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磷脂综合征（antiphospholipid syndrome，APS）是一种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是反复动脉、静脉或微血管血栓形成、病态妊娠或持续的抗磷脂抗体（antiphospholipid antibodies，aPL）阳性。目前针对APS的研究和试验，应用的分类标准多为2006年于悉尼（Sydney）修订的札幌（Sapporo）标准，但其并未纳入基于证据的对分类标准的定义（如aPL阳性、微血管疾病或病态妊娠），导致研究包含了具有不同风险特征的异质性"aPL阳性"患者群体。基于此，为开发新的高特异性APS分类标准，EULAR和ACR采用分级聚类、加权和风险分层等多种方法制定出了新的APS分类标准，并于2023年8月在 Arthritis Rheumatol上发布。新的分类标准如图1所示，与2006年悉尼分类标准相比，除了明确各临床标准的定义，一个重要更新是确定了血栓事件的危险分层：（1）静脉血栓栓塞高危分层（≥1个主要危险因素或≥2个次要危险因素）：①主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恶性肿瘤：未接受治疗/根治性治疗，正在进行根治性治疗包括激素治疗，或在血栓发生时尽管已接受根治性治疗，但仍有复发/进展。b：住院：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因急性疾病入院，并被限制卧床（仅允许如厕）至少3 d。c：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d：重大创伤：血栓发生前1个月内出现骨折或脊髓损伤。②次要危险因素：a：活动性系统性自身免疫病或活动性炎症性肠病：根据当前指导建议评估疾病活动度。b：急性/活动性严重感染：根据相关指南，如脓毒症、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感染。c：中央静脉置管：在同一血管床。d：激素替代治疗、含雌激素口服避孕药或正在进行体外受精。e：长途旅行：≥8 h。f：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g：怀孕或产后：分娩后6周内。h：长期制动：如与活动能力降低相关的腿部损伤或在医院外卧床至少3 d。i：手术：血栓发生前3个月内全身/脊髓/硬膜外麻醉<30 min。（2）心血管疾病高危分层（≥1个高危因素或≥3个中危因素）：①高危因素：a：严重动脉高压：收缩压≥180 mmHg或舒张压≥110 mmHg。b：慢性肾脏病：估计肾小球滤过率≤60 ml/min超过3个月。c：糖尿病：伴器官受损或长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总胆固醇≥3 100 mg/L（8 mmol/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4.9 mmol/L）。②中危因素：a：动脉高血压：治疗中，或收缩压≥140 mmHg/舒张压≥90 mmHg。b：吸烟。c：糖尿病：无器官受损或短病程（1型<20年或2型<10年）。d：高脂血症：治疗中，或总胆固醇<3 100 mg/L或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 900 mg/L。e：肥胖：体质指数≥30 kg/m 2。

目的:通过观察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治疗的一氧化碳中毒迟发性脑病(DEACMP)患者血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和单核细胞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HR)的变化，客观地评价tDCS治疗DEACMP的效果。方法:选择河北医科大学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急救医学部自2020年1月至2022年2月收治的80例DEACMP患者进入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观察组(39例)和常规组(41例)，2组均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基础上给予tDCS治疗，以左侧前额叶背外侧为阳极刺激部位，右侧肩部为阴性刺激部位，治疗时间为30 min/次，刺激强度为1.5 mA，1次/d。常规组在基础治疗上辅以tDCS伪刺激(1.5 mA电流刺激10 s)，电极片保持30 min，1次/d。2组治疗疗程均为4周。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4周和治疗后6月时检测2组患者SII、MHR，脑电图(EEG)资料、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评分，比较2组患者治疗4周后治疗总有效率[总有效率(%)=(痊愈例数+好转例数)/总例数×100%]，同时分析治疗前SII、MHR与ADL评分和EEG异常程度的相关性。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2.3%(痊愈30例，好转6例)，常规组总有效率为73.2%(痊愈22例，好转8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070， P=0.024)。治疗后4周、治疗后6月时，观察组的SII、MHR、EEG异常率和P300潜伏期明显低于常规组，MoCA、ADL评分和P300波幅明显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前SII、MHR与ADL评分呈负相关关系( r=-0.805， P<0.001； r=-0.788， P<0.001)。SII、MHR和EEG异常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r=0.803， P<0.001； r=0.719， P<0.001)。 结论:tDCS治疗能有效降低DEACMP患者炎症水平，改善患者预后评分；SII、MHR可初步评价tDCS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红细胞分布宽度与血小板计数比值（RPR）及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分期及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20年1月因卵巢囊肿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行腹腔镜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患者为观察组（350例）、证实为卵巢其他良性肿瘤的患者为对照组（150例），记录2组患者术前的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分布宽度、中性粒细胞绝对数、淋巴细胞绝对数、单核细胞绝对数、红细胞分布宽度及血清癌相关抗原125（CA 125），并计算P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RPR、SII、系统性炎症反应指数（SIRI）并进行比较，记录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及观察组患者术后2年内的随访资料，评价PLR、RPR及SII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诊断、分期的预测价值，对术后2年内复发的预测价值。 