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性，66岁，主因“左下肢活动不灵10 d，加重伴头晕1 d”于2022年9月8日入院。患者入院前10 d出现左下肢活动不灵，独自缓慢站立行走，步态不稳向左侧倾斜，未进行治疗，1 d前左下肢活动不灵加重，站立行走需要他人扶持，伴头晕，为持续性左右漂浮感，伴言语含糊，反应迟钝，自主性言语、行为减少，无复视，无肢体麻木。患者入院20 d前感冒，出现流涕，多汗，伴全身乏力，自行口服三九感冒颗粒后缓解。入院2 d前出现腹泻，每日约3~5次，呈稀水样便，无腹痛、发热，未予具体治疗。无药物过敏史。既往史：糖尿病、高血压病史8年，血压、血糖控制基本稳定。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一般体格检查无异常。神经系统检查：高级智能减退，计算力、近记忆力下降，构音障碍。眼震阴性，左侧中枢性面瘫，左下肢肌力Ⅳ级，左上肢及右侧肢体肌力Ⅴ级，肌张力正常，四肢腱反射消失，双侧指鼻、跟膝胫试验欠稳准，双侧巴宾斯基征阳性。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stroke scale，NIHSS）评分5分（面瘫1分+左下肢无力1分+双下肢共济失调2分+构音障碍1分）。

目的:比较慢性胰腺炎后糖尿病(PPDM-C)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间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住院确诊的142例C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并发糖尿病将患者分为无糖尿病的CP组(CP组，60例)和合并糖尿病的CP组(PPDM-C组，82例)，同时选取同期住院确诊的无CP的T2DM患者作为对照组(T2DM组，82例)。记录患者的年龄、性别、体重指数、发病特征、入院时实验室检查指标(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血肌酐、谷丙转氨酶)、胰腺影像学特征(胰腺萎缩、胰腺多发钙化、胰管结石、胰管扩张及胰管梗阻)、糖尿病治疗措施及疗效。结果:与T2DM组比较，PPDM-C组患者体重指数(22.06 kg/m 2比24.40 kg/m 2)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7.34%比9.20%)显著下降( P值均<0.001)，谷丙转氨酶水平显著升高(33.00 U/L比18.65 U/L, P＝0.021)；更容易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体重减轻、腹泻等症状；较少应用胰岛素和降糖药物联合治疗控制血糖。与CP组比较，PPDM-C组患者体重指数显著增高(22.06 kg/m 2比21.18 kg/m 2)，糖化血红蛋白(7.34%比5.70%)、空腹血糖(7.91 mmol/L比5.31 mmol/L)及谷丙转氨酶水平(33.00 U/L比26.50 U/L)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胰腺萎缩、胰管多发钙化、胰管梗阻发生率更高( P值均<0.05)。 结论:PPDM-C患者比T2DM患者更易出现腹痛等消化系统症状，而比CP患者更易发生胰腺功能受损。更多地关注PPDM-C相关的临床表现和生物化学指标及影像学变化，可以识别其潜在的风险患者，进行PPDM-C早期诊断和治疗。

1例50岁女性患者因糖尿病3次自行口服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二甲双胍）0.5 g、1次/d，用药后均因出现呕吐或伴腹泻自行停药，最后1次用药4 d，停药3 d后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和乏力。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422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66 U/L、碱性磷酸酶（ALP）276 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369 U/L、总胆红素（TBil）383.0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269.9 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等原因后，考虑患者为二甲双胍导致的肝损伤。停用该药，给予异甘草酸镁和茵栀黄颗粒治疗。11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乏力程度减轻，实验室检查示ALT 225 U/L、AST 89 U/L、ALP 215 U/L、γ-GT 291 U/L、TBil 86.1 μmol/L、DBil 44.6 μmol/L。

