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中职生童年创伤与焦虑的关系，分析情绪调节困难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对某中职学校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焦虑症状划界分为GAD-7 ≥5分。应用SPSS 23.0和SPSS PROCESS V4.0插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中职生焦虑症状检出率为42.96%(1 725/4 039)，女生比男生高27.1%倍( OR＝1.271，95% CI＝1.095～1.474)。(2)焦虑组童年创伤[44(38，51)分]及情绪调节困难[98(89，111)分]评分均高于无焦虑组[39(34，45)分，81(73，90)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Z＝－17.910，－33.859，均 P<0.001)。(3)回归分析显示，女生( β＝0.240， OR＝1.271，95% CI＝1.095～1.474)、童年创伤( β＝0.028， OR＝1.028，95% CI＝1.019～1.037)和情绪调节困难( β＝0.076， OR＝1.080，95% CI＝1.073～1.086)可显著预测焦虑症状。(4)路径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表明，童年创伤正向预测焦虑( β＝0.059，95% CI＝0.048～0.071)和情绪调节困难( β＝0.802，95% CI＝0.749～0.854)，情绪调节困难正向预测焦虑( β＝0.139，95% CI＝0.132～0.145)；情绪调节困难在童年创伤与焦虑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效应值＝0.112，95% CI＝0.101～0.121)，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5.50%(0.112/0.171)。 结论:中职生焦虑症状发生率高，童年创伤不仅直接影响焦虑症状，还可通过情绪调节困难间接对焦虑症状产生影响。

目的:了解新护士工作投入的现状水平，分析情绪调节困难、工作重塑、工作投入三者间的变量关系，以期为护理管理者制订干预措施提升新护士工作投入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应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4—6月北京市及浙江、广西、安徽、湖北省的11所三级甲等医院的637名新入职护士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问卷、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工作重塑量表及工作投入量表对其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AMOS 26.0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介效应。结果:最终纳入626名新护士，其工作投入得分为（31.08 ± 10.94）分，条目均分为（3.45 ± 1.22）分。工作投入与情绪调节困难呈负相关（ r=-0.291， P<0.01），与工作重塑呈正相关（ r=0.724， P<0.01）。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工作重塑在情绪调节困难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β=-0.424， P<0.001）。 结论:新护士的工作投入度处于中等水平，工作重塑在情绪调节困难与工作投入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护理管理者应加强针对新护士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培训，构建基于工作重塑的干预策略，从而提高新护士的工作投入水平。

目的:探讨个体及家庭因素对情绪障碍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on-suicidal self-injury，NSSI）的影响。方法:基于ICD-10诊断标准纳入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并根据DSM-5评估有无NSSI，将患者分为情绪障碍伴NSSI组（ n=147）和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 n=56）；同期纳入与情绪障碍青少年相匹配的健康青少年作为对照组（ n=107）。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广泛焦虑量表、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童年期创伤问卷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评估个体及家庭相关因素，采用χ 2检验和方差分析进行3组间一般资料及量表评分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检验。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对青少年NSSI行为的影响。 结果:情绪障碍伴NSSI组在抑郁、情绪调节困难、情感虐待和父母亲控制上的得分显著高于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和对照组。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以对照组为参照时，情绪障碍青少年NSSI行为与抑郁水平（ OR=1.407， P<0.001）、情感虐待（O R=1.186， P=0.03）和母亲鼓励自主（ OR=1.302， P=0.035）呈正相关，与父亲鼓励自主（ OR=0.805， P=0.038）、母亲关爱（ OR=0.731， P=0.025）和青少年年龄（ OR=0.656， P<0.001）呈负相关；以情绪障碍不伴NSSI组为参照时，青少年NSSI行为与青少年年龄（ OR=0.851， P=0.042）、父亲年龄（ OR=0.891， P=0.049）和男性青少年（ OR=0.435， P=0.040）呈负相关。 结论:青少年的性别与年龄、抑郁水平、情绪调节能力以及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NSSI有显著影响。

