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经皮骨强化术(PBA)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溶骨性胸骨转移瘤的疗效.方法 选取 10 例经病理证实的非小细胞肺癌溶骨性胸骨转移瘤行PBA的资料,回顾性分析手术治疗方法,采用术前、术后视觉模拟评分(VAS)、KPS评分评估临床疗效.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10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术后 1 周,VAS评分由术前 8.60±0.97 降至术后 2.70±0.67;KPS评分由术前 31.00±9.94 升至术后 77.00±10.59,治疗前后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BA治疗非小细胞肺癌溶骨性胸骨转移瘤创伤小且安全,可获得良好的止痛效果,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单通道内镜下腰椎管减压椎间融合术联合骨水泥强化经皮椎弓根螺钉固定治疗腰椎退行性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21年1月—2022年12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淮安第一医院骨科的腰椎退行性疾病患者60例，其中男26例、女34例，年龄60~84（69.8±4.7）岁。60例患者均采用单通道内镜下腰椎管减压椎间融合术治疗，根据术中是否应用骨水泥强化经皮椎弓根螺钉分为2组：非强化组患者32例，在腰椎管减压、椎间融合器后，直接行经皮椎弓根钉棒系统固定；强化组患者28例，采用经中空椎弓根螺钉注入骨水泥后行经皮椎弓根钉棒系统固定。观察2组患者围手术期和随访期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情况，采用腰痛觉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分、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邻近椎间隙高度、固定节段Cobb角丢失等指标评价并比较2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2组患者的年龄、性别、骨密度、BMI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所有患者手术顺利，其中强化组3例患者术中发现骨水泥渗漏，强化组和非强化组各1例患者术中发生神经根外膜撕裂，经处理或观察未发生严重后果。患者术后均获随访10~18（12.8±2.6）个月。组内比较，强化组和非强化组术后1个月、末次随访与术前相比，VAS评分、ODI、邻近椎间隙高度明显降低，术前分别为（7.3±1.5）分和（7.5±1.3）分、33.3%±5.1%和34.0%±4.8%、（6.62±1.37）mm和（6.59±1.47）mm，术后1个月时分别为（1.7±0.8）分和（2.4±0.6）分、14.7%±2.9%和15.1%±2.8%、（6.12±1.29）mm和（5.96±1.11）mm，末次随访时分别为（1.3±1.0）分和（1.5±0.9）分、9.2%±2.9%和10.1%±2.2%、（4.32±0.97）mm和（5.22±1.10）mm；固定节段Cobb角明显升高，术前分别为15.20°±3.38°和14.73°±2.48°，术后1个月时分别为27.06°±1.55°和26.58°±2.28°，末次随访时分别为26.42°±1.51°和23.43°±2.15°：3个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组间比较，术后1个月VAS评分及末次随访时邻近椎间隙高度、固定节段Cobb角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60、3.36、6.14， P值均<0.05），其余时间点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与非骨水泥强化的单通道内镜下腰椎管减压椎间融合术相比，应用骨水泥强化经皮椎弓根螺钉的单通道内镜下腰椎管减压椎间融合术同样能够实现椎管的有效减压，且有助于维持骨质疏松患者术后早期的椎间稳定性，但可能加速邻近椎间隙的退变，不应常规作为预防螺钉松动的处理措施。

目的:探讨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骨折（OVCF）患者行椎体强化术后发生骨水泥移位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收治的1 538例OVCF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377例，女1 161例；年龄45~115岁［（71.7±10.8）岁］。患者均行经皮椎体成形术（PVP）或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治疗。根据影像学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骨水泥移位组（78例）和骨水泥非移位组（1 460例）。