患者男，50岁，因乏力伴血糖升高15年、腹泻近2年就诊。病初诊断为2型糖尿病，经反复胰腺炎、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出现高低血糖交替、脂肪泻等严重胰腺内、外分泌功能不全表现，辅助检查提示1型糖尿病相关抗体阴性、C肽明显下降、脂溶性维生素降低，无明显胰岛素抵抗，考虑合并胰源性糖尿病。予患者小剂量胰岛素、补充胰酶及微量营养素、少食多餐等治疗后，患者腹泻缓解、血糖控制满意。本文旨在提高广大临床医师对反复胰腺炎或胰腺术后出现胰源性糖尿病的重视，及时干预并监测，减少并发症的出现。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患者 男性，52岁，因“上腹部不适3周余”于2020年11月19日入院。患者3周余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上腹部不适，无发热黄疸，无恶心呕吐，无腹泻便血。2020年11月12日外院腹部平扫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大片状或条索状低密度影，占位可能，合并肝内胆管扩张；腹部动态增强MRI检查结果提示：（1）肝右叶巨块状异常信号影，增强后有不规则条索状分割样强化，门静脉右支低信号充盈缺损影，考虑为巨块型肝癌伴门静脉癌栓（portal vein tumor thrombus，PVTT）；（2）肝硬化；（3）脾大。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炎、结核病等病史，否认药物、食物过敏史；吸烟史3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30年，白酒平均350 ml/次，每天3次。无类似肝炎或肝癌家族史。入院体检：一般生命体征平稳，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态评分（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ECOG-PS）0分，腹软，无压痛和反跳痛，肝肋下2 cm，脾脏未触及，皮肤巩膜无黄染，双下肢无水肿。实验室检查：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AFP）>1 210 μg/L，总胆红素16.9 μmol/L、直接胆红素8.1 μmol/L、总蛋白72.0 g/L、白蛋白39.4 g/L、ALT 47 U/L、AST 45 U/L、凝血酶原时间12.1 s、国际标准化比值1.01、乙肝表面抗原6 535 U/ml、乙肝E抗原4.10 COI、乙肝E抗体0.699 COI、乙肝核心抗体0.008 COI、乙肝病毒定量2.36×10 3 U/ml。入院后复查上腹部平扫+多期增强CT（图1，2），结果显示：（1）肝右叶肿块，最大截面135 mm×104 mm，考虑为肝细胞癌；（2）门静脉主干及右支内栓子形成；（3）肝硬化、脾大。诊断：（1）肝细胞癌，伴PVTT Ⅲ型（cT3N0M0）、巴塞罗那分期 C期、中国肝癌分期Ⅲa期、肝功能Child-Pugh分级A级（5分）；（2）慢性乙肝；（3）肝硬化（代偿期）；（4）脾大。

报道1例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心脑血管病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2型糖尿病酮症患者使用德谷门冬双胰岛素的治疗过程，为优化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患者为53岁男性，主因“口干、多饮、乏力1年，加重伴消瘦1个月，血糖升高”入院。患者入院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口干、多饮症状，每日饮水量约3 000~4 000 ml，伴多尿，每日排小便6~8次，其中夜尿2~3次，平素自感全身乏力，合理休息后未缓解。患者无低热、盗汗，无怕热多汗、心悸手抖、烦躁易怒、体重减轻症状。患者因忙于工作未进一步检查。近1个月来患者渐感口干、多饮、乏力症状较前加重，伴消瘦，体重减轻约3 kg，无发热、咳嗽、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症状，在药店偶测随机血糖为22 mmol/L，口服降糖胶囊治疗1周后，上述症状未见明显改善，为进一步治疗，于我院门诊就诊，空腹血糖21.5 mmol/L，尿酮体阳性，遂以“2型糖尿病酮症”收住。入院后给予德谷门冬双胰岛素早18 U、晚18 U餐前皮下注射，联合口服药二甲双胍0.5 mg、3次/d进行降糖治疗，血糖控制满意。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咽拭子核酸持续阳性的无症状和轻型感染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肛拭子核酸检测结果，为疫情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2022年5月1日至24日在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管理病区收治的93例入组前咽拭子核酸持续阳性的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的资料，对其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疫苗接种、临床症状、病毒感染与肛门采样间隔时间、住院时间、咽拭子和肛拭子核酸检测结果及转阴时间进行分析。结果:共纳入93例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者，其中男性30例（32.3%），女性63例（67.7%）；年龄8~72岁，平均（46.0±16.0）岁；完成2~3剂疫苗接种者65例（69.9%），接种1剂疫苗和未接种者分别为2例（2.1%）和26例（28.0%）；存在基础疾病者20例（21.5%），其中高血压〔13例（14.0%）〕及2型糖尿病〔6例（6.5%）〕最常见。无症状感染者24例（25.8%）；轻型感染者69例（74.2%），以咳嗽〔50例（53.8%）〕和咽痛〔28例（30.1%）〕等呼吸道症状为主，仅6例（6.5%）出现消化道症状（5例为单纯腹泻，1例为腹泻伴呕吐）。在病毒感染第8~16天〔平均（11.55±2.27）d〕同期采集咽拭子和肛拭子，咽拭子核酸阳性者79例（85.0%），肛拭子核酸阳性者5例（5.4%）。所有患者咽拭子核酸转阴时间为（14.7±2.9）d，肛拭子阳性患者的咽拭子核酸转阴时间为（14.2±1.9）d；所有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16.7±2.9）d。结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核酸持续阳性的感染者中轻型多于无症状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咳嗽、咽痛等上呼吸道症状，消化道传播的风险较低，消化道症状与病毒RNA在消化道中存在的相关性尚不确定。

