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比吲哚布芬与阿司匹林预防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52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的患者，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方案分为吲哚布芬组及阿司匹林组。吲哚布芬组患者术后接受吲哚布芬及氯吡格雷治疗，阿司匹林组患者术后接受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料。术后随访1年，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情况、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及术后1年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清血栓调节蛋白（TM）及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水平。结果:吲哚布芬组76例，男性57例（75.0%），年龄（60.3±6.6）岁；阿司匹林组76例，男性62例（81.6%），年龄（59.7±7.2）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访期间失访3例，吲哚布芬组完成随访的有74例，阿司匹林组75例。吲哚布芬组共移植268条桥血管，阿司匹林组共移植272条。术后1年，吲哚布芬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4.5%（189/200）和97.1%（66/68），阿司匹林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1.3%（189/207）和96.9%（63/65）；两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0.345， P>0.0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心脏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5.4%（4/74）和6.7%（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6， P>0.05）。吲哚布芬组术后1年胃肠道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1%（3/74），低于阿司匹林组的13.3%（1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47， P<0.05）。两组患者FIB、D-D、TM及TAFI水平均低于术前（ P<0.05），术前及术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吲哚布芬与氯吡格雷联用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疗效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用基本相当，且吲哚布芬引起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可能更高。

目的:探讨交腿桥式供血的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ALTPF）修复伴有主干血管缺损的小腿感染性创面的临床效果。方法:本文采用回顾性研究。自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兵器工业521医院创伤骨科收治小腿大面积感染性创面需行皮瓣移植修复的患者7例,其中男5例,女2例,年龄23~50岁,平均37岁,致伤原因：车祸伤5例,机器挤压伤1例,重物砸压伤1例,经清创、敏感抗生素使用控制感染后修复创面,软组织缺损面积11.0 cm×15.0 cm~20.0 cm×32.0 cm,均经血管造影检查或CDU检查证实胫前动脉损伤6例，胫后损伤1例，患肢仅余胫前动脉或胫后动脉单一动脉供血,且损伤的动脉无法作为皮瓣移植供血动脉,采用交腿桥式供血的游离ALTPF修复,即在吻合皮瓣血管蒂时对血管蒂供区采用VSD敷料覆盖,延期至血管蒂断蒂时将胫后动脉及皮管回植,皮瓣切取面积13.0 cm×17.0 cm~22.0 cm×32.0 cm（单侧ALTPF 6例,双侧ALTPF 1例）。供区张力不大的2例直接拉拢缝合，张力较大无法直接缝合的5例行植皮修复。术后观察皮瓣成活情况、并发症情况,并定期采用门诊复诊、微信、上门随访等方式进行随访。结果:7例患者均成功修复,并全部获得随访,时间12~24个月,平均16个月。本组皮瓣全部成活,一期愈合6例,1例出现皮瓣远端部分坏死伴浅表感染,经换药治疗后愈合,愈合时间14~36 d,平均17.9 d,断蒂时间为皮瓣修复术后3~4周,平均3.6周。皮瓣及血管蒂供区愈合良好,经CDU证实健侧胫后动脉通畅,患侧肢体功能恢复满意,健侧肢体功能良好。结论:交腿桥式供血的游离ALTPF修复伴有主干血管缺损的小腿感染性创面的临床效果满意,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法。

目的:评估人工血管移植物内瘘(AVG)用于维持性血液透析的中期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管外科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收治的131例建立AVG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患者术后中位随访时间22.8个月(2～61个月)。患者AVG术后平均初级通畅时间为(22.20±1.97)个月，1、2、3年初级通畅率分别为61.5%、36.6%和23.2%。AVG术后平均次级通畅时间为(38.30±2.30)个月，术后的1、2、3年次级通畅率分别为85.6%、68.6%和55.8%。AVG术后出现血栓形成65例(49.6%)，通路狭窄50例(38.2%)，移植物感染13例(9.9%)，假性动脉瘤2例(1.5%)，透析通路相关性肢端缺血综合征2例(1.5%)，血清肿2例(1.5%)。结论:AVG初级通畅率较自体动静脉内瘘(AVF)差，但通过修复手术能达到较满意的次级通畅率。术后规律随访，早期发现狭窄病变并进行相应处理，是维持AVG远期通畅的关键。

