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克尔斯滕大鼠肉瘤病毒致癌基因同源物(KRAS)突变亚型对非小细胞肺癌细胞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和2(PD-L2)的表达影响。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甘肃省肿瘤医院收治的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通过测序检测KRAS基因组序列，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和免疫印迹检测PD-L1和PD-L2的表达。使用成簇的规则间隔的短回文重复基因编辑(CRISPR/CAS9)技术构建KRAS缺失型A549细胞，在敲除株中过表达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检测其对PD-L1和PD-L2的表达影响。将KRAS野生型和突变型过表达的KRAS敲除人肺泡上皮细胞549(A549)细胞株与树突状细胞和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群集行列式蛋白3阳性(CD3 +)细胞的凋亡水平。使用 t检验比较连续变量。使用Mann-Whitney检验分析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Chi-square检验分析非小细胞肺癌患者KRAS突变型和KRAS野生型的临床特征。 结果:纳入KRAS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95例，KRAS野生型31例、KRAS突变型64例；其中KRAS第12位甘氨酸突变为天冬氨酸(G12D)13例、突变为缬氨酸(G12V)12例、突变为半胱氨酸(G12C)25例、突变为丙氨酸(G12A)14例。KRAS突变型患者PD-L1和PD-L2的mRNA表达水平(1.062比1.834， U＝38；1.062比1.668， U＝70；1.062比1.544， U＝111；1.062比1.479， U＝89， P<0.05；1.067比1.798， U＝68；1.067比1.595， U＝86；1.067比1.527， U＝171；1.067比1.680， U＝34， P<0.05)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KRAS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相较于KRAS野生型，KRAS突变型更能够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同时，将KRAS-G12D，KRAS-G12V，KRAS-G12C，KRAS-G12A质粒混合在一起作为RAS野生型(KRAS-MT)与KRAS突变型(KRAS-WT)分别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KRAS-MT依旧可以促进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在KRAS敲除A549细胞株中过表达KRAS-MT与KRAS-WT后，KRAS突变亚型不能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RK)通路，但是可以激活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AKT)通路。AKT抑制剂处理后，KRAS-MT与KRAS-WT转染KRAS敲除A549细胞株的PD-L1和PD-L2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将转染了KRAS-MT或KRAS-WT的KRAS KO A549细胞株与DC-CIK以1∶1的比例共培养，随后检测DC-CIK细胞的凋亡水平，发现KRAS-MT能够显著增加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F＝12.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KRAS突变亚型能够显著增强非小细胞肺癌细胞PD-1配体PD-L1和PD-L2的表达，并且能够促进免疫细胞DC-CIK细胞中CD3 +细胞亚群的凋亡。

目的: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患者外周血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和其配体PD-L1表达水平与细胞因子相关性。方法:利用GEO数据库中GSE54248数据集筛选出PCOS中差异表达PD-1/PD-L1通路相关基因，对其进行GO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采用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22年1月至2023年6月期间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105例PCOS患者（记为PCOS组）和109例非PCOS患者（记为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利用QBPlex流式高通量多因子检测技术检测两组外周血PD-L1、PD-L2、PD-1和细胞因子表达水平。采用Pearson法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PCOS组患者外周血中PD-1水平［2.890（0.020，4.540）ng/L］显著低于对照组［3.370（2.460，4.360）ng/L， P=0.008］；PD-L1水平［9.820（8.860，10.880）ng/L］显著低于对照组［10.410（9.700，11.160）ng/L， P=0.001］；PD-L2表达水平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GSE54248数据集筛选出26个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富集在PD-1/PD-L1通路、1型T辅助细胞（T helper cell 1，Th1）和2型T辅助细胞（T helper cell 2，Th2）分化、参与炎症反应的细胞因子的产生等通路。与对照组相比较，PCOS组患者外周血中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5、IL-9、IL-25、IL-10、生长刺激表达基因2（growth stimulation expressed gene 2，ST-2）和颗粒酶B（Granzyme B）浓度显著降低，IL-8、IL-1RA和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浓度显著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D-1与IL-1RA、ST-2和TNF-α水平呈正相关（ r=0.270， P=0.005； r=0.213， P=0.029； r=0.291， P=0.003），与IL-9、IL-25和Granzyme B水平呈负相关（ r=-0.322， P<0.001； r=-0.211， P=0.031； r=-0.369， P<0.001）。PD-L1与IL-9、IL-25和Granzyme B水平呈正相关（ r=0.254， P=0.009； r=0.330， P<0.001； r=0.340， P<0.001），与IL-10水平呈负相关（ r=-0.373， P=0.009）。 结论:PCOS患者外周血PD-1和PD-L1下调表达，可能与Th1/Th2细胞因子失衡相关，是治疗PCOS的潜在分子生物标志物。