结果:观察组患者的PLR、NLR、SII（中位数分别为147.53、1.86、488.70）及CA 125（中位数为59.41 kU/L）显著高于对照组，RPR（中位数为0.16）低于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2组SIRI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中，Ⅲ~Ⅳ期患者的PLR、SII（中位数分别为122.73、345.00）高于Ⅰ~Ⅱ期患者，RPR（中位数为0.18）低于Ⅰ~Ⅱ期患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术后2年复发患者的PLR、NLR、SII、SIRI（中位数分别为179.63、2.75、762.96、1.06）及CA 125（中位数为108.83 kU/L）显著高于未复发患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CA 125诊断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51，敏感度为85.7%，特异度为93.0%，均高于PLR和SII，PLR、SII、CA 125三者联合诊断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AUC为0.952。RPR预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分期的AUC为0.713，高于PLR、SII，低于CA 125；RPR、SII、CA 125三者联合预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分期的AUC为0.825，敏感度为68.7%，特异度为85.7%，优于单个指标。SII预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术后2年内复发的AUC为0.803，高于NLR、PLR、SIRI及CA 125；PLR、SII及CA 125三者联合预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术后2年内复发的AUC为0.813，敏感度为81.5%，特异度为73.0%，高于SII。 结论:PLR、RPR、SII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分期有关，SII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术后复发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目的:建立根治性放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CR）或部分缓解（PR）的局限期小细胞肺癌（LS-SCLC）脑转移（BM）风险预测模型，探讨不同风险分层人群脑预防照射（PCI）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2010年1月至2021年12月行根治性放化疗后达到CR/PR的274例LS-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PCI组144例，非PCI组130例。在非PCI组中，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筛选相关变量并构建BM风险预测模型，并应用受试者操作特征（ROC）曲线、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进行模型评估。根据风险得分，将所有患者划分为BM高、低风险组，使用单因素log-rank比较BM高、低风险组中有无PCI治疗患者的无脑转移生存（BMFS）期、无进展生存（PFS）期、无颅外进展生存（ePFS）期和总生存（OS）期的差别。结果:最终纳入模型的变量包括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NSE）及血钙。该模型预测1、2年BMFS率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61和0.822。在BM低风险组中，有无PCI治疗的BMFS（ P=0.374）、PFS（ P=0.551）、ePFS（ P=0.508）及OS（ P=0.767）均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在BM高风险组中，PCI显著改善了患者的BMFS（ P<0.001）和PFS（ P=0.022），而ePFS（ P=0.963）和OS（ P=0.632）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倾向评分匹配后再分析得到相似的结果。 结论:无论BM高、低风险人群，PCI没有延长LS-SCLC患者的OS期，但PCI显著延长了BM高风险人群的BMFS期和PFS期。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目的:探究外周血白细胞水平对脑挫裂伤患者颅内血肿进展的预测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外科收治的248例脑挫裂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受伤后24 h内的头颅CT结果确定血肿是否进展(血肿体积增大>25%或新发颅内血肿)。比较非进展组与进展组患者的性别、年龄、入院时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血肿类型(硬膜下血肿和硬膜外血肿)、血肿位置、既往病史、是否手术，以及发病后24 h内的外周血实验室相关指标[包括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血小板计数，肌酐、D-二聚体水平，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M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衍生NLR(dNLR)]的差异。将上述指标中 P<0.1的指标纳入到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中，分析外周血白细胞水平对患者血肿进展的影响。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并计算曲线下面积(AUC)，评估白细胞水平对脑挫裂伤患者血肿进展的预测作用。 结果:248例患者中，非进展组142例，进展组106例。非进展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 M( Q1， Q3)]为12.53(9.19, 15.45)×10 9/L，进展组为13.01(10.83, 15.76)×10 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除入院时GCS低( OR＝0.84，95% CI：0.73～0.96)、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使用史( OR＝1.34，95% CI：1.12～1.97)外，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升高( OR＝1.16，95% CI：1.01～1.32)、MLR升高( OR＝3.55，95% CI：1.19～10.60)均是脑挫裂伤血肿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根据入院时GCS＋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使用史构建的ROC曲线预测脑挫裂伤血肿进展的AUC为0.60；根据入院时GCS＋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使用史＋周血白细胞计数＋ MLR构建的ROC曲线预测脑挫裂伤血肿进展的AUC为0.75。 结论:外周血白细胞水平是脑挫裂伤患者血肿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对患者血肿进展有预测价值。

