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基于DCE-MRI影像组学联合临床特征在术前鉴别诊断luminal型与非luminal型乳腺癌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4年1月～2023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行DCE-MRI检查并获得病理结果的212例乳腺癌患者的图像,根据病理分子分型,将患者分为luminal型乳腺癌114例,非luminal型98例.按7:3的比例148例为训练组,64例为验证组.采用3D-slicer软件手动勾画病灶体积兴趣区(VOI),经LASSO回归及T检验批量提取影像组学特征并进行筛选,筛选出有价值的影像组学特征及临床特征,分别构建2个预测模型:单一影像组学模型及影像组学联合临床特征模型.采用ROC曲线下面积、准确率、敏感度、特异度以及校准曲线评价训练集中影像组学联合临床特征鉴别luminal型与非luminal型乳腺癌的诊断效能.结果 单一影像组学模型的AUC值0.850、准确率0.790、敏感度0.820、特异度0.765;影像组学联合临床特征模型AUC值0.856、准确率0.783、敏感度0.791、特异度0.776.临床特征中,如绝经状态(P=0.009)、淋巴结转移(P=0.012)有统计学意义,年龄(P=0.165)、病理类型(P=0.687)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基于DCE-MRI的影像组学联合临床特征在术前鉴别luminal型与非luminal型乳腺癌方面具有较大价值.

目的建立基于Kaiser评分(Kaiser score,KS)临床-多参数乳腺MRI影像诊断模型,并探讨其在乳腺良恶性病变诊断及鉴别中的价值.材料与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经病理证实乳腺肿瘤患者389名(共403例病灶)的术前MRI及临床病理资料,其中良性组100例及恶性组303例.记录基于KS中的MRI图像特征、表观扩散系数(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及相关临床指标,单因素分析比较乳腺良恶性病变组间各指标之间的差异,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乳腺恶性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临床-多参数MRI影像诊断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其诊断效能,DeLong检验比较临床-多参数MRI影像诊断模型与单纯KS的诊断效能.结果乳腺良恶性病变组间根征、时间-信号强度曲线(time-signal intensity curve,TIC)类型、边缘、内部强化、水肿、ADC值、年龄、妇科肿瘤病史、绝经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病灶根征阳性、TIC为Ⅲ型、边缘不光整、年龄大、存在妇科肿瘤史[比值比(odds ratio,OR)=7.889、7.707、4.398、1.122、0.239,P<0.05]是乳腺恶性病变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KS相关特征、年龄、妇科肿瘤史建立临床-多参数MRI影像诊断模型.以乳腺良恶性为标准绘制KS及临床-多参数MRI影像诊断模型的ROC曲线,敏感度分别为97.4％、91.1％,特异度为69.3％、84.2％,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值为0.912、0.950;DeLong检验显示两者的AU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腋窝淋巴结(axillary lymph node,ALN)转移阳性组与阴性组在乳腺癌根征(x2=6.477,P=0.011)、瘤周水肿(x2=12.241,P<0.001)、ADC值(Z=10.988,P=0.0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瘤周水肿(OR=2.807,P=0.006)会增加ALN转移风险,存在瘤周水肿增加ALN转移的风险是无此特征患者的2.807倍.结论KS对乳腺病灶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基于KS的临床-多参数MRI影像诊断模型有助于提高乳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能,且乳腺MRI原发灶存在瘤周水肿可作为乳腺癌ALN转移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探讨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围绝经期症状困扰与应对体验，为制订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围绝经期症状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基础。方法:本研究为质性研究。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0年12月—2021年4月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和门诊随诊的12例合并围绝经期症状的绝经前乳腺癌患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整理和分析。结果: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围绝经期症状管理体验提炼出2个类属和6个主题，类属1为症状管理的困境，包含负性情绪增加、症状认知的缺乏、消极应对方式、信息支持不足；类属2为症状管理应对策略，包含积极自我调整、社会支持。结论: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围绝经期症状困扰较重，医护人员应关注绝经前乳腺癌患者围绝经期症状管理的阻碍因素，激发患者积极自我调整、健康生活方式，加强围绝经期症状的评估和长期随访，提供专业的健康指导和便捷的医疗服务。

