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石香薷、桉叶、艾叶、苍术联合煮沸熏蒸消毒肺病科病房空气的效果。方法:分别采用石香薷、桉叶、艾叶、苍术联合煮沸熏蒸法(中药熏蒸组)与紫外线灯照射法(紫外线组)，对肺病科4间病房进行空气消毒。分别于消毒前后检测空气细菌菌落数，比较消毒效果；应用调查量表了解患者对两组消毒方法的接受程度。结果:消毒后0、60、120、180、240 min时，中药熏蒸组空气细菌菌落数分别为(64.8±9.1)、(70.6±8.8)、(88.2±10.4)、(158.4±21.4)、(214.9±28.5)cfu/m 3，紫外线组分别为(61.1±12.6)、(95.5±7.1)、(134.5±18.6)、(352.9±54.7)、(563.8±41.2)cfu/m 3；消毒后0 min，两组空气细菌菌落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消毒后60、120、180、240 min，中药熏蒸组空气细菌菌落数均显著少于紫外线组；患者对中药熏蒸法消毒的接受度显著高于紫外线法消毒(82.0% vs 23.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石香薷、桉叶、艾叶、苍术联合煮沸熏蒸消毒肺病科病房空气的效果与紫外线照射消毒相同，并可维持更长消毒时间，患者的接受程度高。

目的:探讨洁净手术室大血管手术器械术中使用时间与医院感染相关性及与病原菌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4月至2019年2月于医院洁净手术室行大血管手术的患者512例，手术器械使用时间<2 h者92例，设为A组；2~4 h者152例设为B组，>4 h者268例设为C组。比较三组患者手术区、周边区微生物检测结果，医院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洁净手术室行大血管手术的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三组患者手术区与周边区手术器械表面细菌总数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随着手术区和周边区手术器械暴露时间的延长，手术器械表面细菌总数也逐渐升高，其中手术区升高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A组患者医院感染率为3.26%(3/92)，B组为3.29%(5/152)，C组为7.84%(21/268)，但三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组共分离出6株病原菌，B组分离出8株病原菌，C组分离出21株病原菌，且均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年龄≥60岁、合并糖尿病可导致洁净手术室大血管手术患者医院感染率显著升高( P<0.05)。以洁净手术室大血管手术患者是否发生医院感染为因变量，进一步将单因素分析中 P<0.1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年龄、手术器械使用时间、糖尿病是洁净手术室大血管手术患者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洁净手术室大血管手术医院感染病原菌主要以革兰阴性菌为主。患者年龄、合并糖尿病以及手术器械使用时间均是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针对洁净手术室大血管手术时间较长(>4 h)而导致的医院感染风险增加，为手术室制定相应的术中空气及手术器械净化和消毒可能对降低大血管手术医院感染率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探讨上转换发光技术（up-converting phosphor technology，UPT）检测空气中病原生物的应用。方法:基础研究，以金黄色葡萄球菌、鼠疫菌和大肠杆菌O157作为模拟菌株，对UPT的性能进行验证，包括稳定性、特异度、敏感度与响应时间试验；采用空气粒子采样器采集现场微环境试验舱中的空气样本，并使用UPT进行检测，同时与传统的培养法进行比较，验证UPT的实用性。结果:性能验证中，UPT检测10 7 CFU/ml、10 8 CFU/ml浓度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稳定性时，实验室内变异系数分别为9.62%和8.02%，检测结果小于允许目标，检测系统具有较好的稳定性。用金黄色葡萄球菌验证UPT的特异度，结果显示非金黄色葡萄球菌均未检出，不同种类金黄色葡萄球菌阳性检出率均为100%，检测系统特异度较好。UPT检测不同细菌的敏感度不同，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敏感度≥10 4 CFU/ml，鼠疫菌的检测敏感度≥10 3 CFU/ml；大肠杆菌O157的检测敏感度≥10 3 CFU/ml，UPT对细菌类的响应时间为15 min内（均为10 min 15 s）。用UPT对现场微环境试验舱空气细菌含量的检测结果显示，当空气中大肠杆菌O157浓度达到10 4 CFU/m 3以上时，UPT检测结果都为阳性，且随着空气浓度的增大，UPT测得的数值浓度呈上升趋势，与空气中细菌浓度具有正相关性。 结论:UPT可能作为快速评估空气中病原生物种类及含量的方法具有可行性。