目的:观察前列腺癌（PCa）患者CD8 + T细胞中Notch受体的表达，分析Notch信号通路对PCa患者CD8 + T细胞功能的影响。 方法:收集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的PCa患者45例、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41例和健康对照者30名。分选外周血CD8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CD8 +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使用Notch信号通路抑制剂γ-分泌素抑制剂（GSI）刺激CD8 + T细胞，反转录实时定量PCR法检测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抗程序性死亡分子（PD）-1和CTLA-4阳性细胞比例变化。建立CD8 + T细胞与PCa细胞系LAPC4细胞的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培养体系，通过检测靶细胞的死亡比例和细胞因子分泌评估抑制Notch信号通路对CD8 +T细胞的杀伤功能的影响。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LSD- t检验或配对 t检验。 结果:PCa患者CD8 +T细胞中Notch1~4 mRNA相对表达量（5.22±1.04、2.79±0.91、9.74±3.38、1.63±0.82）显著高于健康对照者（0.87±0.17、1.03±0.17、1.24±0.21、1.26±0.08）和无菌性前列腺炎患者（0.87±0.15、1.05±0.14、1.27±0.19、1.26±0.16）（均 P<0.05）。PCa患者CD8 +T细胞存在功能衰竭，主要表现为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降低（均 P<0.000 1），PD-1：19.3%±5.4%和CTLA-4：11.7%±3.9%阳性细胞比例升高，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下降（28.8%±6.4%比37.2%±2.6%， P=0.015），γ干扰素（IFN）-γ分泌水平降低[（61.7±10.6）ng/L比（88.6±20.2）ng/L， P=0.003 2]。使用GSI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PCa患者CD8 +T细胞中穿孔素、颗粒酶B和FasL mRNA相对表达量（均 P<0.01），PD-1 +CD8 +T细胞和CTLA-4 +CD8 +T细胞的比例降低。抑制Notch信号通路可增强直接接触共培养体系中PCa患者CD8 +T细胞诱导LAPC4细胞死亡比例（34.3%±7.2%， P=0.000 2），IFN-γ分泌水平亦升高[（88.4±33.6）ng/L， P=0.008 3]。 结论:PCa患者Notch受体表达升高诱导CD8 +T细胞功能衰竭。

肿瘤组织中T细胞表面的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和肿瘤细胞分泌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过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从而使肿瘤细胞的生长得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清除。PD-1/PD-L1抑制剂就是针对PD-1或PD-L1表达设计的特定蛋白质抗体，可阻止PD-1和肿瘤细胞上PD-L1相互作用，进而部分恢复T细胞功能，增强T细胞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然而，在临床应用中，PD-1/PD-L1抑制剂的耐药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患者的疗效不能持久，甚至无应答。近年来的研究发现，PD-1与PD-L1表达受许多免疫因子调控，PD-L1的转运和降解等过程也会受到糖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一些可能干预PD-1/PD-L1通路的调控因子的研究将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策略，克服肿瘤对PD-1/PD-L1抑制剂耐药，改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