高细胞亚型乳头状癌是一种少见的好发于绝经后老年女性的乳腺癌亚型，本文报道了1例69岁，女性患者于半年前无意中发现右乳黄豆大小肿块，专科查体：右乳外上象限可及直径1.5 cm大小肿块，质硬，边界清楚，腋窝未及明显肿大淋巴结。行右乳保乳术加前哨淋巴结活检，术后病理报告，高细胞亚型乳头状癌；术后给予口服来曲唑内分泌药物，术后随访22个月，未见复发与远处转移。

绝经期是女性生命中的一个重要且漫长的转变，可以引起骨质疏松等一系列临床症状，严重损害女性在该特殊时期的生活质量。激素替代治疗(MHT)可以有效改善女性绝经期的相关症状，是目前临床上主要的治疗方式。但许多研究认为，MHT可能增加乳腺癌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导致MHT对绝经期女性的使用一度停滞不前。以科学辨证的态度正视MHT的利弊对于女性绝经期的管理至关重要。本文就女性绝经期MHT目前存在的争议和共识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抗苗勒管激素（anti-Müllerian hormone，AMH）对绝经前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应用不同疗程的卵巢功能抑制治疗（ovarian function suppression，OFS）时卵巢功能的评价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双向队列研究，研究的主要终点事件是OFS结束后月经的恢复、激素的变化。选取2015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手术、化疗、OFS治疗24~60个月的绝经前激素受体阳性原发性乳腺癌67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因失访等因素剔除12例，最终纳入55例患者。根据完成OFS疗程的不同分为两组，分别为OFS 24个月疗程组（A组， n=32）、OFS 25~60个月疗程组（B组， n=23）。观察患者治疗后的月经恢复情况，检测完成OFS治疗后第1、第2、第3年患者AMH、促卵泡激素（follicle-stimulating hormone，FSH）和雌激素水平。 结果:两组患者随访时间为（42.0±12.3）个月，B组有1例患者复发转移，余均无复发转移，至随访结束全部患者生存。两组患者的年龄、身高、体质量、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月经初潮年龄、病理类型、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和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阳性率、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阳性率、化疗与OFS治疗顺序的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的孕次、产次、病理分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 P=0.028， P=0.025）。与B组比，A组月经恢复时间略长，复潮率略低，月经规律率略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OFS疗程结束后，第2年与第1年比较，AMH、FSH的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 P=0.004），第3年与第2年比较，AMH、雌激素的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5， P=0.003）；OFS疗程结束2、3年后AMH水平与结束1年后相比分别升高51.5%、72.1%，其中A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AMH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上升率分别是71.7%、101.9%，B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AMH水平与停药后第1年相比上升率分别是36.6%、53.5%；A组的雌激素水平在OFS疗程结束1、3年后在数值上均低于B组（ P=0.238， P=0.213），疗程结束2年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9）；OFS疗程结束2、3年后雌激素水平与结束1年后相比分别下降14.8%和升高59.1%，A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雌激素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下降29.4%和升高67.6%，B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雌激素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下降4.4%和升高52.5%。OFS疗程结束2、3年后FSH水平与结束1年后相比分别上升44.7%、41.6%，A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FSH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上升41.1%、44.3%，B组在疗程结束的第2、第3年的FSH水平与结束后第1年相比上升48.6%、47.0%。 结论:AMH比雌激素、FSH更可能成为OFS治疗评价卵巢功能的指标；不同疗程的OFS对绝经前乳腺癌患者的卵巢功能无影响，戈舍瑞林使用24个月比使用25~60个月卵巢功能恢复快；在OFS期间定期监测雌激素水平是必要的。