目的:探讨大学生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网络成瘾的关系及负性认知偏向和情绪调节困难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方法:2022年9月，使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量表、负性认知加工偏向问卷、情绪调节困难量表和网络成瘾量表对1 762名大学生进行横断面调查。采用SPSS 24. 0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使用AMOS 23. 0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评分为34.00(28.00，40.00)分，负性认知偏向评分为42.00(34.00，50.00)分，情绪调节困难评分为26.00(20.00，32.00)分，网络成瘾评分为36.00(28.00，46.00)分。(2)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负性认知偏向、情绪调节困难以及网络成瘾彼此间均呈正相关( r＝0.343～0.626，均 P<0.01)。(3)路径分析结果显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对网络成瘾的直接效应不显著，总间接效应为0.402(95% CI＝0.354～0.451)。负性认知偏向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253(95% CI＝0.200～0.305)，占总间接效应62.94%(0.253/0.402)；情绪调节困难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间接效应值为0.052(95% CI＝0.033～0.076)，占总间接效应12.93%(0.052/0.402)；负性认知偏向和情绪调节困难在无法忍受不确定性和网络成瘾中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97(95% CI＝0.068～0.131)，占总间接效应24.13%(0.097/0.402)。 结论:无法忍受不确定性与网络成瘾显著正相关，且其对网络成瘾的影响分别受到负性认知偏向、情绪调节困难的单独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的链式中介作用。方法:采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CTQ-SF)、Buss-Perry攻击性量表(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BPAQ)、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DERS)、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STAXI)对1 333名大学生进行施测，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采用Mplus 8.3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并且使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大学生童年期虐待、攻击行为、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得分分别为(33.624±8.211)分、(53.995±12.307)分、(91.781±17.518)分、(23.352±5.477)分。相关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攻击行为、情绪失调、特质愤怒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209～0.614，均 P<0.01)。中介效应分析表明，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显著，直接效应值为0.121，占总效应的35.8%；童年期虐待对攻击行为的总间接效应显著，总间接效应值为0.217，占总效应的64.2%；情绪失调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效应值为0.035，占总效应的10.4%；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效应值为0.108，占总效应的31.9%；此外情绪失调、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效应值为0.074，占总效应的21.9%。 结论:童年期虐待能直接正向影响攻击行为，并且情绪失调和特质愤怒在童年期虐待和攻击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是一类患病率较高的精神发育障碍，其核心症状为注意缺陷、多动和冲动。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了ADHD的执行功能和认知控制，鉴于情绪调节异常对ADHD患者的多种社会生活(如社会交往、受挫应对、亲子关系等)都有负面影响，近年来越多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情绪调节能力的缺失很可能是ADHD患者无法集中注意和多动冲动行为的重要原因。在行为层面，ADHD患者的情绪调节异常主要体现在情绪冲动性、情绪不稳定性和负性情绪性等几个方面。在神经生理层面，ADHD患者的情绪调节异常被发现与心率变异性、呼吸性窦性心律失常、晚期正成分LPP和静息态神经网络的活动异常等相关。研究者提出了关于ADHD的"冷"和"热"执行功能理论，其中"热"调节回路负责处理情绪调节过程。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探讨ADHD患者的积极情绪诱发和保持困难，以及共病情况对ADHD情绪调节异常的影响。同时，研究者还应该结合神经生理技术和家系研究等，深入厘清ADHD患者情绪调节异常的脑机制及其遗传基础。

婴儿排便困难(infant dyschezia)是婴儿期最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之一。主要临床特征包括每次排便前处于情绪紧张的状态，伴尖叫、哭闹不安和因排便费力所致的脸色涨红或发青，通常持续10~20 min，可排出软便或未能排出。其发病机制仍不明确，可能与婴儿排便动作不协调、肠道菌群失衡、脑-肠-微生物调节紊乱或过早添加辅食有关。婴儿排便困难的诊断标准是基于功能性胃肠病罗马Ⅳ标准，其症状可随年龄自行缓解，无需特殊治疗，避免直肠刺激和泻药干预。