采用单因素分析性别、年龄、体重指数（BMI）、术前骨密度、基础疾病、病变节段、手术方式、手术入路、骨水泥渗漏（前缘）、骨水泥黏度、骨水泥弥散比、骨水泥交织度、矢状位骨水泥填充位置、骨水泥靶向位置、骨水泥距上下终板间的距离及佩戴支具时间等与椎体强化术后发生骨水泥移位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椎体强化术后发生骨水泥移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BMI、术前骨密度、病变节段、手术方式、骨水泥渗漏（前缘）、骨水泥黏度、骨水泥弥散比、骨水泥交织度、矢状位骨水泥填充位置、骨水泥靶向位置、骨水泥距上下终板间的距离及佩戴支具时间与椎体强化术后发生骨水泥移位有一定的相关性（ P<0.05）；而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及手术入路4个因素与椎体强化术后发生骨水泥移位不相关（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术前骨密度（ OR=2.45，95% CI 1.81~7.50， P<0.01）、手术方式（ OR=4.56，95% CI 1.86~8.44， P<0.01）、骨水泥渗漏（前缘）（ OR=5.77，95% CI 2.85~9.20， P<0.01）、骨水泥黏度（ OR=7.36，95% CI 1.01~1.77， P<0.01）、骨水泥弥散比（ OR=6.84，95% CI 1.69~13.39， P<0.01）、骨水泥交织度（ OR=8.97，95% CI 2.29~14.97， P<0.01）、矢状位骨水泥填充位置（ OR=6.39，95% CI 1.06~9.47， P<0.01）、骨水泥靶向位置（ OR=7.93，95% CI 1.64~11.84， P<0.01）、骨水泥距上下终板间的距离（ OR=6.78，95% CI 1.84~6.96， P<0.01）及佩戴支具时间（ OR=9.55，95% CI 2.26~9.38， P<0.01）与椎体强化术后发生骨水泥移位显著相关。 结论:术前骨密度低、PKP手术、骨水泥前缘渗漏、骨水泥黏度低、骨水泥弥散比小、骨水泥交织度小、矢状位骨水泥填充于椎体前1/3和前中2/3、骨水泥非靶向注射、骨水泥距上下终板间的距离大及佩戴支具时间短为OVCF患者椎体强化术后骨水泥移位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肢端型系统性硬皮病致四肢重度发育障碍患者截肢术的围手术期安全管理，选择合适的方法进行生命体征监测，预防术中获得性压疮、院内感染等相关并发症的有效处理措施。方法:2019年11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收治1例肢端型系统性硬皮病致四肢重度发育障碍患者需行截肢手术，通过组织多学科会诊商讨手术方案，反复选择合适用具，多次情景模拟演练，实现对四肢肢端缺如患者进行持续经皮血氧饱和度及无创血压监测，通过彩色超声监视下确定肢体动脉阻断压为术中止血带压力值，采取恰当措施预防术中获得性压疮、院内感染等相关并发症。结果:在多学科团队配合下成功为患者实施截肢术，术中体位摆放舒适，手术过程顺利，术后残肢愈合良好，无术中获得性压疮、院内感染等相关并发症发生。结论:建立多学科合作机制、强化手术室专科组建设、运用循证护理学方法及实际情景模拟演练，可确保四肢重度发育障碍患者及类似的特殊体型、极低体质量等患者的围手术期安全。

目的:比较局部强化与常规麻醉下经皮椎体成形术（PVP）治疗多节段急性症状性骨质疏松性胸腰椎骨折（m-ASOTLF）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红会医院收治的91例m-ASOTLF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6例，女55例；年龄55~80岁［（67.4±7.3）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Ⅰ级18例，Ⅱ级52例，Ⅲ级21例。损伤节段：T 6~T 10 23例，T 11~L 2 47例，L 3~L 5 21例。患者均行PVP治疗。45例采用局部强化麻醉（强化麻醉组），46例采用局部常规麻醉（常规麻醉组）。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心率、术中平均动脉压（MAP）、术中透视次数、骨水泥总注射量；术前，术后1 d、1个月及末次随访时视觉模拟评分（VAS）、Oswestry功能障碍指数（ODI）；术前，术后1、6及12 h简易精神状态量表（MMSE）评分；术前及术后1 d前缘椎体高度（AVH）、中央椎体高度（MVH）、椎体后凸角（VKA）；骨水泥渗漏发生率。 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0个月［（15.8±2.6）个月］。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心率、术中MAP、术中透视次数及骨水泥总注射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及末次随访时两组VAS、OD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强化麻醉组术后1 d、1个月VAS分别为（2.5±0.4）分、（1.8±0.3）分，均低于常规麻醉组的（3.5±0.4）分、（2.0±0.5）分（ P<0.01）；强化麻醉组术后1 d、1个月ODI分别39.8±3.3、26.5±5.0，均低于常规麻醉组的43.8±7.5、30.3±6.4（ P<0.01）。