目的:分析母孕期免疫激活（maternal immune activation，MIA）子代精神分裂症大鼠模型的代谢表型，评估该模型在探究精神分裂症并发代谢综合征分子机制的适用性，并分析其可能的发生机制。方法:在孕鼠9.5 d尾静脉分别注射聚肌胞苷酸（Polyinosinic-polycytidylic acid，Poly I：C）或生理盐水，将雄性子代分别定义为MIA组或对照组，并进行行为学评估以及代谢风险指标评估，通过定量PCR分析炎症因子水平，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与对照组相比，MIA组成年早期出现显著的行为异常，包括焦虑水平增加、记忆损伤、感觉门控功能障碍；MIA组青春期出现代谢紊乱风险，包括单核细胞百分比增加（ t=2.50， df=14， P=0.028），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升高（ t=3.34， df=14， P=0.005）以及动脉粥样硬化指数升高（ t=2.23， df=14， P=0.043）；肝脏形态异常且球蛋白（ t=3.61， df=14， P=0.003）和总蛋白（ t=3.40， df=14， P=0.004）水平降低；MIA组存在中枢神经系统和肝脏的系统性炎症。 结论:行为障碍和代谢紊乱在MIA大鼠中并存，且代谢紊乱早于行为异常出现，提示该模型对精神分裂症并发代谢综合征的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系统性炎症可能是母孕期感染子代行为障碍和代谢紊乱的发生机制。

目的:基于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和血小板计数计算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SII)，探讨其预测胃癌根治术后患者预后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1月1日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外三科行根治性手术治疗的2 273例胃癌患者资料，根据公式[SII＝中性粒细胞计数(×10 9/L)×血小板计数(×10 9/L)/淋巴细胞计数(×10 9/L)]计算SII值。根据利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确定的SII最佳临界值将患者分为高SII组和低SII组，采用卡方检验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生存分析。分别绘制术前SII、病理TNM分期和两者联合预测患者预后和复发的ROC，并通过计算曲线下面积(AUC)值比较三者的预测效能。 结果:根据ROC确定SII的最佳临界值为589.5，高SII(SII≥589.5)组1 180例(51.91%)，低SII(SII<589.5)组1 093例(48.09%)。与低SII组相比，高SII组胃癌患者的肿瘤最大径多≥5 cm[49.04%(536/1 093)比56.27%(664/1 180)]，组织学类型多为低分化至未分化[55.63%(608/1 093)比61.19%(722/1 180)]，肿瘤浸润深度以T4a～T4b期为主[45.11%(493/1 093)比54.83%(647/1 180)]，且淋巴结转移率、病理TNM分期、脉管浸润率、神经受侵发生率、Ki-67表达水平、血清癌胚抗原水平和糖类抗原19-9水平均较高[分别为67.70%(740/1 093)比80.68%(952/1 180)、57.64%(630/1 093)比71.10%(839/1 180)、55.54%(607/1 093)比67.03%(791/1 180)、53.89%(589/1 093)比64.32%(759/1 180)、45.29%(495/1 093)比56.69%(669/1 180)、56.91%(622/1 093)比63.20%(734/1 180)、53.25%(582/1 093)比57.97%(684/1 18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842、11.097、7.225、21.467、50.200、44.984、31.687、25.594、29.549、6.612、5.119， P均<0.05)。低SII组5年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分别为75.66%、67.61%，均高于高SII组(分别为24.92%、23.3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20.700、413.00， P均<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显示，肿瘤组织学类型、浸润深度、病理TNM分期、有无脉管浸润和术前SII是影响胃癌患者术后预后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分别为4.126、2.255、5.123、3.826、6.126和4.683、2.472、5.224、4.416、6.212；95%可信区间2.123～9.721、1.632～7.427、3.325～10.211、2.321～9.322、4.127～13.782和2.561～9.418、1.322～6.289、3.315～11.526、2.213～9.382、4.474～13.541； P均<0.05)。术前SII(AUC值分别为0.842、0.815)、病理TNM分期(AUC值分别为0.881、0.827)对胃癌根治术后患者5年总生存率、无病生存率的预测能力相似，但两者联合(AUC值分别为0.943、0.895)较术前SII、病理TNM分期单独应用有更高的预测能力。 结论:术前SII是影响胃癌根治术后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病理TNM分期可作为预测患者预后和复发的指标。

目的:探讨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影响因素及其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9年6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339例肝细胞癌行肝移植后肺转移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299例，女40例；中位年龄为54岁，年龄范围为23~73岁。339例病人通过计算机产生随机数方法以2∶1比例分为训练集226例和验证集113例。病人均行经典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观察指标：（1）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临床病理资料分析。（2）随访情况。（3）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影响因素分析。（4）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验证。采用电话或门诊方式进行随访。