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及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在肝癌根治术患者中的表达及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选择2016年3月至2018年1月本院收治的肝癌根治术患者78例作为对象，设为观察组；所有患者均拟行肝癌根治术治疗。选择同期治疗的肝脏良性疾病手术患者58例，设为对照组。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完成患者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水平，计算NLR、PLR值；利用公式血小板×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计算SII；记录患者性别、年龄、术前ALT、肿瘤直径、术前甲胎蛋白(AFP)、肝功能分级等指标，并对观察组患者NLR、PLR和SII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分析；患者治疗后进行18个月随访，根据预后分为死亡组与存活组，记录两组患者NLR、PLR、SII水平，并分析其与预后的相关性。结果:观察组原发性肝癌患者NLR(7.48±1.21)、PLR(25.31±4.23)、SII(452.98±43.69)，均高于对照组NLR(2.35±0.96)、PLR(10.49±2.44)、SII(253.23±25.31)( t＝6.391、5.328、8.562， P<0.05)；观察组NLR、PLR、SII水平与术前ALT、肿瘤直径、术前AFP、肝功能分级有关( P<0.05)；原发性肝癌患者随访18个月，存活患者55例，死亡23例。存活组原发性肝癌患者NLR(4.39±1.46)、PLR(15.93±4.39)、SII(275.69±21.53)，低于死亡组NLR(13.59±2.49)、PLR(53.29±6.41)、SII(574.67±46.39)( t＝7.398、4.395、6.781，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原发性肝癌患者NLR、PLR、SII水平与患者治疗预后呈负相关( r＝-0.693、-0.771、-0.709， P<0.05)。 结论:NLR、PLR、SII在肝癌根治术患者呈高表达，其表达水平与患者预后存在相关性，监测其表达水平能评估预后，指导临床治疗。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目的: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法探讨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对食管癌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山西省肿瘤医院收治的272例食管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通过约登指数确定PLR最佳临界值。根据临界值将患者分为高PLR组和低PLR组，应用倾向性评分匹配(PSM)分析降低患者选择偏倚。采用单因素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患者的预后因素。生存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结果:Cox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吸烟史、TNM分期、体质量指数(BMI)、癌胚抗原(CEA)、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和PLR与食管癌患者预后相关( χ2＝6.63、7.08、30.38、10.40、12.95、13.21、4.52、4.06、7.77， P<0.05)。PLR最佳临界值为159.93。倾向性评分匹配前高PLR组103例，低PLR组169例，SII和LMR有统计学意义( χ2＝52.23、13.51， P<0.05)。倾向性评分匹配后，高PLR组62例，低PLR组62例，两组的预后相关指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倾向性评分匹配前后，TNM分期、BMI 、CEA和PLR均为食管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高PLR组食管癌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短于低PLR组( χ2＝3.29， P<0.05)。 结论:PLR对评估食管癌患者预后具有重要价值，PLR越高，生存期越短。针对PLR开展个体化干预，或许对改善患者预后有积极作用。

目的:筛选胸腔镜肺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PPCs)的危险因素并评价其预测价值。方法:通过电子病历系统获取患者围术期资料。记录患者术后24 h内血常规并计算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术后2 d至出院，根据患者是否发生PPCs将其分为非PPCs组和PPCs组。将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进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PPCs的危险因素，以ROC曲线评价危险因素的预测效能。结果:共纳入患者699例，其中非PPCs组620例，PPCs组79例。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25 kg/m 2、ASA分级Ⅲ级、肺段切除、肺叶及以上切除、多孔胸腔镜手术和术后SII升高是PPC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或0.01)。术后SII预测PPCs的AUC (95% CI)为0.636(0.599~0.671)( P<0.05)，其预测截断值为1 052.3，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68.4%和57.3%。 结论:BMI≥25 kg/m 2、ASA分级Ⅲ级、肺段切除、肺叶及以上切除、多孔胸腔镜手术和术后SII升高是PPC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SII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胸腔镜肺切除术患者PPCs的发生。

