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经导管动脉内栓塞术（TAE）与剖腹手术治疗严重肝外伤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3年12月至2020年6月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九医院（厦门大学医学院附属东南医院）收治的48例严重肝外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28例，女20例；年龄16~75岁［（45.7±6.2）岁］。美国创伤外科学会（AAST）分级Ⅲ级25例，Ⅳ级15例，Ⅴ级8例。患者经扩容、止血等一般救治后，26例行TAE治疗（TAE组），22例行剖腹手术（剖腹组）。比较两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前及术后1 d红细胞、血红蛋白、血肌酐水平；术前及术后1，3，7 d血清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AST）水平；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60个月［（17.1±9.1）个月］。TAE组手术时间为（65.7±9.2）min，住院时间为（21.6±6.6）d，显著短于剖腹组的（162.5±28.1）min、（31.5±7.4）d（ P<0.05或0.01）。两组术前及术后1 d红细胞、血红蛋白、血肌酐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两组术前ALT、AST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1，3，7 d TAE组血清ALT分别为1 154（884，1 698）U/L、（975.3±400.9）U/L、（403.4±232.9）U/L，显著低于剖腹组的2 053（1 965，2 132）U/L、（1 604.1±188.2）U/L、（915.3±160.5）U/L；AST分别为（1 313.2±542.0）U/L、525（302，971）U/L、174（84，324）U/L，显著低于剖腹组的（1 962.9±245.4）U/L、1 478（1 089，1 677）U/L、837（674，1 006）U/L（ P<0.05或0.01）。TAE组并发症发生率为26.9%（7/26），显著低于剖腹组的59.1%（13/22）（ P<0.05）。 结论:对于严重肝外伤，TAE较剖腹手术能显著缩短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肝功能恢复快，并发症发生率低。

选取健康纯种新西兰大白兔28只，以抽签法随机抽出7只为对照组，其余21只建立VX2肝癌模型并进行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术（TACE）。于TACE术前1d和术后1、5、10 d分别经耳缘静脉取外周血后测量血清谷丙转氨酶（ALT）、二胺氧化酶（DAO），D-乳酸（D-LA），Toll样受体4 (TLR4）和血清脂多糖（LPS），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手术前后差异，并以Pearson相关性分析评价ALT、DAO与LPS两两间相关性。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VX2肝癌模型兔血清ALT、DAO、D-LA、LPS、TLR4均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术后1 d高于术前，术后5 d和术后10 d降低，DAO、D-LA、LPS、TLR4术后10 d均低于术前（ P<0.05）。ALT与DAO、DAO与LPS、ALT与LPS均呈正相关， r分别为0.43、0.83、0.64（ P<0.05）。本研究结果表明VX2肝癌模型兔在行TACE治疗后，随着肿瘤的控制和肝肠循环的改善，能提高肠道屏障功能，降低血LPS含量，下调TLR4，协同影响肿瘤疗效。

目的:研究核素肺通气/灌注（V/Q）SPECT显像在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分布异质性中的应用，探讨分布异质性定量指标与肺动脉压力之间的相关性。方法: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2018年2月至12月经右心导管及肺动脉造影确诊的CTEPH患者20例（CTEPH组），其中男性12例、女性8例，年龄（48.75±14.07）岁；13名正常健康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7名、女性6名，年龄（54.46±8.56）岁。CTEPH组患者和对照组健康者均行肺V/Q SPECT显像及同床位低剂量CT扫描，CTEPH患者在一周内行超声心动检查，估测肺动脉收缩压（PASP）。通过图像重建和分析，获得肺V/Q放射性分布异质性指标LogSD V、LogSD Q和LogSD VQR（SD为标准差；V、Q、VQR分别为通气、灌注的放射性计数及二者的比值）。在CT图像上采用肺CT阈值的方法自动勾画左肺、右肺和全肺的感兴趣区，并将之复制于肺灌注图像上，获得左肺、右肺和全肺的标准化摄取值（SUV），包括SUV的峰值（SUV peak）、最大值（SUV max）、最小值（SUV min）、平均值（SUV mean）和标准差（SUV SD），其中SUV SD代表肺灌注放射性分布的异质性。2组之间的比较采用 t检验，分布异质性指标与PASP的相关性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 结果:健康对照组的肺V/Q放射性分布曲线呈对称性单峰状分布，而CTEPH组的肺V/Q放射性分布曲线呈非对称性的多峰分布。与健康对照组相比，CTEPH组的LogSD V、LogSD VRQ、全肺灌注的SUV peak、SUV max、SUV SD均明显升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LogSD V：0.56±0.16对0.31±0.11， t=4.91， P=0.000；LogSD VQR：0.61±0.15对0.40±0.14， t=3.89， P=0.001；SUV peak：19.12±7.94对10.81±4.05， t=3.48， P=0.002；SUV max：20.19±8.30对11.44±4.33， t=3.49， P=0.001；SUV SD：3.54±1.44对2.42±0.91， t=2.50， P=0.018）；而2组的LogSD Q、SUV mean和SUV min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CTEPH组的PASP为（72.80±0.15）mmHg，LogSD VQR与PASP呈中等程度相关（ R=0.544， P=0.013）。 结论:核素肺V/Q显像可定量评估CTEPH患者肺V/Q放射性分布的异质性，同时可反映CTEPH患者肺动脉压力的状态。

