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童年创伤对大学生抑郁症状的影响及损耗敏感性与自我控制在其中的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广州市某医科大学大一和大二1 678名大学生，使用儿童期虐待问卷、损耗敏感性量表、自我控制量表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进行调查，运用SPSS 26.0的PROCESS 2.13宏程序检验损耗敏感性的中介效应和自我控制的调节效应。结果:(1)在本研究中大学生童年创伤得分为(34.56±7.03)分，抑郁症状得分为[ M( QR)：5.00(7.00)]分，损耗敏感性得分为(41.78±12.21)分，自我控制得分为(40.02±8.15)分。(2)童年创伤与损耗敏感性呈正相关( r＝0.20， P<0.01)，损耗敏感性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 r＝0.48， P<0.01)，自我控制与抑郁症状间呈负相关( r＝-0.49， P<0.01)。(3)损耗敏感性在童年创伤和抑郁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直接效应(效应值＝0.28)和中介效应(效应值＝0.07)占总效应(效应值＝0.35)的80%和20%。(4)自我控制在损耗敏感性对抑郁症状的影响路径中发挥了调节作用。 结论:童年创伤可通过损耗敏感性对大学生抑郁症状产生间接影响，并且损耗敏感性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状间的中介作用还受到自我控制的调节。

儿童期负性事件是一项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挑战，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经济负担，而且持续影响个体健康。因此，本文分别介绍了十种国际上较为常用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的测量工具，它们分别是国际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负性事件量表、儿童期不良经历问卷修订版、家庭健康史与健康评估量表、儿童期创伤量表、儿童期护理和虐待经历调查问卷、校订版事件影响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儿童虐待和创伤量表、童年创伤经历评定量表。目前，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使用的工具主要基于欧美发达国家人群开发的，但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社会、文化、经济差异，适用于中国人群的负性事件量表仍需开发，为今后中国人群的儿童期负性事件研究提供适用的工具。

目的:探讨个体及家庭因素对情绪障碍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影响。方法:基于ICD-10诊断标准纳入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并根据DSM-5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情绪障碍伴NSSI组（ n=147）和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 n=56）；同期纳入与情绪障碍青少年相匹配的健康青少年作为对照组（ n=107）。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广泛焦虑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童年期创伤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评估个体及家庭相关因素，采用χ 2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3组间一般资料及量表评分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检验。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对青少年NSSI行为的影响。 结果:情绪障碍伴NSSI组在抑郁、情绪调节困难、情感虐待和父母亲控制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和对照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对照组为参照时，情绪障碍青少年NSSI行为与抑郁水平（ OR=1.407， P<0.001）、情感虐待（O R=1.186， P=0.03）和母亲鼓励自主（ OR=1.302， P=0.035）呈正相关，与父亲鼓励自主（ OR=0.805， P=0.038）、母亲关爱（ OR=0.731， P=0.025）和青少年年龄（ OR=0.656， P<0.001）呈负相关；以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为参照时，青少年NSSI行为与青少年年龄（ OR=0.851， P=0.042）、父亲年龄（ OR=0.891， P=0.049）和男性青少年（ OR=0.435， P=0.040）呈负相关。 结论:青少年的性别与年龄、抑郁水平、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NSSI有显著影响。

目的: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与认知功能的关系。方法:选取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住院和门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62例(患者组)和社区健康对照63例(对照组)。采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注意网络功能测验(attention network test，ANT)、言语流畅性测验(verbal fluency test，VFT)和数字广度测验(digit span test，DST)对所有被试进行评估。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CTQ分与认知功能分间的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结果:患者组CTQ总分、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绪忽视和躯体忽视因子分[48.50(37.75，57.00)分，9.00(6.00，12.25)分，7.00(5.00，9.25)分，5.50(5.00，7.25)分，13.00 (9.00，16.25)分，11.00(8.00，13.00)分]均高于对照组[34.00(30.00，37.00)分，6.00 (5.00，7.00)分，5.00(5.00，5.00)分，5.00(5.00，5.00)分，9.00(6.00，11.00)分，7.00(6.00，10.0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781～-6.724，均 P<0.01)。与对照组相比，患者组WCST完成分类数减低，而错误应答数、持续应答数和持续性错误数升高( Z＝-5.655～-6.060，均 P<0.01)；ANT正确率降低，而反应时增长( Z＝-5.796，-6.094，均 P<0.01); VFT和DST分均降低( Z＝-3.492～-8.499，均 P<0.01)。相关分析显示，患者组CTQ性虐待分与WCST完成分类数( r＝-0.384)呈负相关，与错误应答数( r＝0.360)、持续应答数( r＝0.394)及持续性错误数( r＝0.381)间呈正相关(均 P<0.01)；CTQ躯体忽视分与ANT正确率( r＝-0.400)和执行控制分( r＝-0.417)间呈负相关，情绪忽视分与VFT分间呈负相关( r＝-0.345)(均 P<0.01)，控制年龄、受教育年限和PANSS总分后，这种相关性仍存在。 结论:精神分裂症患者早年经历创伤性事件较多，存在广泛的认知功能缺陷，童年创伤对患者认知灵活性、注意、记忆和言语功能具有负性影响，但患者童年创伤与注意网络执行控制间的正性关联尚需进一步验证和探讨。