两组术后各时间点VAS、ODI均较术前降低，且术后各时间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前，术后1、6及12 h MMSE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1、6 h的MMSE评分均较术前降低，且术后6 h的MMSE评分较术后1 h提高（ P<0.05），术后12 h的MMSE与术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前两组AVH、MVH及VK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强化麻醉组术后1 d的AVH、MVH分别为（22.4±4.2）mm、（22.7±3.7）mm，均高于常规麻醉组的（19.3±3.7）mm、（20.1±6.3）mm（ P<0.05或0.01）；强化麻醉组术后1 d 的VKA为（13.9±3.7）°，低于常规麻醉组的（15.8±4.1）°（ P<0.05）。两组术后1 d的 AVH、MVH、VKA均较术前改善（ P<0.05）。强化麻醉组骨水泥渗漏发生率为6.7%（3/45），低于常规麻醉组的21.7%（10/46）（ P<0.05）。 结论:与局部常规麻醉相比，局部强化麻醉下PVP治疗m-ASOTLF在术后早期缓解疼痛、改善脊柱功能、恢复椎体高度及减少骨水泥渗漏发生率等方面更具优势。

患者女，65岁，因“摔倒致腰部疼痛3个月余”入住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诊断为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在全身麻醉下接受“胸腰椎骨折切复内固定+钉道强化+胸9经皮椎体成形术”，术毕气管拔管后患者突发寒战、高热、呼吸急促、低氧血症伴高血压危象。经对症处理后患者寒战、高血压危象缓解，床旁胸部超声检查考虑肺内分流导致气促、低氧血症，心电图和心脏彩超提示患者较术前新出现“Ⅲ导联深Q波”“轻度肺动脉高压”，结合胸片、CT最终确诊为罕见的围麻醉期骨水泥肺栓塞（PCE）。患者经对症治疗后恢复良好。尽管PCE发生率不高，但其临床表现多样化、诊断困难，外科医师和麻醉医师需提高对围麻醉期PCE的认识和警惕性。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OVCF）是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常见疾病之一。其治疗系统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探索已经十分成熟，经皮椎体强化术包括经皮椎体成形术（PVP）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是目前最常用也是最有效简便的治疗方案。即便如此，骨水泥渗漏问题一直是困扰着脊柱外科的难题，相对于椎间隙，椎旁，经皮质裂缝等渗漏途径，静脉渗漏是发病率最高且可能引起严重并发症的唯一渗漏途径。既往越来越多的文献已经报导了经椎基底静脉渗漏出现的神经压迫症状，此外，椎旁静脉渗漏引起的医源性静脉压迫及体内脏器的阻塞也不乏少见。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探讨了多种静脉渗漏的危险因素，并提出了一些预防措施。但目前为止，这些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较繁杂，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尚无系统性综述归纳。本文就既往国内外的相关文献报导进行综述，旨在总结历年研究中骨水泥静脉渗漏的相关危险因素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其预防措施的可信度及临床应用的前景，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

经皮椎体成形术（percutaneous vertebroplasty, PVP）与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ercutaneous kyphoplasty, PKP）是目前公认的治疗骨质疏松性和病理性椎体骨折安全有效的脊柱微创技术，广泛应用于临床。而骨水泥渗漏是其最常见的并发症，可导致邻椎再骨折、肺脑栓塞及截瘫等严重后果。骨水泥可沿不同的路径渗至不同的部位、形成不同的形态、产生不同的临床症状，因此对骨水泥渗漏进行完善的分型对研究其发生率、危险因素及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多种骨水泥渗漏分型，并阐明了其临床意义，但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尚无统一标准。因此，对各种骨水泥渗漏临床类型及其危险因素进行归纳总结，评价其临床意义，可为进一步探索骨水泥渗漏发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提供参考。