目的:探讨抑郁症患者的注意转移情绪调节策略及其神经机制。方法:选取26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组)及29名正常对照(对照组)参与研究，记录两组受试进行注意转移行为学范式的正确率及反应时，同时用Neuroscan 64导脑电仪检测两组受试者的N1、P3成分。运用SPSS 16.0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1)在注意转移范式正确率上，组别主效应显著( F＝11.626， P＝0.001)，提示抑郁症组(0.82±0.01)显著低于对照组(0.89±0.01)( P＝0.001)。在注意转移范式反应时上，组别主效应显著( F＝16.55， P<0.01)，提示抑郁症组[(1 460.82±41.86)ms]显著高于对照组[(1 226.31±39.63)ms]( P<0.01)。(2)在注意转移范式事件相关电位上，N1成分中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2.949， P＝0.092)，任务与组别的交互作用显著( F＝4.756， P＝0.034)，提示抑郁症组在计算任务中诱发的N1波幅[(－3.699±0.441)μV]显著低于对照组[(－5.055±0.418)μV]( P＝0.030)；P3成分中组别主效应不显著( F＝1.165， P＝0.285)，任务与图片属性的交互作用显著( F＝11.602， P＝0.001)，提示情绪任务条件下负性图片诱发的P3波幅[(2.757±0.438)μV]显著高于中性图片[(1.963±0.460)μV]( P＝0.002)。 结论:抑郁症患者存在情绪策略中的注意转移困难，且发生在早期阶段。

目的:探讨骨性膝关节炎患者术后焦虑与情绪调节困难、情绪反应性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17年6月—2018年6月河南省驻马店市中心医院155例骨性膝关节炎晚期病变患者，患者术后填写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情绪反应性量表（ERS）和情绪调节困难量表（DERS），分析患者的情绪反应性、情绪调节困难与术后焦虑的相关性，并探讨情绪调节困难和情绪反应性的交互作用。结果:共发放155份问卷，回收150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6.77%。150例患者STAI得分为（122.69±6.49）分，ERS得分为（41.56±3.97）分，DERS得分为（72.82±5.61）分。术后焦虑与情绪反应性、情绪调节困难均呈正相关（ r值分别为0.472、0.296； P<0.05），且患者情绪调节困难和情绪反应性的交互作用对术后焦虑水平有影响（ P<0.01）。 结论:骨性膝关节炎患者情绪反应性水平越强、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越高，患者术后的焦虑水平越高，且患者情绪调节困难和情绪反应性交互作用程度越高对术后焦虑的影响越大。

目的 探讨加味柴胡舒肝散颗粒联合穴位敷贴治疗失眠的效果及对Toll样受体(TLR)/核因子-κB(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 选取医院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收治的失眠患者 10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均睡前口服右佐匹克隆片,观察组患者加予加味柴胡舒肝散颗粒口服联合宁静贴片贴敷于内关穴、神门穴.两组均持续治疗 2 周.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6.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4.00%(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入睡困难、多梦易醒、神疲食少、目赤口苦、舌红少津、脉弦数等中医证候积分,睡眠状况自评量表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评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评分,以及TLR3、TLR4、髓分化因子(MyD88)、TAK1 结合蛋白 2(TAB2)、NF-κB的mRNA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睡眠总时间、快速眼动睡眠期、睡眠潜伏期、醒觉时间、睡眠效率均显著改善(P<0.05);且观察组上述指标改善更显著(P<0.05).观察组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20.00%比 14.00%,P>0.05).结论 加味柴胡舒肝散颗粒联合穴位敷贴治疗失眠,不仅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睡眠质量及睡眠结构,还能改善其焦虑、抑郁情绪,并能调节TLR/NF-κB信号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