目的:探讨旁路静脉桥接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头部高压电烧伤创面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2017年5月—2022年12月，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8例符合入选标准的头部高压电烧伤患者，其中男6例、女2例，年龄33~73岁，均有颅骨外露，其中3例患者颅骨大面积缺损，1例患者左眼坏死，3例患者脑出血。清创后头部创面面积为13 cm×7 cm~21 cm×15 cm，切取面积为14 cm×8 cm~22 cm×16 cm的游离股前外侧皮瓣进行修复。将皮瓣携带的旋股外侧动脉降支主干与受区颞浅动脉端端吻合；将皮瓣吻合动脉的一条伴行静脉通过桥接大隐静脉与颈外静脉属支端端吻合，另一条伴行静脉与受区颞浅静脉端端吻合。将供区创面直接拉拢缝合或移植大腿内侧中厚皮片封闭。术后观察皮瓣血运、成活情况和头部创面愈合情况，记录术后2周内应用彩色超声诊断系统观察到的移植静脉血管血流情况及管腔充盈情况，记录皮瓣供区创面修复方式并观察皮瓣供区创面愈合情况。随访观察皮瓣及其供区的外观、皮瓣供区所在下肢肌力，以及患者能否用皮瓣供区所在下肢完成站立、行走及下蹲。结果:术后8例患者皮瓣均成活，均未发生动脉危象或静脉危象；5例患者头部创面术后愈合，3例患者头部创面因术后2周皮瓣下方有分泌物渗出于术后21~35 d再次行清创术后愈合。术后2周内，移植静脉血管持续通畅，超声探头加压后移植静脉可被压瘪，松开探头后血管迅速充盈。3例患者皮瓣供区创面被直接拉拢缝合，术后2周愈合；5例患者皮瓣供区创面为移植大腿内侧中厚皮片封闭，术后12 d皮片全部成活。随访6~12个月，所有患者头部皮瓣轻度臃肿，无毛发生长；供区遗留轻度线性或片状瘢痕增生，所有皮瓣供区所在下肢肌力正常、无减退，患者能用皮瓣供区所在下肢完成站立、行走及下蹲。结论:在应用游离股前外侧皮瓣修复各种面积、深度的头部高压电烧伤创面时进行旁路静脉桥接，可减少术后皮瓣静脉危象的发生，术后创面愈合质量高，皮瓣供区所在下肢功能不受影响。

目的:比较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和心肌松解术治疗症状性前降支心肌桥的手术效果。方法:2009年1月至2017年12月54例症状性前降支心肌桥患者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外科接受手术治疗，女20例，男34例，年龄60（51，64）岁，其中31例采用心肌松解术（心肌松解组），23例采用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旁路移植组），比较两组手术结果，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的危险因素。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吸烟史、合并症、射血分数、心功能分级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旁路移植组均采用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左乳内动脉到前降支，LIMA-LAD），桥血管流量14（11，20）ml/min；心肌松解组27例采用体外循环辅助心脏停跳下心肌松解术，4例采用心脏跳动下心肌松解术，其中1例因术中右心室破裂中转体外循环。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均无严重并发症，无院内死亡。术后随访26（18，32）个月，旁路移植组MACE发生率较心肌松解组高（40.9%比7.4%， P=0.007）。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心肌松解术，旁路移植术后发生MACE的风险增加2.681倍（ OR=3.681，95 %CI：1.812~8.685， P=0.011）。冠状动脉CT血管造影（CTA）显示，旁路移植组比心肌松解组手术效果差（旁路移植组9例患者乳内动脉失功能，心肌松解组1例患者>70%残余压缩，40.9%比3.7%， P=0.003），但对于10例合并有近端病变的旁路移植组患者，冠状动脉CTA显示所有患者乳内动脉均通畅；1例患者冠状动脉CTA显示乳内动脉通畅，但术后2年再发心绞痛，经药物治疗后好转。 结论:对于症状性前降支心肌桥患者，心肌松解术相对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近中期效果更好，而对于合并有近端狭窄病变的前降支心肌桥患者，旁路移植手术效果满意。