患者男，42岁。因全身反复鳞屑性红斑块12年，口角歪斜1 d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皮肤科。患者12年前头皮出现红色丘疹、斑块，伴脱屑，5年前皮损逐渐蔓延至全身，在我院确诊为银屑病，先后接受外用药及甲氨蝶呤片、阿维A胶囊等系统治疗，病情控制欠佳，反复发作。数月来患者病情加重，无发热、关节疼痛、咽痛、咳嗽咳痰、腹痛腹泻等不适，半月前评估为重度斑块状银屑病，予完善相关检查，无明显禁忌证后接受第1次阿达木单抗治疗（80 mg皮下注射），患者无不适；1周前接受第2次阿达木单抗治疗（40 mg），皮损稍好转。1 d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口角右歪，伴饮水漏水、左眼闭合困难，再次就诊我科及神经内科。患者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血症14年，定期复诊，血糖、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病情稳定，否认糖尿病性周围神经病变、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耳源性疾病等病史，否认外伤史及性生活不洁史，近3个月无上呼吸道感染史。

目的:探讨营养治疗对胃癌根治术后营养不良患者短期疗效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胃癌根治术后营养不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营养治疗组和对照组。营养治疗组患者出院后给予膳食指导和每天口服营养补充剂，持续90 d。对照组患者出院后只给予与营养治疗组相同的膳食指导。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2）随访情况。（3）出院90 d营养指标比较。（4）出院90 d炎症和机体功能指标比较。（5）出院90 d临床结局指标比较。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187例；男131例，女56例；年龄为（65±12）岁。187例患者中，营养治疗组95例，对照组92例。营养治疗组患者性别（男、女），年龄，心血管合并症，呼吸系统合并症，糖尿病，手术方式（部分胃切除术、全胃切除术），肿瘤分期（Ⅰ期、Ⅱ期、Ⅲ期），体质量，体质量指数（BMI），骨骼肌指数，白蛋白（Alb），血红蛋白（Hb），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NLR），6 min步行距离，握力分别为68、27例，（64±12）岁，21例，4例，7例，59、36例，17、27、51例，（59±11）kg、（21.5±3.1）kg/m 2、（42±7）cm 2/m 2、（39±5）g/L、（112±25）g/L、2.3（8.0）、（456±97）m、（29±8）kg；对照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63、29例，（66±13）岁，22例，3例，9例，56、36例，14、24、54例，（58±11）kg、（21.1±2.9）kg/m 2、（42±7）cm 2/m 2、（39±4）g/L、（111±26）g/L、2.2（8.4）、（459±98）m、（29±8）kg；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 =0.21， t=-1.29， χ2 =0.09、0、0.35、0.03、0.51， t=0.80、0.85、0.19、0.14、0.16， Z=-0.28， t=-0.17、0.43， P>0.05）。（2）随访情况。187例患者均完成术后90 d随访。随访期间，患者依从性较好，能够遵守膳食指导。营养治疗组5例患者发生腹泻和恶心不良反应，经对症治疗后均获得缓解。对照组无不良反应患者。（3）出院90 d营养指标比较。出院90 d营养治疗组患者体质量、体质量丢失、BMI、骨骼肌指数、Alb、Hb分别为（58±10）kg、2（6）kg、（21.0±2.9）kg/m 2、（41±7）cm 2/m 2、（41±4）g/L、（125±18）g/L；对照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56±10）kg、3（6）kg、（20.4±2.7）kg/m 2、（39±7）cm 2/m 2、（41±4）g/L、（121±21）g/L；两组患者体质量丢失、骨骼肌指数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4.70， t=2.39， P<0.05），体质量、BMI、Alb、Hb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1.30，1.51，0.80，1.32， P>0.05）。（4）出院90 d炎症和机体功能指标比较。出院90 d营养治疗组患者NLR、6 min步行距离、握力分别为2.1（5.1）、（478±99）m、（33±9）kg；对照组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2（5.7）、（465±96）m、（30±8）kg；两组患者握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08， P<0.05），NLR、6 min步行距离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8， t=0.91， P>0.05）。（5）出院90 d临床结局指标比较。出院90 d营养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生命质量评分、再入院率分别为（79±14）分、4.2%（4/95）和（78±16）分、6.5%（6/92），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58， χ2=0.14， P>0.05）。 结论:胃癌根治术后营养不良患者每天口服营养补充剂，能够改善其短期营养状态和机体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