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中经胆囊注射吲哚菁绿在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肝硬化患者的可行性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2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因胆囊结石伴胆囊炎发作行LC的96例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病史及辅助检查等确诊并按照组别进行胆囊切除，根据是否使用吲哚菁绿将其分为荧光组( n＝49)和白光组( n＝47)，其中荧光组术中直接经胆囊注射吲哚菁绿后在荧光模式下行LC，白光组为在白光模式下行常规LC。比较两组识别三管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损伤、中转开腹及输血情况、术后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手术前后感染及肝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服从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两组均成功实施手术，荧光组识别三管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谷氨酰转肽酶、术后总胆红素分别为(14.96±1.49) min、(52.14±7.36) min、5(5，10) mL、(1.61±0.61) d、(2.37±0.49) d、31.5(22.0，44.8) U/L、38.0(21.0，91.5) U/L、18.0(11.5，22.8) μmol/L，白光组分别为(29.87±3.37) min、(84.36±13.25) min、10(10，20) mL、(2.70±0.69) d、(3.15±0.42) d、45.0(28.0，64.8) U/L、73.0(32.0，132.0) U/L、23.0(16.1，29.3) μmol/L，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荧光组无术中损伤及中转开腹例数、有2例术后并发症，白光组有2例术中损伤、1例中转开腹例数、5例术后并发症，两组均无输血例数，两组以上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荧光组和白光组术前实验室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荧光组和白光组术后第一次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等肝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症状性胆囊结石合并肝硬化患者行LC时，术中经胆囊注射吲哚菁绿显影胆囊及胆管结构简单易行，在安全高效解剖肝外胆管及胆囊床的同时加快手术进度，减少术后创伤，且能避免吲哚菁绿经肝脏代谢的劣势，该技术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例1，女，71岁，汉族。2021年5月21日因“双下肢浮肿、气憋、乏力10余天，加重2 d”入住舟曲县人民医院内一科。10余天前，患者逐渐出现双下肢浮肿、气憋、憋闷、喘促、乏力等症状，上坡时气憋明显加重，未给予药物治疗。近2 d来，上述症状加重，为进一步治疗，门诊就诊。既往史：5年前因“胃癌”行“胃大部切除术”，具体手术情况不详。出院后饮食较差，营养欠佳。3年前发现胆囊泥沙样结石，平时间歇性腹痛。体格检查：结膜略苍白，心肺无异常，腹部平坦，可见长约8 cm手术瘢痕，全腹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肋下未触及，Murphy征阴性，肠鸣音正常，甲床微苍白，双下肢中度浮肿。血细胞分析：白细胞（WBC）2.85×10 9/L，红细胞（RBC）2.25×10 12/L，血红蛋白（Hb）96 g/L，血小板（PLT）87×10 9/L。辅助检查：腹部超声检查为胆囊颈部结石（多发）（见图1A）。入院诊断：胃癌术后，胆囊炎并结石（多发），营养不良性贫血。入院后行CT检查：（1）胆囊炎并胆囊结石（多发），胆囊积液，肝内胆管及胆总管扩张；（2）胃术后改变，术区未见明显异常（见图1B）。经过吸氧、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后患者病情好转，经会诊后转入外科，完善术前准备，患者近亲属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后于2021年5月28日在全身麻醉下行腹腔镜下肠粘连松解+胆囊切除术。为避免肠管损伤，建立气腹时取脐下1 cm切口，直视下逐层分离进腹并放置10 mm Trocar，成功建立气腹，进镜探查发现腹腔内广泛粘连，在右侧腋前线平脐无粘连处置入5 mm Trocar，用电凝钩紧靠腹壁由近及远，从下往上，循序渐进地仔细分离粘连。建立一定空间后，在右侧锁骨中线与肋缘交点处下方2 cm处打孔置入5 mm Trocar，继续分离粘连最终到达肝脏下缘，在剑突下打孔置入10 mm Trocar。成功分离腹腔粘连并建立操作孔后进行胆囊Calot三角解剖（见图1C），仔细辨别胆囊管、左右肝管、胆总管，然后用Hem-o-lock夹夹闭胆囊动脉、胆囊管近端及远端，离断胆囊动脉、胆囊管后，顺行分离切除胆囊。手术总共用时180 min，术中无出血。术后给予抗感染、对症等治疗。病理诊断：慢性胆囊炎伴胆囊结石。术后1周患者痊愈出院，无任何并发症。