目的:探讨述情障碍、生活事件在童年创伤对抑郁症状的影响之间所起的中介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横断面问卷调查设计，使用童年创伤问卷、述情障碍量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贝克抑郁量表第2版中文版，对2 592名南方医科大学新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SPSS 19.0的PROCESS 2.13宏程序检验述情障碍的中介效应和生活事件的调节效应。结果:(1)大学生抑郁症状和童年创伤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11.34%和14.80%。(2)童年创伤总分[(34.25±8.01)分]与述情障碍总分[(48.82±10.72)分]呈正相关( r＝0.38， P<0.01)，生活事件总分[(36.91±9.74)分]与抑郁症状评分[3.00(6.00)分]呈正相关( r＝0.53， P<0.01)、述情障碍总分与抑郁症状评分呈正相关( r＝0.49， P<0.01)。(3)述情障碍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直接效应(效应值＝0.25)和中介效应(效应值＝0.12)分别占总效应(效应值＝0.37)的67.57%、32.43%。(4)健康适应、受惩罚和学习压力事件在述情障碍与抑郁症状的影响路径中存在调节作用。 结论:大学新生童年创伤通过述情障碍的中介作用和生活事件的调节作用来影响抑郁症状。

目的:探讨童年创伤对青少年首次发病抑郁症患者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影响。方法:纳入60例青少年抑郁症患者，并根据DSM-5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伴NSSI组（ n=24）和不伴NSSI组（ n=36）。所有入组对象采用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评估童年虐待和忽视经历，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90，SCL-90）评估抑郁、焦虑及其他心理症状，并进行组间比较。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童年创伤对NSSI的独立风险。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分析NSSI与童年创伤的关系。 结果:60例患者中24例（40.0%）存在NSSI行为，40例（66.7%）经历过童年创伤。与不伴NSSI组相比，伴NSSI组在情绪虐待 ［（10.3±3.8）分与（15.3±5.5）分， t=4.15， P<0.01］、情绪忽视方面［（13.5±5.4）分与（17.0±5.2）分， t=2.51， P=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情绪虐待是NSSI的独立风险因素（ OR＝1.22，95% CI 1.0%~1.5%， P＝0.015）。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伴NSSI的患者童年创伤与抑郁、焦虑等心理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结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NSSI的检出率较高，可能与其早期的童年创伤有关。

目的:探讨躯体症状障碍是否存在注意偏向及其与负性认知和童年创伤的相关性。方法:收集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门诊或住院部就诊的符合纳入排除标准的33例躯体症状障碍患者(躯体症状障碍组)和33例健康对照(健康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选用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PHQ-15)、躯体症状障碍诊断B标准量表(somatic system disorder-B criteria scale，SSD-12)评估疾病严重程度，选用儿童期创伤量表(chil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评估童年期创伤经历。利用E-prime软件编辑点探测范式测量反应时，利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和独立样本 t检验比较两组的注意偏向，利用Pearson相关分析注意偏向与疾病严重程度和童年期创伤的相关性。 结果:躯体症状障碍组和健康对照组负性图片的反应时[(510.86±124.72)ms]均较正性图片反应时[(504.21±117.21)ms]长( F＝9.10， P<0.05)，躯体症状障碍组负性注意定向分数[(5.22±28.02)分]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12.62±32.3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97， P<0.05)。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对正性情绪的脱离困难与其对疾病的认知呈正相关( r＝0.403， P<0.05)，躯体症状障碍患者对负性情绪的脱离困难与情感忽视呈负相关( r＝-0.399， P<0.05)。 结论:减少童年创伤的发生和纠正患者的负性认知可能有助于改善躯体症状障碍的注意偏向。