了解病人肺转移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0年11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P25， P75）或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肺转移率和绘制肺转移曲线，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基于多因素分析结果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对列线图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进行评价。绘制校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误差。 结果:（1）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临床病理资料分析：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2）随访情况：训练集226例病人与验证集113例病人均获得随访。训练集病人随访时间为5.2~69.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9.3个月；验证集病人随访时间为4.3~69.0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0.4个月。截至末次随访时间，训练集病人中21.24%（48/226）发生肺转移，发生肺转移中位时间为8.5个月；验证集病人中19.47%（22/113）发生肺转移，发生肺转移中位时间为7.8个月。训练集和验证集病人术后肺转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44， P>0.05）。（3）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影响因素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甲胎蛋白、肿瘤长径、肿瘤分化程度、血管侵犯、系统性免疫炎症指数、术后治疗是影响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的相关因素（风险比=0.465，3.413，1.140，3.791，2.524，2.053，1.833，95%可信区间为0.263~0.822，1.740~6.695，1.091~1.191，1.763~8.154，1.903~3.349，1.047~4.027，1.038~3.238，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肿瘤长径、血管侵犯是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风险比=0.462，1.076，2.170，95%可信区间为0.253~0.843，1.013~1.143，1.545~3.048， P<0.05）。（4）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列线图预测模型的建立及验证：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列线图模型在训练集C-index为0.810，95%可信区间为0.758~0.863；在验证集C-index为0.802，95%可信区间为0.723~0.881，说明其具有良好的区分能力。训练集中，6个月、1年、2年列线图预测模型ROC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5（95%可信区间为0.725~0.905）、0.863（95%可信区间为0.809~0.917）、0.835（95%可信区间为0.771~0.900）。验证集中，6个月、1年、2年列线图预测模型ROC的AUC分别为0.873（95%可信区间为0.801~0.945）、0.858（95%可信区间为0.760~0.956）、0.841（95%可信区间为0.737~0.945）。说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列线图模型公式=33.300 06+（-33.300 06）×年龄（≤50岁=0，>50岁=1）+2.857 14×肿瘤长径（cm）+31.585 71×血管侵犯（M0=0，M1=1，M2=2，肉眼癌栓=3）。模型风险评分最佳阈值为77.5分，风险评分≥77.5分为高危组，风险评分<77.5分为低危组。训练集中，高危组和低危组病人6个月、1年、2年肝移植后肺转移率分别为16.7%、39.2%、46.4%和1.4%、4.1%、6.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4.86， P<0.05）。验证集中，高危组和低危组病人6个月、1年、2年肝移植后肺转移率分别为17.6%、29.0%、39.5%和0、3.1%、4.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25.29， P<0.05）。 结论:年龄、肿瘤长径和血管侵犯是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的独立影响因素；以此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可较为准确地预测肝细胞癌肝移植后肺转移发生风险。

目的:分析壹期尘肺病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的综合血液炎症指数，探讨其对患者病情的预测价值。方法:于2023年9月，选取2021年11月至2023年8月在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就诊的83例壹期尘肺病患者，根据是否合并肺部感染分为非感染组（56例）和感染组（27例），选取同期有接尘史但未诊断为尘肺病的65例工人为对照组。通过查阅病案，收集性别、年龄、职业史、既往病史、血液学化验检测等临床资料，比较各组人员综合血液炎症指数的差异，绘制ROC曲线，分析综合血液炎症指数与壹期尘肺病及其合并肺部感染的关系。结果:各组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数目（N）、淋巴细胞数目（L）、单核细胞数目（M）、C反应蛋白（CRP）、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比值（MLR）、血小板/淋巴细胞比值（PLR）、全身免疫炎症反应指数（SII）、全身炎症反应指数（SIRI）、系统炎症综合指数（AISI）、衍生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dNLR）、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和血小板比值（NLPR）、C反应蛋白与淋巴细胞比值（CL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非感染组患者MLR、SIRI、AISI均明显升高（ P<0.05），感染组NLR、MLR、PLR、SII、SIRI、AISI、dNLR、NLPR、CLR均明显升高（ P<0.05）；与非感染组比较，感染组患者NLR、PLR、SII、SIRI、AISI、dNLR、NLPR、CLR明显升高（ P<0.05）。ROC分析显示，NLR、MLR、PLR、SII、SIRI、AISI对壹期尘肺有一定预测能力（ P<0.05），其中MLR的效能最高，其AUC为0.791（95% CI：0.710~0.873），截断值为0.18，灵敏度为71.4%，特异度为78.5%；NLR、MLR、PLR、SII、SIRI、AISI、dNLR、NLPR、CLR对壹期尘肺病合并肺部感染均有一定预测能力（ P<0.05），其中CLR的效能最高，其AUC为0.904（95% CI：0.824~0.985），截断值为5.33，灵敏度为77.8%，特异度为98.2%。 结论:壹期尘肺病患者的综合血液炎症指数可能是其合并肺部感染的辅助预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