目的:探讨术前外周血炎性标志物在肝内胆管癌(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预后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因ICC行根治性切除术的124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确定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全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的最佳界值。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基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的预后独立影响因素，建立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总生存列线图预测模型。结果:124例患者中，随访期间死亡87例，存活37例。全组患者中位总生存时间为21个月。ROC曲线分析显示，NLR、PLR、LMR、SII和SIRI预测ICC患者根治术后总生存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57.86%、64.21%、60.61%、67.57%和66.03%。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炎性标志物中NLR、PLR、SII、SIRI与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总生存有关( HR＝1.787，95% CI：1.165~2.741； HR＝1.181，95% CI：1.224~2.892； HR＝2.412，95% CI：1.565~3.717； HR＝1.648，95% CI：1.081~2.51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炎性标志物中SII为ICC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 HR＝1.863，95% CI：1.161~2.989)。根据SII预测ICC患者根治术后总生存的最佳界值(709.86×10 9/L)，将患者分为低SII组(SII≤709.86×10 9/L)和高SII组(SII>709.86×10 9/L)。高SII组中NLR>3.31、PLR>3.31、SIRI>1.30×10 9/L、糖类抗原19-9>39.0 U/ml、Child-Pugh肝功能分级呈B级、半肝或扩大肝切除范围、合并神经浸润、N1期及ⅢB期患者的比例高于低SII组(均 P<0.05)。基于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的预后独立影响因素建立ICC根治性切除术后的总生存列线图预测模型，建模组和验证组C指数分别为0.774和0.737。 结论:术前外周血炎性标志物SII是ICC根治性切除术后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所建立的总生存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可用于ICC患者根治性切除术后预后的评估。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炎症因子及25羟维生素D水平与糖尿病血管病变的关系。方法:为回顾性研究。选取2020年4月至2022年6月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的362例成人（年龄≥18岁）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程、体重指数（BMI）、收缩压（SBP）、舒张压（DBP），测定血常规、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计算系统免疫炎症指数（SII）和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根据血管病变情况分为单纯T2DM组（155例）、T2DM微血管病变组（122例）和T2DM大血管病变组（85例）。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H检验或 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25（OH）D与各炎症指标之间的相关性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糖尿病血管病变影响因素。 结果:T2DM微血管病变组、T2DM大血管病变组25（OH）D水平均明显低于单纯T2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2DM微血管病变组IL-6水平明显高于单纯T2DM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T2DM大血管病变组CRP、IL-6、SII水平均明显高于单纯T2DM组、T2DM微血管病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调整性别、年龄、病程、BMI、SBP、DBP、HbA 1c、FPG、HOMA-IR、TC、TG、LDL-C混杂因素后，以单纯T2DM组为参照，CRP（OR=5.35，95%CI 1.49~19.13）、25（OH）D（OR=0.88，95%CI 0.78~0.98）是T2DM微血管病变的影响因素；CRP、IL-6、SII、25（OH）D是T2DM大血管病变的影响因素（OR=14.99，95%CI 2.84~79.13；OR=27.92，95%CI 4.24~183.92；OR=1.01，95%CI 1.00~1.02；OR=0.74，95%CI 0.60~0.92）。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5（OH）D与CRP（ r=-0.102， P=0.052）、IL-6（ r=-0.115， P=0.028）、SII（ r=-0.141， P=0.007）呈负相关，CRP与IL-6（ r=0.600， P<0.001）、SII（ r=0.256， P<0.001），IL-6与SII（ r=0.307， P<0.001）呈正相关。 结论:相较于T2DM微血管病变，T2DM大血管病变患者血清中炎症因子CRP、IL-6、SII水平更高、25（OH）D水平更低。