目的:探讨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对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隔离护具使用率及手卫生合格率的影响。方法: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从2019年7月开始对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开展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实施管理前收治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50例为实施前组，实施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后收治呼吸道多重耐药感染为51例实施后组。将实施前后6个月患者陪护人员多重耐药菌感染情况、隔离用具使用率、环境消毒情况及手卫生合格率进行比较，分析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对医院感染防控的价值。结果:实施后5例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感染例数明显低于实施前13例（ P<0.05）；实施后组陪护人员戴口罩（94.11%）、穿隔离衣（80.39%）、戴手套率（98.03%）均高于实施前组（70.00%、62.00%、78.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7、4.911、9.683，均 P<0.05），实施后组陪护人员手卫生（82.35%）、物体表面（76.47%）、空气合格率（78.00%）均明显高于实施前组（64.00%、58.00%、64.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4.341、3.915、5.450，均 P<0.05）。 结论:目标性监测联合集束化管理可有效控制呼吸道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陪护人员感染情况，提高隔离护具使用率及手卫生合格率。

目的:观察生物燃料颗粒物（BMF）对肺泡巨噬细胞（AM）的络氨酸激酶抑制剂受体（SIRPα）、肺表面活性蛋白（SP）A和D的表达及吞噬功能的影响。方法:将72只雄性SD大鼠使用随机数字表分为BMF组和清洁空气组，通过蛋白印迹法和免疫荧光检测BMF暴露4 d、1及6个月大鼠AM的SIRPα、SPA和SPD的表达，采用荧光标记金黄色葡萄糖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检测三个时间点大鼠AM吞噬细菌的能力。结果:BMF暴露4 d，SIRPα和SPD的蛋白与清洁空气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BMF暴露1个月SIRPα和SPD的蛋白相对表达量为（1.73±0.64）和（2.01±0.78），BMF暴露6个月SIRPα和SPD的蛋白相对表达量为（1.49±0.28）和（1.48±0.34），均高于清洁空气组（ P<0.05）。BMF暴露1个月大鼠AM吞噬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MFI相对比为（0.56±0.16）和（0.80±0.09），BMF暴露6个月大鼠AM吞噬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MFI相对比为（0.67±0.11）和（0.76±0.16），均低于清洁空气组（ P<0.05）。 结论:BMF诱导AM的SIRPα和SPD的表达上调，抑制AM的吞噬功能。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密切关注。面对疫情，麻醉医师对于标准预防、消毒隔离、手卫生、环境物表卫生、无菌操作、职业防护等感染控制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操作有待提高和规范。本文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针对中国麻醉感染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梳理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要求，提出如下建议。(1)在标准预防方面，在诊治疑似或确诊患者时，麻醉科医护人员应按照三级防护措施进行穿戴防护用具，包括戴N95医用防护口罩，护目镜或面屏，穿防护服等。(2)在手卫生方面，对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进行麻醉时，应严格按照手卫生的规范要求进行洗手或卫生手消毒。在实施各类操作时，麻醉医师应戴双层手套；接触患者后，如需要碰触麻醉机等或其他区域，应脱掉并丢弃外层手套。(3)在环境物表卫生方面，对新冠肺炎疑似或确诊病例手术时，麻醉医师要对发生小面积的患者血液等污染及时清洁和消毒。手术后，严格执行《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做好手术室(空气、物体表面、地面等)、医疗器械、患者用物等的清洁消毒，严格终末消毒，尤其不能忽略手频繁接触的物表。(4)在麻醉机消毒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建议联合使用麻醉内回路消毒机与在呼气端及吸气端同时使用呼吸通路过滤器。首选高效低容量的疏水性过滤器，以使细菌和病毒清除率>99.999%，每3～4 h更换1次。(5)在隔离方面，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应当在负压手术室进行手术。应有医务人员通知层流工程技术人员及时检查，必要时更换负压手术间高效过滤器。(6)其他方面，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麻醉时，应谨慎处理麻醉操作中的锐器，防止刺伤，一旦发生应立即启动医源性职业暴露处理流程。

