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病原学特点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的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科确诊的40例肺部感染受者，并通过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和mNGS明确病原体。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包括：血培养、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和痰培养及涂片染色、肺部组织病理、抗原检测和PCR等，mNGS则进行BALF检测寻找病原体。通过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结果，给予精准抗感染治疗，并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最终36例受者治愈出院，4例死亡。40例肺部感染受者，BALF的mNGS病原体检测呈阳性者37例，阴性3例，其检测敏感性92.5%，其中单一型肺部感染15例，混合型肺部感染22例，包括8例以细菌感染为主，9例病毒感染为主和20例真菌感染为主，耶氏肺孢子菌(20/40，50%)和人巨细胞病毒(10/40，25%)是最为常见的病原体。相比之下，通过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阳性者12例，检出率仅为30%，两种检测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2.92， P<0.05)；对于混合型肺部感染两种检测方法诊断率分别为55%和10%，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8.46， P<0.05)，而单一型肺部感染诊断率分别为30%和20%，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2.99， P>0.05)。 结论:与常规病原体检测方法相比，mNGS在病原体种类和分布、检测时效、敏感性、混合型感染诊断率及受益等方面更具优势，利用mNGS可更加高效寻找肾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的病原体，采取精准化治疗，减少费用，提高治愈率，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目的:了解抗病毒治疗（ART）后不同免疫重建水平HIV感染者的基线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差异。方法:以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感染门诊随访超过24个月成年初治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基线CD4 + T淋巴细胞计数<200、200~350和>350个/μl的不同水平分为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采用Kruskal-Wallis H和 χ2检验分析不同组的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生化指标及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差异。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3 900例，免疫重建不良组、部分免疫重建组和免疫重建良好组分别为385例（9.9%）、1 206例（30.9%）和2 309例（59.2%）。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白细胞、血小板、血红蛋白、TG、TC、FPG、AST、ALT及总胆红素等生化指标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免疫重建不良组的基线合并肺结核、耶氏肺孢子菌肺炎、播散性真菌病、食管念珠菌病、肺外结核、皮炎、口腔念珠菌感染、口腔黏膜毛状白斑、持续腹泻≥1个月及持续或间断发热≥1个月等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的占比明显高于免疫重建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ART后获得不同免疫重建水平的HIV感染者基线生化指标和艾滋病直接相关合并症存在明显差异，需加强基线异常生化指标的监测和合并症的诊治。

弓形虫病是一种少见但可能致命的机会性寄生虫感染，可发生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受者。移植后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病，中位发病时间为术后2个月。弓形虫肺部感染非常罕见，预后非常差，病死率极高，弓形虫病的影像学表现与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JP）类似；确诊通常需要证实组织或体液中存在速殖子。弓形虫感染无特征性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病原体镜检阳性率不高、形态难以鉴别，因此需要提高警惕，更强调预防。对于allo-HSCT患者，推荐从植活到整个免疫抑制治疗期间持续给予复方磺胺甲唑（SMZco）进行预防性治疗。本文报道两例通过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技术确诊的移植后弓形虫感染病例并进行文献复习。