目的:探讨童年应激和成年应激的关系以及对成年精神健康状况的叠加影响。方法:通过网络和电话访谈，采用童年创伤问卷、自编终生应激事件表、DSM-5一级跨界症状量表(DSM5-L1CCSM)和抑郁自评量表(SDS)测量成年健康志愿者( n＝239)和精神障碍志愿者( n＝387)的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成年精神健康状况；依据童年-成年应激匹配情况分组：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组( n＝108)、童年-成年应激阳性非匹配组( n＝240)、童年应激阴性成年应激阳性组( n＝100)，童年应激阳性成年应激阴性组( n＝79)和童年-成年应激均阴性组( n＝99)；比较分析不同分组的应激水平和精神健康状况差异，用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因素协方差分析童年应激、成年应激和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 结果:童年应激阳性比例为68.2%(427/626)，成年应激阳性比例为71.6%(448/626)，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比例为17.3%(108/626)。不同应激分组在除性别外的所有其他测量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受教育年限、童年应激阳性和情感虐待是成年应激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应激阳性数的交互作用( P<0.001)、成年应激阳性数与童年创伤因子的交互作用( P＝0.001)和应激分组( P＝0.002)对DSM5-L1CCSM总分和SDS总分有影响。 结论:童年应激对成年应激有易化作用，重复经历与童年应激同类型的成年应激会显著恶化成年精神健康预后，童年-成年应激阳性匹配是重要的不良预后因素。

目的:探讨中职生童年创伤与焦虑的关系，分析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对某中职学校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焦虑症状划界分为GAD-7 ≥5分。应用SPSS 23.0和SPSS PROCESS V4.0插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中职生焦虑症状检出率为42.96%(1 725/4 039)，女生比男生高27.1%倍( OR＝1.271，95% CI＝1.095～1.474)。(2)焦虑组童年创伤[44(38，51)分]及情绪调节困难[98(89，111)分]评分均高于无焦虑组[39(34，45)分，81(73，90)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17.910，－33.859，均 P<0.001)。(3)回归分析显示，女生( β＝0.240， OR＝1.271，95% CI＝1.095～1.474)、童年创伤( β＝0.028， OR＝1.028，95% CI＝1.019～1.037)和情绪调节困难( β＝0.076， OR＝1.080，95% CI＝1.073～1.086)可显著预测焦虑症状。(4)路径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童年创伤正向预测焦虑( β＝0.059，95% CI＝0.048～0.071)和情绪调节困难( β＝0.802，95% CI＝0.749～0.854)，情绪调节困难正向预测焦虑( β＝0.139，95% CI＝0.132～0.145)；情绪调节困难在童年创伤与焦虑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效应值＝0.112，95% CI＝0.101～0.12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5.50%(0.112/0.171)。 结论:中职生焦虑症状发生率高，童年创伤不仅直接影响焦虑症状，还可通过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对焦虑症状产生影响。

目的:探讨细胞因子、糖皮质激素受体（glucocorticoid receptors，GR）在青少年抑郁症与童年创伤间的作用。方法:按照方便抽样的方法，纳入2021年8月至2022年12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的青少年抑郁症患者80例（患者组），同期通过社会招募健康青少年受试者70名（对照组）。采用青少年生活事件量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17，HAMD 17）、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对受试者进行生活学习压力、童年创伤、焦虑及抑郁症状评估，并检测血清GR及血浆12项细胞因子水平，组间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或卡方检验。采用Spearman法分析童年创伤、GR、细胞因子、抑郁症间的相关性，极大似然估计法检验中介作用，Bootstrap方法检验间接路径后得出平均路径系数，其95%的可信区间（ CI）不包含0则中介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患者组与对照组GR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0.50， P<0.001），并且IL-1β、IL-2、IL-5、IL-10、IL-12、IL-17、IFN-α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Z=-10.31~-3.14， P<0.001或0.05）。Spearman相关分析显示，HAMD 17及HAMA评分均与情感虐待、情感忽视、躯体虐待、CTQ总分以及细胞因子水平IL-5、IFN-α呈正相关，躯体忽视、IL-1β仅与HAMD 17评分呈正相关；GR与情感虐待（ r=-0.523， P<0.001）、情感忽视（ r=-0.245， P=0.002）、性虐待（ r=-0.172， P=0.035）、躯体虐待评分（ r=-0.180， P=0.027）、CTQ总分（ r=-0.562， P<0.001）、HAMD 17评分（ r=-0.783~-0.271， P<0.001）、HAMA评分（ r=-0.741~-0.602， P<0.001）、细胞因子IL-1β（ r=-0.217， P=0.008）、IL-5（ r=-0.334， P<0.001）、IFN-α（ r=-0.276， P=0.001）水平呈负相关；IL-5水平和IFN-α水平与情感虐待评分（ r=0.211、0.207）、CTQ总分（ r=0.201、0.166）均呈正相关均 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GR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应值0.294，标准误0.043，95 %CI=0.236~0.398）；GR与IL-5水平在童年创伤与抑郁症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效应值0.067，标准误0.040，95 %CI=0.023~0.147）。 结论:GR、细胞因子IL-5在童年创伤与青少年抑郁症间发挥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