患者镇痛镇静治疗的目的、镇痛镇静治疗过程中的监测、镇痛镇静药物选择，以及镇痛镇静治疗在难治性颅内高压和目标温度管理中的应用等5个方面的18个问题，共给出31条推荐意见，旨在指导临床诊疗，提高神经重症医疗质量，改善神经重症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早期目标导向镇静（EGDS）策略用于急性脑损伤患者的临床效果和可行性。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3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110例急性脑损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EGDS组和按需镇静组。EGDS组患者入组后立即持续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镇静，以0.2 μg·kg -1·min -1为起始剂量，连续72 h；按需镇静组则静脉推注丙泊酚按需镇静。采用Richmond躁动-镇静评分（RASS）和脑电双频指数（BIS）持续监测镇静深度。所有患者均给予舒芬太尼维持镇痛，并依据病情需要给予甘露醇脱水降颅压、止血或抗血小板等综合常规治疗。观察两组患者镇静前及镇静24、48、72 h的生命体征、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BIS和动脉血气分析，以及机械通气时间、镇痛药物用量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① 110例患者中剔除脑出血再次手术、脑疝病情恶化、家属放弃治疗、中途退出试验患者后，最终有105例完成治疗，其中EGDS组56例，按需镇静组49例，两组性别、年龄、颅脑损伤类型、基线APACHEⅡ和GCS评分及机械通气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与镇静前比较，两组镇静后心率（HR）均显著下降直至72 h，以EGDS组降低更显著（次/min：70.49±7.53比79.83±9.48， P<0.05）。除HR外，按需镇静组APACHEⅡ和GCS评分于镇静72 h较镇静前明显改善，其余指标均无明显变化。与镇静前比较，EGDS组于镇静24 h起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即明显升高，48 h起平均动脉压（MAP）明显降低、GCS评分和BIS明显升高，直至72 h，且各指标均较按需镇静组明显改善〔72 h PaCO 2 （mmHg，1 mmHg＝0.133 kPa）：40.30±5.98比31.57±8.20，72 h MAP（mmHg）：85.01±8.26比89.54±9.41，72 h GCS评分（分）：8.62±3.34比7.89±2.74，72 h BIS：60.87±24.79比56.68±33.43，均 P<0.05〕；EGDS组APACHEⅡ评分仅于镇静72 h明显低于镇静前，且与按需镇静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17.10±7.05比18.90±3.32， P>0.05）；EGDS组氧合指数（PaO 2/FiO 2）仅在镇静24 h较按需镇静组显著升高（mmHg：261.05±118.45比226.45±96.54， P<0.05）。③与按需镇静组比较，EGDS组机械通气时间显著缩短（h：20.56±9.03比27.75±11.23， P<0.05），舒芬太尼总量显著减少（μg：79.16±26.76比102.46±35.48， P<0.05）。④与按需镇静组比较，EGDS组心动过缓发生率显著升高〔10.71%（6/56）比6.12%（3/49）， P<0.05〕，心动过速发生率显著下降〔14.29%（8/56）比38.78%（19/49）， P<0.05〕，而低血压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36%（3/56）比4.08%（2/49）， P>0.05〕；按需镇静组意外拔管发生率为4.08%（2/49），而EGDS组无一例意外拔管事件发生。 结论:EGDS可提高急性脑损伤患者GCS评分和BIS，提示该镇静策略可能有助于改善急性脑损伤患者神经功能，且方法安全、可行。

目的:探讨基于重症监护护理评分系统(ICNSS)分层护理管理在急诊颅脑损伤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6月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收治的颅脑损伤患者86例为研究对象，应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3例，对照组行常规性护理指导，观察组基于ICNSS评分对患者实施分层管理，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预后及满意度。结果: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意识状态恢复良好率及患者满意率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气管留置时间、导尿管拔除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干预后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Barthel指数评分、Fugl-Meyer运动评定量表(FMA)评分高于对照组( P<0.05)，而观察组在干预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认识缺损(NIHSS)评分低于对照组( P<0.05)。 结论:基于ICNSS评分构建分层护理管理可有效提高急诊颅脑损伤患者救治效果，降低患者相关并发症，改善患者预后，提高患者满意度。

重度创伤性脑损伤（sTBI）是神经外科最常见的危急重症，患者病死率高，预后极差。去骨瓣减压术是sTBI的首选治疗方法。去骨瓣减压术一般选择反问号切口，也有部分学者建议使用三叶草切口及Kempe切口。以上切口尽管疗效显著，但术后脑脊液漏、切口愈合不良、皮瓣缺血坏死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且不同切口之间的优势及不足尚不明确。因此，有学者提出耳后切口去骨瓣减压术治疗sTBI，该切口通过新型皮瓣保留血液供应，可提供更好的减压效果并降低切口相关并发症。笔者针对耳后切口方法、适应证及其与其他切口比较的优缺点进行综述，为sTBI患者去骨瓣减压术选择切口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住院期间经颅多普勒超声(TCD)监测下强化管理方案对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远期疗效的影响。方法:依据随机平行对照的临床试验方案，将自2016年6月至2019年12月收治于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及神经重症监护病房的84例、潍坊市临朐县中医院外三科的12例、潍坊市临朐县人民医院脑外一科的10例共106例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3例。术后住院期间，对照组实施《重型颅脑损伤救疗指南第4版》中的常规管理方案；观察组则在对照组方案的基础上，每天应用TCD监测大脑中动脉及颈内动脉颅外段，记录或计算血压、收缩期峰流速、舒张末期流速、血管阻力指数及平均动脉压、无创脑灌注压、脑血管阻力、无创颅内压、Lindegaard指数等监测指标，并结合监测指标制定、实施个体化的强化管理方案。对比分析2组患者间平均住院日、住院期间硬膜下积液发生比例以及伤后6个月格拉斯哥预后扩展量表(GOSE)评分的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平均住院日[(20.7±4.2) d]、住院期间硬膜下积液发生比例(9.4%)均明显低于对照组[(28.2±4.4) d、20.7%]，伤后6个月GOES评分[(5.5±1.2)分]明显高于对照组[(3.2±0.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住院期间TCD监测下制定的强化管理方案可以更有效地改善重型颅脑损伤术后患者的远期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