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治疗方式多样，除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尤其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抑制剂改善了NSCLC患者的生存，部分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为一线用药。目前常用的PD-L1抑制剂有阿特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和阿维鲁单抗，联合疗法包括联合化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抑制剂、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目的:评估术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Cape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SOX（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方案治疗免疫治疗敏感型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治疗前经内镜活检证实为免疫治疗敏感的LAGC或AEG患者，包括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Epstein-Barr病毒编码RNA（EBER）阳性3种类型患者，术前均给予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作为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策略。排除免疫系统疾病、发生远处转移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病理完全缓解、临床完全缓解、主要病理缓解、R 0切除率、手术转化率以及治疗安全性［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和手术并发症情况］。 结果:共纳入39例患者，男28例，女11例；中位年龄62（44~79）岁。全组患者中，14例最初被认为不可切除者经治疗后均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手术转化率：14/14）；其余25例患者中23例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另外2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去手术策略”，选择等待观察。全组37例（94.9%）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R 0切除率为100%（37/37），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8.6%（18/37），主要病理缓解率为62.2%（23/37）。24例CPS≥5（非MSI-H/dMMR和非EBER阳性）患者中，有1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CPS=95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8例MSI-H/dMMR患者中，6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临床完全缓解。7例EBER阳性患者中，有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3例患者术前活检标本与术后手术标本（不包括主要病理缓解患者）CP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769±5.570）比（15.538±16.870）， t=2.287， P=0.041］。全组39例患者术前免疫治疗耐受良好，9例（23.1%）出现Ⅰ~Ⅱ级irAE，未发生Ⅲ~Ⅳ级irAE。5例患者治疗前伴有幽门梗阻，经治疗后恢复正常饮食。全组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9%（7/37），其中ⅢA级吻合口漏1例，ⅢA级肠梗阻1例，Ⅱ级腹腔出血1例，Ⅱ级腹腔感染2例，术后Ⅰ级肠梗阻1例，1例患者术后感染COVID-19，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 结论:术前应用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方案治疗CPS≥5、MSI-H/dMMR和EBER阳性这3种类型的LAGC或AEG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手术转化率、R 0切除率和完全缓解率。

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失败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采用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019年1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60例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电话或门诊复查的方式对患者进行随访，随访截至2022年10月1日，中位随访8.2（95% CI：7.1~9.3）个月，6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应用实体瘤的疗效评价标准进行近期疗效评价，根据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评价患者不良反应。以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的影响因素。 结果:60例NSCLC患者中，男22例；年龄41~75岁，中位年龄61岁。部分缓解11例，疾病稳定19例，疾病进展30例。中位PFS为8.2（95% CI：7.2~9.2）个月，其中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L1）低表达［肿瘤细胞阳性比（TPS）<1%］、PD-L1中表达（1%≤TPS≤49%）、PD-L1高表达（TPS≥50%）组患者的中位PFS分别为6.4（95% CI：4.8~8.0）、8.3（95% CI：7.3~9.3）和10.6（95% CI：7.1~14.1）个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58， 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5岁（ HR=4.017，95% CI：1.468~10.992， P=0.007）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PFS的危险因素，而PD-L1中表达（ HR=0.360，95% CI：0.139~0.930， P=0.035）和PD-L1高表达（ HR=0.155，95% CI：0.039~0.625， P=0.009）是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EGFR-TKIs治疗失败NSCLC患者PFS的保护因素。治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包括骨髓抑制（24例）、恶心（25例）、食欲下降（24例）、乏力（22例）、呕吐（18例）、肝功能异常（17例）、血肌酐升高（10例）等，患者可耐受。 结论:EGFR-TKIs治疗失败的NSCLC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及贝伐珠单抗治疗的相关不良反应可耐受，年龄≤65岁以及PD-L1中、高表达者的PFS明显延长。

脓毒症是由于机体对于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碍。脓毒症的免疫抑制阶段也是导致脓毒症晚期患者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作为异质性的Gr1 +CD11b +的未成熟细胞群，与具有免疫抑制特性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及其配体（PD-L1）在脓毒症晚期免疫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就近年来有关PD-1/PD-L1途径介导的MDSC在脓毒症免疫抑制中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简要综述，阐述二者在免疫抑制阶段发挥作用的机制、PD-1/PD-L1途径通过信号通路和细胞因子对MDSC"双信号"模型的影响以及PD-1/PD-L1途径在脓毒症中发挥介导作用的时程。