目的:分析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斑块的脂质成分，并探讨其影响内膜剥脱术(coronary endarterectomy，CE)中、长期疗效的机制。方法:自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选取北京安贞医院冠状动脉外科术前合并高脂血症病史的弥漫性冠状动脉病变(diffuse coronary artery disease，DCAD)患者共50例，拟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联合前降支内膜剥脱(CE)术，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术中取冠状动脉内膜剥脱及血浆样本，并经术后复查核磁共振冠状动脉斑块显像(atherosclerosis T1-weighted characterization，CATCH)检查并联合功率域非正交多址接入(power domain non-orthogonal multiple access，NOMA)集成框架技术分析中远期冠状动脉再狭窄率后作为高风险组(>25%，研究组)及匹配低风险组(对照组)，两组进行脂质学及分子生物学分析检测斑块标本组织及细胞色素P450 3A4酶(CYP3A4)含量。结果:两组各入选8例患者，研究组患者冠状动脉内膜剥脱斑块脂质学分析后发现4α-羟基胆固醇(4α-hydroxycholesterol，4α-OHC)含量较对照组明显增高(0.050 μmol/g对0.016 μmol/g， P<0.05)；同时研究组术后12个月复查冠状动脉T1加权特征核磁显像结果显示对照组通畅率优于研究组[冠状动脉管腔狭窄率(9.0±1.9)%对(22.3±2.3)%， P<0.05]。CYP3A4含量对比：研究组血浆CYP3A4含量均高于对照组[即刻(0.88±0.05)ng/ml对(0.45±0.03)ng/ml，术后12个月(2.08 ± 0.40)ng/ml对(1.58 ±0.16)ng/ml， P<0.05]。 结论:高表达4α-OHC可能加速CE术后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造成CE术后中远期再狭窄；同时证实4α-OHC是CYP3A4的生物活性标志物，为进一步阐明CE术后AS进展机制奠定了一定的前期基础。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始于抗体和移植物抗原的有效结合。随血流运动中的抗体和相对固定的靶抗原能否结合，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引力势能和抗体的运动动能之间的相对大小。抗原抗体间的引力势能主要由两者间的亲和力决定，是相对固定的。人抗体的动能取决于其运动速度，运动越快，动能越大(动能＝质量×运动速度 2/2)。由于抗体在毛细血管中流动最慢，动能最小，因此抗体最易结合并损伤毛细血管内皮。尽管抗体在毛细血管内的运动速度最慢(≤1 mm/s)，但相较于抗体本身的直径而言(<10 nm)，其相对运动速度是每秒钟移动10万个抗体直径大小的距离，接近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最快跑动时相对速度的2万倍。在抗体以如此快速相对运动的情况下，抗原抗体间的引力势能可能不足以克服抗体的运动动能，使得抗原抗体不易结合。这些血流动力学和抗体相对运动速度的基本概念，至少给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如下启发：(1)在抗体的体外检测时，抗体和抗原在同一个反应体系中，两者之间无相对运动，结合反应容易发生；而在体内环境中，随血流运动中的抗体要结合到相对固定的器官组织的靶抗原上需要克服抗体运动的动能；(2)细胞杀伤性治疗药物对血液中靶细胞的清除效率通常远高于对组织中的靶细胞，因为药物和血液中靶细胞之间是伴行状态，无相对运动，而药物要结合到组织中相对固定的靶细胞时，需要克服其巨大的运动动能；(3)有些受者在移植后体内可以检出供者特异性抗体，但抗体介导排斥反应并不一定会在短期内发生，其原因可能是抗体无法和靶组织抗原有效结合。一则是由于抗原抗体间亲和力不够强，导致两者间较低的引力势能；二则是由于微血管血流通畅，抗体维持较大的动能；(4)缺血再灌注或其他因素引起血管内皮受损后，容易导致损伤部位血栓形成，引起毛细血管部分甚至全部堵塞、血流变慢，从而增加了抗体和靶抗原的结合机会；(5)根据血流速度能影响抗原抗体结合的原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维持一个良好的移植器官的微循环，将有助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预防和治疗。可选的治疗方案包括：抗白细胞黏附、抗血小板沉积、抗红细胞聚集，降脂、降血黏度，多喝水、以及适当运动等。这样的治疗方针在预防和治疗细胞介导排斥反应中也同样重要。

动静脉移植物内瘘（AVG）是国内外指南或专家共识推荐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替代通路类型，但我国AVG的使用远未满足临床需求。现有研究显示，AVG的通畅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均优于传统认知，足以支撑其成为我国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主要通路类型之一。个体化选择合适的患者和移植物可以改善AVG结局。未来需要开展更广泛的临床研究助力精准个体化选择，更深入的基础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靶向药物、新型移植物材料的研发来进一步改善AVG的结局。

回顾性分析2016年12月至2021年5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因血液透析植入即穿型人工血管构建动静脉移植物内瘘的309例终末期肾病患者（男138例，女171例）的临床资料。患者年龄（61.5±10.3）岁，其中244例患者（男119例，女125例）得到规律随访。随访期间24例患者死亡。309例患者中围手术期并发症包括移植物感染11例（4.5%），穿刺相关血肿11例（4.5%），窃血综合征10例（4.1%），无血清肿、吻合口破裂及移植物内瘘血栓形成发生。植入人工血管后24、48、72 h内进行第1次穿刺透析的比例分别为42.2%（103/244）、32.4%（79/244）、16.4%（40/244）。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6、12个月初级通畅率分别为66.5%、48.4%，6、12个月次级通畅率分别为96.7%、91.8%。本研究结果显示即穿型人工血管移植物可安全地用于终末期肾病患者作为血管通路，其中12个月的随访结果满意。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