目的:探讨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通过调控血红素加氧酶-1（HO-1）/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通路在氢气（H 2）治疗脓毒症小鼠肠损伤中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方法:选择6～8周龄雄性野生型（WT）和Nrf2基因敲除型（Nrf2-KO）ICR小鼠各140只，体重20～25 g。按随机数字表法分别将WT小鼠及Nrf2-KO小鼠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H 2对照组（Sham+H 2组）、盲肠结扎穿孔术（CLP）致脓毒症模型组（CLP组）及H 2治疗组（CLP+H 2组），每组35只。其中Sham+H 2组及CLP+H 2组分别于术后1 h及6 h各吸入2% H 2 60 min，Sham组和CLP组仅吸入空气。每组取20只小鼠观察术后7 d存活情况；剩余小鼠于术后24 h处死，收集腹腔灌洗液（PLF）测量细菌菌落数从而确定细菌负荷，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肠组织中HO-1及HMGB1蛋白表达；用免疫组化法测定肠组织HO-1表达，用免疫荧光法测定肠组织HMGB1表达。 结果:WT脓毒症小鼠及Nrf2-KO脓毒症小鼠7 d存活率均为0；在WT小鼠中，CLP+H 2组术后7 d存活率较CLP组明显升高（45%比0%， P<0.05），而在Nrf2-KO小鼠中，CLP+H 2组术后7 d存活率与CLP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比0%， P>0.05）。与Sham组比较，WT及Nrf2-KO脓毒症小鼠PLF中细菌菌落数均显著增加。与CLP组相比，2% H 2处理能显著提高WT脓毒症小鼠的细菌清除率〔菌落数（CFU，×10 3）：34.7±6.3比74.2±8.1， P<0.01〕，但对Nrf2-KO脓毒症小鼠无显著影响〔菌落数（CFU，×10 3）：73.3±7.5比75.8±8.6， P>0.05〕。Western blotting、免疫组化或免疫荧光结果显示，与Sham组相比，WT和Nrf2-KO脓毒症小鼠肠组织HO-1及HMGB1表达均明显升高。与CLP组比较，2% H 2处理后WT脓毒症小鼠HO-1表达进一步升高〔HO-1蛋白表达（HO-1/β-actin）：0.716±0.035比0.460±0.045，HO-1阳性表达（积分 A值）：0.703±0.135比0.430±0.116，均 P<0.01〕，HMGB1表达明显降低〔HMGB1蛋白表达（HMGB1/β-actin）：0.052±0.038比0.082±0.008，HMGB1阳性表达（积分 A值）：24.530±9.317比41.830±2.458，均 P<0.01〕；而经2% H 2处理后的Nrf2-KO小鼠HO-1及HMGB1表达无明显变化〔HO-1蛋白表达（HO-1/β-actin）：0.148±0.004比0.164±0.043，HO-1阳性表达（积分 A值）：0.109±0.020比0.113±0.025，HMGB1蛋白表达（HMGB1/β-actin）：0.109±0.020比0.113±0.025，HMGB1阳性表达（积分 A值）：39.570±12.660比42.790±9.680，均 P>0.05〕。 结论:H 2可经Nrf2/HO-1/HMGB1途径抑制脓毒症小鼠肠损伤，Nrf2在H 2治疗脓毒症肠损伤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淋巴瘤是一组复杂的淋巴造血系统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增高，但病因至今尚不明确，一般认为是由遗传因素、理化因素（包括辐射、空气污染、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生物因素（细菌、病毒感染）等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综述了某些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与淋巴瘤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研究进展，以提高对不良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重视。

目的:探讨质量控制应用于血液净化护理质量管理的效果，为提高临床护理质量提供可靠依据。方法:选取2017年7月至2018年12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人民医院行血液净化治疗的尿毒症患者60例，采用随机抽签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行血液净化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血液净化护理质量控制管理。比较两组治疗环境细菌样本监测合格率、不良反应发生率、护理满意度以及护理人员对护理质量管理评价。结果:实施质量控制管理后，观察组患者所处治疗环境中透析用水、透析液、空气及护理人员手卫生细菌培养合格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对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护理人员对两组护理质量管理评价，观察组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严格实施质量控制管理、持续改进护理质量是血液净化患者生命安全的重要保障，对提高血液净化护理质量管理具有积极意义。

随着现有手术技术、器械设备及治疗理念的不断更新进步，越来越多的医疗中心开始对于累及盆腔多器官及复发性盆腔恶性肿瘤的患者开展更加积极的扩大切除手术。扩大手术范围可以提高切缘阴性比率，实现肿瘤的R 0切除，有效改善患者预后并延长生存时间。因此，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对于局部晚期的盆腔恶性肿瘤患者，已经逐渐成为标准的手术方式。目前，在开展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手术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患者术中和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病死率偏高以及长期生活质量较低。对于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后并发症的相关研究，现逐渐聚焦于盆腔术后残存的巨大空腔，这可能是此类并发症的重要诱因，并由此提出了“空盆腔综合征”这一概念。本文在汇总空盆腔综合征相关文献基础上，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可能为盆腔脏器联合切除术后，封闭的盆腔残腔随着空腔内空气被逐渐吸收、细菌繁殖及积液富集等过程而形成持续存在的负压，进而对整个腹盆腔内器官分布产生影响；同时，物理过程在参与空盆腔综合征的发生过程中是否也发挥着作用，有待探讨。汇总提出，其诊断主要依据患者病史、临床表现及影像学征象，而盆腔脏器切除手术史是病史诊断中最重要的指标。在预防措施上，首先应识别空盆腔综合征发生的高危人群，进而采取精准而个体化的预防措施；各种新型生物材料较传统的人体组织填充，在预防性盆腔填充方面更具优势；肠系膜对于小肠形态、蠕动和排列具有重要作用，通过保护肠系膜结构、恢复或重建肠系膜形态等方法，减少小肠异位入盆腔的机会，应获得更多关注。在治疗措施上，目前尚缺乏空盆腔综合征的标准治疗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