目的:比较多发性硬化（MS）和吉兰-巴雷综合征（GBS）脑脊液检测结果的特点，为2种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的鉴别诊断提供依据。方法:病例分析。以2020年1月至2023年8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就诊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MS患者70例［男性19例，女性51例，年龄34（28，44）岁］，GBS患者70例［男性44例，女性26例，年龄50（36，61）岁］。对2组患者进行寡克隆区带电泳及免疫球蛋白G指数（IgG I）检测，同时检测脑脊液常规、脑脊液生化（葡萄糖、氯、蛋白）、乳酸、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纯疱疹病毒（HSV）抗体、巨细胞病毒（CMV）抗体、风疹病毒（RV）抗体、弓形虫（TOX）抗体、EB病毒（EBV）抗体、柯萨奇病毒（COX）抗体。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 2检验；计量资料不符合正态分布，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MS患者和GBS患者寡克隆区带电泳的阳性率分别为80.00%（56/70）和4.29%（3/70），MS患者阳性率高于GBS患者（χ 2=82.289， P<0.001）。MS患者脑脊液白细胞数［5.50（3.00，11.00）个/μl］、氯［127（125，128）mmol/L］水平均高于GBS患者［3.50（2.00，7.00）个/μl，126（124，128）mmol/L］（ U=-2.245， P<0.05； U=-2.028， P<0.05），脑脊液蛋白［33.40（27.61，39.17）mg/L］、葡萄糖［3.59（3.36，3.88）mmol/L］和乳酸［1.55（1.40，1.73）mmol/L］水平低于GBS患者［76.71（43.78，138.30）mg/L，3.97（3.55，4.54）mmol/L，1.80（1.60，2.00）mmol/L］（ U=-6.747， P<0.001； U=-3.651， P<0.001； U=-4.531， P<0.001）。MS患者脑脊液中IL-6［3.36（2.34，5.02）pg/ml］、IL-8［55.40（46.75，66.40）pg/ml］和TNF-α［5.63（4.25，6.63）pg/ml］水平均低于GBS患者［6.12（3.61，11.73）pg/ml，120.00（74.90，187.80）pg/ml，6.57（5.25，8.03）pg/ml］（ U=-3.463， P<0.05； U=-5.225， P<0.001； U=-2.785， P<0.05）。MS患者脑脊液中CMV IgG、TOX IgG、EBVCA-IgG阳性率分别为36.36%（24/66）、0、0，GBS患者脑脊液中CMV IgG、TOX IgG、EBVCA-IgG阳性率分别为85.71%（54/63）、30.16%（19/63）、19.05%（12/63），MS患者脑脊液中CMV IgG、TOX IgG、EBVCA-IgG阳性率低于GBS患者（χ 2=32.839， P<0.001；χ 2=23.343， P<0.001；χ 2=13.861， P<0.001）。 结论:MS患者主要表现为脑脊液寡克隆区带电泳阳性率较高。GBS患者脑脊液蛋白水平升高而白细胞数升高不明显，表现为脑脊液蛋白-细胞分离现象，同时鞘内免疫、炎症相关指标水平升高，病原体抗体阳性率较高。

目的:分析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因素，构建能够预测患者生存预后的列线图。方法:研究设计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就诊于青岛市市立医院且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通过医院诊疗系统，提取患者临床资料。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按照7∶3的比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采用R4.2.1软件建立列线图，基于自举重复抽样法对其预测性能进行验证。根据列线图将患者分为低、高风险组，采用Kaplan-Meier曲线描述不同风险组患者的总生存期（OS），以log-rank检验法比较组间差异。结果:共有161例晚期NSCLC患者纳入分析，年龄（65±8.7）岁。161例患者中男性127例，113例NSCLC病理分型为腺癌，86例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ECOG PS）评分≥2分；113例为ICI联合其他治疗。至2022年12月，81例（50.3%）患者经历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其中14例为3或4级irAEs，15例有多个系统irAEs；86例患者死亡。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29.8[风险比（ HR）=0.48，95%置信区间（ CI）：0.28~0.85， P=0.011]、ECOG PS评分≥2分（ HR=2.17，95% CI：1.21~3.90， P=0.009）、出现irAEs（ HR=0.40，95% CI：0.21~0.76， P=0.005）是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纳入年龄、性别、ECOG PS评分、irAE和ALI建立列线图，计算每位患者的总评分，依据ROC最佳截断值（183.82），将患者分为死亡低风险组（126例）和高风险组（35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法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OS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 1）。 结论:ALI、出现irAE、ECOG PS评分是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综合各种生物预测指标建立列线图，可以有效地对患者生存预后进行预测。

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建立根治性放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脑转移（BM）风险预测模型，探讨不同风险分层人群脑预防照射（PCI）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行根治性放化疗后达到CR/PR的274例LS-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PCI组144例，非PCI组130例。在非PCI组中，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相关变量并构建BM风险预测模型，并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进行模型评估。根据风险得分，将所有患者划分为BM高、低风险组，使用单因素log-rank比较BM高、低风险组中有无PCI治疗患者的无脑转移生存（BMFS）期、无进展生存（PFS）期、无颅外进展生存（ePFS）期和总生存（OS）期的差别。结果:最终纳入模型的变量包括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及血钙。该模型预测1、2年BMFS率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1和0.822。在BM低风险组中，有无PCI治疗的BMFS（ P=0.374）、PFS（ P=0.551）、ePFS（ P=0.508）及OS（ P=0.767）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BM高风险组中，PCI显著改善了患者的BMFS（ P<0.001）和PFS（ P=0.022），而ePFS（ P=0.963）和OS（ P=0.632）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倾向评分匹配后再分析得到相似的结果。 结论:无论BM高、低风险人群，PCI没有延长LS-SCLC患者的OS期，但PCI显著延长了BM高风险人群的BMFS期和PFS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