目的:评价球囊肺动脉成形术（BPA）治疗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连续入选2018年2月至2019年9月在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住院的CTEPH患者，所有患者经多学科讨论确定无法行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EA），具有BPA手术指征。BPA术前评估6 min步行距离（6MWD）、检测血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水平，行右心导管检查获得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平均肺动脉压（mPAP）、心指数和肺血管阻力（PVR），将BPA治疗前与最后一次BPA时各项参数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行BPA治疗的CTEPH患者25例，共行67例次BPA治疗，其中男10例（40.0%），女15例（60.0%），年龄（57.8±7.1）岁，诊断CTEPH到BPA治疗间隔时间20.0（9.0，48.5）个月，共治疗肺动脉302支，18例患者BPA≥2次，术后随访时间5.0（3.5，8.3）个月，术后6MWD、心指数、混合静脉血氧饱和度均显著改善[（425±74）比（345±109）m、（1.99±0.45）比（1.62±0.35）L·min -1·m -2、（68.1±6.5）%比（61.2±6.3）%]（均 P<0.05），术后血浆NT-proBNP、mPAP、PVR均显著低于术前[259（93，739）比806（148，2 159）ng/L、（40.6±8.3）比（47.3±10.7）mmHg（1 mmHg=0.133 kPa）、（11.9±4.9）比（17.2±6.5）WU（1 WU=80 dyn·s·cm -5）]（均 P<0.05）。咯血5例次（7.5%），再灌注肺水肿（RPE）2例次（1.5%）；1例因RPE需无创呼吸机治疗，1例围手术期因咯血加重右心衰竭导致死亡。 结论:BPA能显著改善不能行PEA的CTEPH患者的运动耐量和血流动力学参数，手术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安全有效。