目的:探讨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阿霉素+环磷酰胺+多西他赛（ACT）方案化疗后复发转移的关系。方法:收集2017年1月至2019年4月于桐城市人民医院接受乳腺癌改良根治术或乳腺癌保乳根治术后行ACT方案化疗的6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纳入同期本院的健康体检者60例为健康对照组。于术前及化疗结束后1周抽取所有患者的空腹外周静脉血2 ml，应用定量实时聚合酶联反应法测定血清中miR-137、miR-140的相对表达水平。收集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包括年龄、绝经状态、病理类型、TNM分期、雌激素受体（estrogen receptor，ER）状态、孕激素受体（progesterone receptor，PR）状态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uman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HER2）状态。所有乳腺癌患者术后均进行随访3年，根据患者病历和随访结果记录术后复发、远处转移及死亡时间。结果: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0.89±0.15）&（1.34±0.21）（ t=4.99， P<0.001）及（0.83±0.14）（1.18±0.17）（ t=4.25， P<0.001）。乳腺癌患者血清miR-137水平与TNM分期、ER状态和HER2状态有关（ t=2.56、2.06、2.24， P=0.003，0.007、0.004），miR-140水平与TNM分期和HER2状态有关（ t=1.95、2.11， P=0.008、0.006）。化疗结束后，乳腺癌患者的血清miR-137及miR-140相对表达量为（1.05±0.16）及（0.97±0.18），相较于术前均显著升高（ t=2.69、3.05， P=0.004、0.002）。共17例患者3年内出现复发或远处转移，患者3年无进展生存率为71.67%（43/60）。复发转移患者的miR-137及miR-140水平均显著低于未发生复发转移患者（0.74±0.14）&（0.94±0.13）及（0.73±0.10）&（0.87±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5， P<0.001）及（ t=3.63， P<0.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iR-137及miR-140表达水平预测乳腺癌患者复发转移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2.4%、79.1%和82.4%和69.8%。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低水平miR-137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显著低于高水平miR-137组（ P=0.025）；低水平miR-140组与高水平miR-140组患者的3年无进展生存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82）。 结论:血清miR-137、miR-140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术后应用ACT方案化疗后疗效有关，血清miR-137高水平与患者预后不良有关。

目的:探究血清组织蛋白酶K（cathepsin K，Cathe K）、基质gla蛋白（matrix gla protein，MGP）、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binding protein3，IGFBP-3）预测乳腺癌根治术后骨质疏松发生风险的价值。方法:收集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于临沂市人民医院完成乳腺癌根治术及术后1年随访的15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骨质疏松发生率。比较发生与未发生骨质疏松患者的临床资料、骨转换标志物[Ⅰ型前胶原氨基末端肽（typeⅠprocollagenamino-terminal peptide，PINP），Ⅰ型胶原交联C-末端肽（type Ⅰcollagen carboxy-terminal peptide，CTX）]、血清Cathe K、MGP、IGFBP-3水平，分析血清Cathe K、MGP、IGFBP-3水平与骨转换标志物的相关性，并分析各指标预测乳腺癌根治术后骨质疏松发生风险的价值，对比血清Cathe K、MGP、IGFBP-3与骨转换标志物预测骨质疏松发生风险的价值。结果:150例女性乳腺癌患者乳腺癌根治术后骨质疏松发生率为34.67%（52/150）；发生骨质疏松患者血清Cathe K水平为（31.86±9.52）ng/L，高于未发生骨质疏松患者的（24.87±5.34）ng/L，血清MGP、IGFBP-3、PINP、CTX水平分别为（8.64±1.33）ng/ml、（10.13±2.29）μg/ml、（44.13±4.87）μg/L、（0.42±0.13）μg/L，低于未发生骨质疏松患者的（12.39±1.71）ng/ml、（13.10±2.63）μg/ml、（93.25±29.71）μg/L、（1.65±0.50）μg/L，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77、13.75、6.88、11.82、17.41，均 P<0.05）。乳腺癌患者血清PINP、CTX水平与Cathe K水平呈负相关（ r=-0.39、-0.47），与MGP、IGFBP-3水平呈正相关（ r=0.51、0.60、0.42、0.49， P<0.05）；血清Cathe K、MGP、IGFBP-3、PINP、CTX预测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发生骨质疏松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分别为0.74（95% CI：0.665~0.810）、0.81（95% CI：0.733~0.865）、0.83（95% CI：0.762~0.887）、0.82（95% CI：0.749~0.878）、0.77（95% CI：0.698~0.838），血清Cathe K、MGP、IGFBP-3联合的AUC最大，为0.92（95% CI：0.86~0.96）。 结论:血清Cathe K、MGP、IGFBP-3水平与绝经后女性乳腺癌患者术后骨转换密切相关，各指标联合在预测骨质疏松发生风险方面有一定价值。