目的:比较经皮椎体成形术(PVP)和新型Vessel-X经皮椎体强化系统(Vesselplasty)治疗Kümmell′s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的方法，收集2017年1月—2019年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收治的62例Kümmell′s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19例，女性43例；年龄(70.94±7.69)岁，年龄范围60～85岁。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两组，PVP组36例，Vesselplasty组26例，所有的患者均完成术后至少1年的门诊随访，随访时间为(17.55±4.22)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骨水泥渗漏发生率，术前、术后1周和术后1年的视觉模拟评分(VAS)和术后Cobb′s角的变化。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Mean± 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两组均顺利完成手术，无截瘫、骨水泥过敏、肺栓塞等严重手术并发症发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PVP组骨水泥渗漏发生率为41.67%(15/36)，Vesselplasty组为11.54%(3/26)，后者明显低于前者，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PVP组中，术前，术后1年和两者差值的Cobb′s角分别为(26.23±5.62)°、(17.46±3.01)°和(8.78±4.62)°；在Vesselplasty组中，其分别为(28.74±6.68)°、(16.68±2.79)°和(12.07±5.72)°。两组患者术后Cobb′s角均有明显改善，组间比较中，Vesselplasty组中Cobb′s角的改善要优于PVP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PVP组中，术前VAS为(8.42±1.03)分，术后1周VAS为(3.06±1.01)分，术后1年VAS为(0.81±0.75)分；在Vesselplasty组中，术前VAS为(8.35±1.02)分，术后1周VAS为(2.88±1.11)分，术后1年VAS为(1.04±0.87)分。与术前相比，两组患者术后1周和术后1年的VAS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VAS在术后1周和术后1年的组间比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Vesselplasty可以有效地控制椎体内骨水泥的流向和分布，有效地降低骨水泥渗漏的发生，更好的矫正后凸畸形。

目的:探讨急性症状性胸腰椎骨质疏松性压缩骨折（ASTOCFs）椎体强化术后伤椎再骨折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1月三所医院收治的2 237例ASTOCFs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569例，女1 668例；年龄50~85岁［（66.7±4.8）岁］。患者均行经皮椎体成形术（PVP）和经皮椎体后凸成形术（PKP）治疗。根据影像学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再骨折组（315例）和未再骨折组（1 922例）。记录两组基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身高和体重)、个人生活习惯（吸烟、酗酒）、基础疾病史（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术前骨密度、骨折节段、骨折椎体数、手术方式（PVP或PKP）、手术入路、骨水泥黏度、骨水泥距上下终板的距离、伤椎骨水泥注射量、骨水泥渗漏、术后锻炼及抗骨质疏松治疗等指标。采用单因素分析法分析上述指标与术后伤椎再骨折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术后伤椎再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糖尿病、骨折节段、手术方式、骨水泥距上下椎板的距离、术后锻炼、术后抗骨质疏松治疗与术后伤椎再骨折有一定的相关性（ P<0.05或0.01）；身高、体重、吸烟、酗酒、高血压、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术前骨密度、骨折椎体数、手术入路、骨水泥黏度、伤椎骨水泥注射量、骨水泥渗漏与术后伤椎再骨折不相关（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 OR=1.92，95% CI 1.34~2.64， P<0.01）、年龄≥80岁（ OR=1.21，95% CI 1.17~1.25， P<0.01）、糖尿病（ OR=1.92，95% CI 0.44~2.55， P<0.01）、胸腰段骨折（ OR=1.46，95% CI 1.82~7.51， P<0.05）、PKP（ OR=4.56，95% CI 0.86~1.44， P<0.05）、术后未锻炼（ OR=2.14，95% CI 0.27~0.38， P<0.01）及术后未抗骨质疏松治疗（ OR=2.36，95% CI 0.13~0.47， P<0.05）与术后伤椎再骨折显著相关。 结论:女性、年龄≥80岁、糖尿病、胸腰段骨折、PKP、术后未锻炼及术后未抗骨质疏松治疗是ASTOCFs椎体强化术后伤椎再骨折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