目的:总结儿童紫癜性肾炎(Henoch-Sch?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合并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PJP)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情况。方法:回顾性总结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4例HSPN合并PJP患儿的高危因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指标、肺部影像学特征、治疗与转归等临床资料。结果:4例HSPN合并PJP患儿中，男2例，女2例，年龄5~13岁，发病前均接受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3.5~5个月)。4例患儿均以干咳少痰、发热、进行性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发病早期肺部均未闻及干湿性啰音。4例患儿的实验室检查显示，3例动脉血氧分压降低(45~83 mmHg, 1 mmHg＝0.133 kPa)，1例未行血气分析检测，4例外周血CD4 +T细胞计数均降低(0.089×10 9/L~0.493×10 9/L)，4例血清乳酸脱氢酶均升高(414~1 604 U/L)，3例血浆1，3-β-D-葡聚糖水平升高(499.5~1 638.0 pg/ml)，1例未记录1，3-β-D-葡聚糖结果，2例血清涎液化糖链抗原-6升高(1 227~1 460 U/ml)，2例未行涎液化糖链抗原-6检测。4例患儿的胸部CT均呈双肺弥漫性间实质改变，以间质病变为主，1例合并胸腔积液。2例患儿痰液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采用PCR检出耶氏肺孢子菌的特异性基因片段，2例肺孢子菌病原学检测阴性。4例患儿均接受甲氧苄啶-磺胺 唑治疗，其中2例因病情严重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并联合应用卡泊芬净抗肺孢子菌感染，4例患儿根据合并感染的情况加用抗细菌、抗真菌及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1例死亡，3例治愈。 结论:规范、谨慎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是预防PJP发生的关键；监测外周血CD4 +T细胞计数，必要时行预防性治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有助于确诊PJP；一旦临床诊断PJP，应尽早进行抗肺孢子菌治疗，甲氧苄啶-磺胺 唑联合卡泊芬净可能是治疗重症患儿的有效方案。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合并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JP)的发病特点、诊断方法及诊疗方案。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移植中心确诊的肾移植术后PJP受者20例，所有受者均出现发热、胸闷气短或咳嗽少痰等症状，行胸部CT、实验室检查及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液二代测序(mNGS)确诊。PJP受者均采用复方磺胺甲恶唑(磺胺甲恶唑：18.75～25.00 mg/kg＋甲氧苄啶：3.75～5.00 mg/kg，4次/d)＋卡泊芬净(50～70 mg/d)基础抗感染方案，疗程14～21 d。同时治疗其他细菌、真菌或病毒感染，并予以减量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支持治疗及甲泼尼龙、免疫球蛋白、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等治疗。5～7 d行胸部CT检查评估治疗效果，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20例PJP受者，13例首发症状以发热为主，体温(38.8±0.68)℃，7例以胸闷气短症状为主；14例出现低氧血症表现，13例行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1例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其余受者予以持续面罩吸氧治疗；17例受者治愈出院，住院时间12～90 d，3例受者因肺部感染持续恶化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结论:PJP是肾移植术后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病情进展快、花费高昂、预后较差。及时明确诊断并针对性治疗显得尤为重要，mNGS检查对于确诊PJP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复方磺胺甲恶唑＋卡泊芬净方案的基础抗感染方案效果良好；同时适当减量或停用免疫抑制剂、支持治疗及辅助呼吸也是救治成功的关键。

目的:评价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mNGS）在免疫缺陷患者肺部感染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18年11月至2022年5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部第一医学中心重症监护室的78例免疫缺陷肺部感染患者［男55例，女23例，年龄（50.3±16.9）岁］和61例非免疫缺陷肺部感染患者［男42例，女19例，年龄（63.6±15.9）岁］。两组患者在临床诊断为肺部感染的同时，均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的mNGS及常规微生物学检测（CMTs）。比较两种检测方法的诊断阳性率、病原体检出率以及与临床符合率的差异。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根据mNGS检测结果抗感染治疗策略调整率的差异。结果:免疫缺陷组与非免疫缺陷组肺部感染患者mNGS诊断阳性率分别为94.9%（74/78）和82.0%（50/61），CMTs诊断阳性率分别为64.1%（50/78）和75.4%（46/61），免疫缺陷组mNGS与CMTs诊断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mNGS在免疫缺陷组中耶氏肺孢子菌、巨细胞病毒的检出率分别为41.0%（32/78）、37.2%（29/78），在非免疫缺陷组中肺炎克雷伯菌、鹦鹉热衣原体、嗜肺军团菌的检出率分别为16.4%（10/61）、9.8%（6/61）、8.2%（5/61），均高于CMTs的1.3%（1/78）、7.7%（6/78）、4.9%（3/61）、0、0（均 P<0.05）。免疫缺陷组mNGS、CMTs与临床符合率分别为89.7%（70/78）、43.6%（34/7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非免疫缺陷组mNGS、CMTs与临床符合率分别为83.6%（51/61）、62.3%（38/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8）。免疫缺陷组根据mNGS病原学结果，抗感染治疗策略调整率为87.2%（68/78），非免疫缺陷组抗感染治疗策略调整率为60.7%（37/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结论:在免疫缺陷肺部感染患者中，与CMTs相比，mNGS在诊断阳性率、混合型感染诊断率、病原体检出率及指导抗感染治疗策略的调整方面更具优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评估血液肿瘤患者支气管镜透视下活检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术（BAL）在肺部并发症中的诊断价值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2年5月68例来自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和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肿瘤合并肺部病变患者，其中男37例，女31例，中位年龄56岁（年龄范围21~90岁），其中>65岁者20例。诊断性纤维支气管镜实施的体征包括发热、咳嗽、低氧血症、咯血、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及影像学改变，评估有肺部团块阴影患者进行支气管镜透视下活检，包括内带及外带肺叶团块及高密度影，活检组织进行病理及特殊染色（Grocott染色），BAL获取肺泡灌洗液（BALF）进行微生物涂片/培养及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及结核分枝杆菌涂片、结核分枝杆菌DNA、结核分枝杆菌培养、真菌培养等，对血液肿瘤患者肺部并发症进行病因学分析，并观察血液肿瘤患者纤维支气管镜相关并发症。结果:全部血液肿瘤患者支气管镜检查后均做BALF检测，进行支气管镜透视下活检46例，明确病原体感染共40例，包括真菌感染12例、细菌感染9例（粪肠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各2例，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大肠杆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缓症链球菌各1例），病毒感染9例（巨细胞病毒5例、副流感病毒Ⅲ型3例、呼吸道合胞病毒1例），耶氏肺孢子菌肺炎确诊4例，耶氏肺孢子菌可疑与真菌混合感染3例，隐球菌1例，可疑结核分枝杆菌感染2例。28例未找到病原体，包括机化性肺炎6例、与血液肿瘤病史相关6例、其他未查及病原菌16例。全部患者未出现因支气管镜并发症导致的死亡及其他严重并发症。结论:血液肿瘤患者肺部并发症比较常见，应用支气管镜透视下活检安全性良好，早期进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可提供细菌、真菌、耶氏肺孢子菌及病毒感染等病原学诊断证据，提高诊断率。