糖尿病性乳腺病是一种罕见的乳腺良性疾病，临床与影像学表现均与乳腺癌类似，容易误诊。该文对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收治的2例糖尿病性乳腺病的患者进行报道。例1为绝经前47岁1型糖尿病患者，其应用胰岛素30年，长期血糖控制不佳，此次主因“发现双侧乳腺肿块6年”就诊，乳腺超声及钼靶均提示双侧乳腺占位，最终行穿刺活检，确诊为糖尿病性乳腺病。例2为绝经后60岁2型糖尿病患者，其应用胰岛素2年，长期血糖控制不佳，此次主因“发现左乳腺肿块2个月”就诊，乳腺超声及钼靶提示左乳占位，最终行穿刺活检，确诊为糖尿病性乳腺病。2例患者均未行手术治疗，随诊中。该文对该2例糖尿病性乳腺病患者的临床诊疗经过进行报道，以期提高临床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避免过度手术。

目的:探讨术前血清透明质酸（HA）含量水平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从历史性队列中选择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肿瘤科进行手术治疗的98例乳腺癌患者，年龄为（52.5±9.4）岁。检测患者术前血清HA含量，根据其中位数53.7 μg/L，将患者分成高低两组，各49例。并采用χ2检验分析血清HA含量高低与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同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进行检验以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HA含量和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结果:高HA水平的患者在绝经和未绝经患者中比例分别为55.7%和40.5%；在孕激素受体（PR）阳性和阴性患者中分别为54.1%和43.2%；在雌激素受体（ER）阳性和阴性患者中分别为45.7%和60.7%；在Ki-67阳性和阴性患者中分别为55.6%和43.2%；在肿瘤大小TⅠ，TⅡ，TⅢ和TⅣ期患者中分别为50.0%，41.7%，72.7%和1/1；在淋巴结转移和未转移患者中分别为45.7%和53.8%。HA水平高低与乳腺癌患者的绝经状态、PR、ER、Ki-67表达、肿瘤大小分期、淋巴结转移无显著相关性（χ2值分别为2.128, 1.086, 1.800, 1.485, 4.273, 0.656, P>0.05）。高HA水平的患者在年龄小于等于52岁患者中占30.9%，大于52岁中占74.4%（χ2=18.274, P=0.000）；在TNM早期患者中占43.4%，晚期中占72.7%（χ2=5.861, P=0.015）；在未远端转移患者中占45.2%，远端转移中占78.6%（χ2=5.333, P=0.023）；在Her-2阴性患者中占38.1%，阳性中占58.9%（χ2=4.167, P=0.041）；而且高HA水平的患者生存期中位数70个月要小于低HA水平组的83个月（χ2=6.799, P=0.007）。因此，高HA含量与患者年龄大，较晚的肿瘤分期，较高的远端转移风险，Her-2的阳性表达和较短的生存期相关。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提示，血清HA高水平可能是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 HR(95% CI）值为9.98(1.16~85.88)， P值0.036。 结论:术前血清HA的高水平与较差的乳腺癌患者预后有一定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