患者女，58岁，因“突发左下肢肿胀5 d”入院。既往有肺栓塞、脑梗死和冠心病病史，未规律抗凝治疗。查体：左下肢重度水肿，呈凹陷性，皮温升高。下肢静脉彩超：左侧股总静脉、股深静脉近心端、股浅静脉、腘静脉管腔扩张，其内可见低回声，压之管腔不能闭合。全腹部三期强化CT：下腔静脉、左侧髂总静脉、髂外静脉可见条状充盈缺损。肺动脉CTA：双肺动脉主干可见充盈缺损影。依据患者病史、体征及辅助检查，入院诊断：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化验检查，排除手术禁忌。下腔静脉造影：右肾静脉及肾静脉开口至双髂静脉汇合处下腔静脉造影剂充盈缺损，考虑血栓形成，不适合于肾静脉下方放置下腔静脉滤器，遂于右肾静脉上方下腔静脉内放置Illicium滤器（Visee公司，中国），滤器近心端高度位于第12胸椎中点水平（图1），位置良好，血流通畅。术后予抗凝、消肿等支持治疗，患者下肢肿胀好转出院。患者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后第11天，为取出滤器再次入院，DSA见滤器倾斜、移位，回收钩进入右肾静脉（图2），标准滤器回收法无法取出。经过讨论和体外模拟回收试验后，决定行经颈、股静脉双入路，联合Loop技术和长鞘推进回收技术进行滤器回收。患者取仰卧位，以Seldinger改良法分别穿刺右股静脉及右颈内静脉，成功后分别置入6F短鞘（Cordis公司，美国）。造影进一步明确滤器回收钩嵌入右肾静脉的位置。另经右颈内静脉置入12F 80 cm血管长鞘（COOK公司，美国）至下腔静脉滤器上方，并以0.035 inch×260 cm超滑导丝（Terumo公司，日本）引导Simmons-1导管（Cordis公司，美国）穿过滤器近心端，同时经该鞘置入鹅颈抓捕器（Ev3公司，美国），抓捕导丝头端形成Loop环，并将导丝头端拉出体外，固定导丝头尾两端（图2），推进12F长鞘（图3），使滤器回缩后近心端进入长鞘内，进一步推进长鞘，直至长鞘达滤器侧钩处不能移动，同时将长鞘及回缩滤器整体向前推进1~2 mm（图4），使滤器侧钩脱离腔静脉壁，轻轻旋转长鞘，证实滤器侧钩与腔静脉壁无粘连后，整体回撤长鞘及滤器，使回收钩自右肾静脉内回撤至下腔静脉内（图5）。因滤器侧钩无法进入长鞘，决定经右股总静脉取出滤器，经10F腔静脉滤器回收系统导入鹅颈抓捕器，捕获滤器回收钩，推送远端长鞘，同时放松近端Loop环导丝，将滤器经长鞘顺利取出（图6）。检查回收滤器完整无断裂，下腔静脉造影血流通畅、结构完整、未见造影剂外溢等情况。术后患者恢复可，顺利出院，规律抗凝治疗，随访期间无不适主诉。

目的:探讨不同的首选取栓策略对栓塞性急性椎基底动脉闭塞(AVBAO)患者疗效的影响。方法:选择南阳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自2019年1月至2021年6月行血管内治疗的44例栓塞性AVBAO患者，根据首选取栓策略的不同将患者分为支架取栓组(27例)和抽吸取栓组(17例)，术后90 d采用改良Rankin量表(mRS)评分评估患者的预后。比较2组患者临床资料、手术相关特征、预后及并发症发生情况的差异。结果:2组患者的发病至穿刺时间、靶血管闭塞部位、术中使用补救措施者所占比例、靶血管成功再通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抽吸取栓组比较，支架取栓组患者中间导管使用率较低，取栓次数较多，靶血管首次取栓再通率较低，穿刺至再通时间较长，新发栓塞的发生率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组患者血管破裂、术后症状性颅内出血(sICH)发生率及术后90 d预后良好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于栓塞性AVBAO患者，首选抽吸取栓可取得与支架取栓相近的血管再通率及短期预后良好率，同时具有再通时间短、新发栓塞并发症少、首次取栓再通率高等优点。

目的:初步探讨经导管肝动脉栓塞化疗(TACE)联合选择性门静脉栓塞(SPVE)后手术切除治疗大肝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回顾性收集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肝胆外科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完成的17例TACE联合SPVE治疗的大肝癌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5例，女性2例，年龄(59.17±10.30)岁。分析患者SPVE后与TACE后谷丙转氨酶水平、联合栓塞1个月后肿瘤反应、手术切除患者术后生存情况。结果:17例患者中，SPVE术后第1、3天的谷丙转氨酶水平显著高于TACE术后[第1天：191.4(30.5～1 966.4)IU/L比125.3(35.7 L～846.2)IU/L，第3天：298.5(24.6～1 334.2)IU/L比208.6(21.6～775.6)I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联合栓塞术后1个月，肿瘤长径5～10 cm的6例患者中，完全缓解2例(33.3%)，部分缓解3例(50.0%)，病情稳定1例(16.6%)；肿瘤长径>10 cm的11例患者中，完全缓解1例(9.1%)，部分缓解4例(36.4%)，病情稳定5例(45.5%)，病情进展1例(9.1%)。最终11例患者接受了手术评估，治疗前中位残余肝体积329.5(284.9～365.7)ml，经联合栓塞后术前中位残余肝体积415.6(354.7～718.8)ml，中位增生比例28.1%(14.1%～51.3%)。8例患者最终接受了手术切除，围手术期无死亡，中位无瘤生存时间17(7～42)个月，中位生存时间27(7～42)个月。 结论:对于残余肝体积不足的大肝癌患者，术前TACE联合SPVE对控制肿瘤进展、促进残肝增生、提高手术切除率及改善预后具有一定价值。