目的:观察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配体-1（PD-1/PD-L1）调控树突状细胞（DC）对脓毒症患者免疫状态的影响，分析PD-1/PD-L1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从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住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重症监护病房（ICU）病区的脓毒症患者中采用随机数表法抽选25例，根据28 d预后将患者分为存活组（10例）和死亡组（15例）；同时随机抽取本院健康体检者20例作为健康对照组。脓毒症患者于确诊后24 h内、健康对照组于入组时取患者外周血，分离血清，采用流式细胞仪（FCM）检测CD4 +T、CD8 +T细胞比值，T细胞亚群比值（CD4/CD8），CD4 +T、CD8 +T细胞PD-1的表达，DC表面PD-L1、CD86的表达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10（IL-10）、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的分泌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CD11c +PD-L1与CD4 +PD-1、CD8 +PD-1、TNF-α、DC、CD11c +CD86、T细胞亚群比值、CD4 +T细胞、CD8 +T细胞、IL-10的相关性；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脓毒症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价独立危险因素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 结果:死亡组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均明显高于存活组〔SOFA评分（分）：15.1±4.1比10.7±2.7，APACHEⅡ评分（分）：27.0±7.3比17.0±3.9，均 P<0.05〕。存活组和死亡组T细胞亚群比值均<1，且死亡组CD4/CD8明显低于存活组（0.54±0.15比0.79±0.09， P<0.05）；健康对照组T细胞亚群比值>1。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存活组和死亡组CD4 +T细胞、CD8 +T细胞、CD11c +DC、CD11c +CD86、IL-10、TNF-α水平均明显降低，CD4 +PD-1、CD8 +PD-1、CD11c +PD-L1水平均明显升高，且死亡组上述指标的变化较存活组更显著〔CD4 +T细胞：0.14±0.07比0.22±0.08，CD8 +T细胞：0.24±0.07比0.28±0.10，CD11c +DC：0.84±0.14比0.93±0.03，CD11c +CD86：（58.83±20.77）%比（78.24± 9.39）%，IL-10（ng/L）：34.22±13.98比18.49±5.55，TNF-α（ng/L）：95.30±29.33比67.00±20.16，CD4 +PD-1：（39.58±10.08）%比（27.03±6.35）%，CD8 +PD-1：（38.77±11.91）%比（29.15±8.37）%，CD11c +PD-L1：（21.13±11.54）%比（12.11±8.34）%，均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CD11c +PD-L1与CD4 +PD-1、CD8 +PD-1、IL-10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748、0.713、0.898，均 P<0.05），与DC、CD11c +CD86、T细胞亚群比值、CD4 +T细胞、CD8 +T细胞、TNF-α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587、-0.906、-0.840、-0.706、-0.513、-0.820，均 P<0.05）。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D4 +PD-1是影响脓素症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463，95%可信区间（95% CI）为1.032~2.074， P＝0.033〕；ROC曲线分析显示，CD4 +PD-1对脓毒症患者预后有一定预测价值〔ROC曲线下面积（AUC）＝0.857，95% CI为0.709~1.000， P<0.01〕；当最佳预测值为34.48%时，其敏感度为66.7%，特异度为90.0%，准确度85.7%。 结论:外周血PD-1/PD-L1的上调会抑制DC的活化及增殖，影响T细胞活化，诱导脓毒症患者进入免疫抑制状态；PD-1/PD-L1可反映脓毒症患者的免疫状况，其中，CD4 +TPD-1对患者预后评估有一定价值。

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PD-1）与其配体（PD-L1）特异性结合后，具有共抑制/共刺激的免疫调控作用，可抑制T细胞活化、增殖及细胞因子分泌，参与肿瘤免疫、自身免疫及免疫耐受等。本文综述PD-1/PD-L1信号通路的组成结构、调控机制，以助于理解特发性炎症性肌病合并恶性肿瘤的免疫机制，寻找潜在的治疗靶点和诊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