探讨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患者并发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JP）的临床特点及死亡风险因素。采用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06年1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肾内科或呼吸科就诊的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合并PJP的52例患者，根据患者临床结局，分为存活组（36例）和死亡组（16例），单因素分析比较两组病例临床特点的差异，进一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死亡风险因素。结果显示，临床资料分析显示52例患者入院时中位血肌酐192.5（109.8，293.7）μmol/L，急性肾损伤发生率为63.5%（33/52例）。单因素分析示存活组和死亡组在年龄（ t=1.197， P=0.030）、C反应蛋白水平（ t=2.378， P=0.022）、PJP起病至确诊时间（ χ 2=6.62， P=0.010）、PJP严重程度（ χ 2=5.482， P=0.019）、并发脓毒症休克（ χ 2=3.997， P=0.046）、机械通气（ χ 2=11.755， P=0.001）和血液净化治疗（ χ 2=4.748， P=0.029）方面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在性别、PJP发病前激素治疗时间和使用剂量、甲基泼尼松龙冲击、免疫抑制剂的使用和住院抗PJP治疗前后血肌酐水平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进一步多因素分析显示PJP起病至确诊时间>10 d（ OR=40.945，95% CI：1.738~451.214； P=0.021）和重度PJP（ OR=25.502，95% CI：1.426~74.806； P=0.028）为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合并PJP患者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综上，PJP起病至确诊时间和重度PJP是免疫抑制治疗的肾脏疾病合并PJP患者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应密切关注患者氧合情况，早期确诊以预防PJP加重并改善预后。

目的:探讨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在免疫缺陷并发重症肺炎患儿中的应用，了解病原体分布，为临床经验性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方法:收集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在我院PICU确诊为重症肺炎的免疫缺陷患儿的一般临床资料、传统检测方法报告及mNGS结果，评估两者与临床判断的一致性。结果:23例患儿中，男15例，女8例，年龄1个月28 d～10岁，平均年龄(3.67±3.20)岁，共7例治愈，2例好转，14例死亡。均行mNGS检测，其中血标本21例，肺泡灌洗液标本2例。23例患儿中，单一感染者5例，混合感染15例。检测的病原中真菌15例(65.22%)，其中耶氏肺孢子菌12例，烟曲霉2例，白色念珠菌2例；病毒14例(60.87%)，其中巨细胞病毒10例(8例合并有耶氏肺孢子菌感染)，疱疹病毒3例，细环病毒2例(1例合并疱疹病毒感染)；细菌10例，其中不动杆菌3例，肺炎克雷伯杆菌1例，嗜麦芽窄食单胞菌1例，皮疽诺卡菌1例，葡萄球菌4例，地衣芽孢杆菌1例；支原体3例，且均为混合感染。mNGS的检验阳性率及与临床判断符合率均高于传统检验方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共19例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当发生重症肺炎时，使用时间1～6个月者达17例。 结论:免疫缺陷并发重症肺炎患儿多为混合感染，其常见病原菌为耶氏肺孢子菌及巨细胞病毒，使用mNGS可显著提高病原检出率，有效指导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