患者 男性，55岁，因“发现肝脏原发性恶性肿瘤 4个月，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治疗4周”，为求进一步治疗于2021年6月29日收入我科。患者5个月前出现腹痛、腹胀，并逐渐加重，2021年2月28日于当地医院行上腹部CT检查，结果提示肝内肿块，考虑为肝癌；2021年3月1日在该院行上腹部MRI检查，提示肝内肿块，肝癌。曾被收入我院介入科，结合患者情况，如行右半肝切除，切除后余肝体积不足，发生肝功能衰竭的风险大，符合TACE联合仑伐替尼的治疗指征，遂分别于2021年3月11日、2021年4月22日、2021年5月31日于我院介入科接受TACE治疗，期间联合口服仑伐替尼。患者既往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未正规治疗。无长期吸烟、饮酒史。患者父亲有肝癌病史。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血红蛋白119 g/L，白细胞计数4.4×10 9/L，血小板计数212×10 9/L；甲胎蛋白498.30 μg/L，癌胚抗原1.64 μg/L，CA19-9 80.31 U/ml；ALT 10 U/L，AST 29 U/L，总胆红素8.8 μmol/L，直接胆红素8.4 μmol/L。CT检查结果显示，病灶占据肝脏5、6、7、8段，大小虽由未接受相关治疗时的11 cm×10 cm增至13 cm×11 cm，但肿瘤内部出现明显坏死，且碘油沉积充分，瘤内出现气体（图1）。术前肝功能Child-Pugh分级为A级，吲哚菁绿15 min潴留率为5.9%；拟行右半肝切除术，余肝比例预计为38%。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我国是肝癌大国，肝癌病例数多，医师治疗肝癌经验多，同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相关研究，因此，我国肝癌诊断与治疗水平在很多方面都已走到世界前沿。肝癌治疗方式主要分为3大类：（1）局部治疗，包括肝切除、消融治疗和肝移植。肝部分切除手术已非常成熟。最新研究结果显示：对于肝癌合并微血管侵犯的患者，解剖性肝切除长远生存比非解剖性肝切除好；而对于无微血管侵犯的肝癌患者，两者的长期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我国已发表多个预测模型，使用术前检查数据，可预测肝癌患者在肝切除术后的标本中是否合并微血管侵犯，因此，外科医师可在术前决定是否为患者行解剖性肝切除术。此外，国内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肝切除术或机器人肝切除术比开腹肝切除术的手术创伤小、恢复快。也有研究者建立和验证了有效预测肝癌患者术后复发的风险模型。对于风险高的患者，可进行术后辅助治疗的研究，希望能找出降低肝癌术后复发的治疗方案。有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肿瘤长径<2 cm的单发小肝癌，局部消融可达到肝切除的长远生存效果；而较大的单发肝癌（肿瘤长径为3~5 cm），应合并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或局部无水酒精注射；如肿瘤长径>5 cm时，手术切除的远期生存效果较好。肝移植近年在我国发展得很好，不但发表了超越米兰标准的不同适应证，还探索了不同研究方向以期改善肝癌患者肝移植后的生存结果。（2）区域性治疗：TACE在我国发展得也很好，通过高选择性TACE的治疗，不但治疗反应更好，不良反应相应减少。钇90微球是刚引进我国的治疗方法，主要适用于不适合TACE治疗的患者或 TACE治疗失败的患者，用以延长患者等候肝移植的时间和作为肝癌降期治疗的手段。钇90微球治疗肝癌的再发展为放射性半肝、肝区、肝段的放射性肝切除术，以及消融性经肝动脉内放射栓塞。这两个新发展是通过高选择性把导管插入供应肝癌的肝动脉分支，注入大剂量的钇90微球，达到整个肝癌受充分辐射而发生坏死的目的，最终使患者获得治愈的机会。（3）全身性治疗：这是近年发展最快的治疗肝癌领域。采用化疗、靶向或免疫治疗进行单独或联合使用，能控制肝癌发展。目前还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肝癌多个基因突变下，经治疗阻断一条信号通路的传递后，如何能阻止肝癌从另一条信号通路进行传递，从而继续控制肝癌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肝癌治疗长远生存结果已快速得以改善，希望通过医学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将肝癌这一顽疾变成一种可完全治愈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