患者女，50岁，2周前在外院体检时腹部CT发现肝占位，否认厌油、恶心、呕吐等不适，入院后查肝功能及肿瘤标志物均正常，上腹部MRI示(图1，2)：肝左内叶结节T 1加权成像(weighted imaging, WI)压脂序列呈低信号，T 2WI压脂序列呈等高混杂信号，同相位肝左叶病变呈等信号，反相位信号明显降低，增强动脉期明显强化，可见血管影，门静脉期及静脉期强化减退，仍可见强化血管影；右侧肾上腺结节T 1WI压脂序列呈稍低信号，T 2WI压脂序列呈高信号，反相位病灶局部信号降低，增强动脉期明显不均匀强化，门静脉期及静脉期强化减退。为进一步明确病变性质和分期，行 18F－FDG PET/CT(德国Siemens Biograph mCT－S 64)显像，早期相(注射 18F－FDG后60 min)示：肝左内叶可见低密度结节(图3A)，CT平均值约－11 HU，其显像剂摄取明显增高，SUV max 5.9(邻近肝实质SUV max 3.1)；右侧肾上腺结节(图3B)CT平均值约26 HU，其显像剂摄取明显增高，SUV max 15.0。行肝脏结节及右肾上腺结节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肝脏血管平滑肌脂肪瘤(hepatic angiomyolipoma, HAML)合并右肾上腺皮质腺瘤(图4)。

目的:探讨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诊断及处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9月至2019年5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10例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临床资料。采用描述性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1）同期本院产科分娩65 960例，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的发生率为1/6 596。10例中，完全性葡萄胎与胎儿共存（complete hydatidiform mole and coexisting fetus，CHMCF）和部分性葡萄胎与胎儿共存（partial hydatidiform mole and coexistent fetus，PHMCF）分别为4例和6例。10例患者年龄（30.9±4.1）岁，范围为26～35岁；妊娠2.5（1～4）次。9例在22周 +3（12周 +3～32周 +3）发现，1例于孕9周 +发现。（2）6例妊娠期反复阴道出血，3例出现妊娠呕吐，2例妊娠中晚期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症，1例发生子痫前期，1例发生重度二尖瓣反流伴轻度肺动脉高压。（3）10例血清β-hCG最高值为139 935（16 990～546 033）U/L，其中CHMCF和PHMCF患者分别为212 500（200 000～546 033）U/L和60 768（16 990～225 000）U/L。（4）5例超声提示胎盘蜂窝状暗区，2例超声仅提示胎盘增厚，1例B超示双侧卵巢巨大黄素化囊肿、胸部CT见左肺下叶多个转移瘤、肺部MRI提示左侧肺部胸膜壁多个结节、盆腔MRI提示妊娠合并完全性葡萄胎，1例超声提示胎盘水泡样，1例超声提示胎儿腹壁连续中断、可见包块、其内可见胃泡、肝脏、部分肠管回声以及脐膨出，1例为胚胎停育。（5）1例羊水胎儿染色体核型为46,XX，未发现异常，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技术检测结果为arr［hg19］（1-22）×2。其余病例拒绝产前诊断。（6）10例患者中，3例予依沙吖啶羊膜腔内注射引产术，2例行药物流产+清宫术，2例发生自然流产行清宫术、妊娠物可见胎儿及葡萄胎样组织，1例葡萄胎局部侵犯子宫、行全子宫切除术，1例因孕妇左下肺转移瘤行剖宫取胎术，1例孕33周 +4发生子痫前期、行剖宫产获得两早产儿；4例病理提示妊娠合并完全性水泡状胎块、免疫组织化学P57（－），6例病理提示妊娠合并部分性水泡状胎块、P57（+）。（7）10例患者按葡萄胎术后随访，2例CHMCF发生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并予以化疗，8例未发生持续性滋养细胞疾病。 结论:产前发现宫内妊娠合并葡萄胎后，应立即鉴别PHMCF或CHMCF。CHMCF可能存在更高的流产、胎儿宫内死亡、早产、子痫前期等妊娠并发症风险，是否继续妊娠，应采取个体化原则。PHMCF患者胎儿畸形或胎儿丢失风险较高，建议及时终止妊娠。

目的:探讨以剩余肝体积(FLR)快速增长决定联合肝脏离断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LPPS)第二步手术施行的安全性与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4月至2020年12月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行前入路ALPPS的19例肝肿瘤患者资料，其中男性13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3岁。第一步手术后1周内FLR/标准肝体积(ESLV)增加超过50%的8例患者纳入快速增长组，剩余的11例患者1周内FLR/ESLV增加未超过50%纳入对照组。比较两组第二步手术时间、第二步术中出血量、第二步手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等。结果:19例患者均完成第二步肝切除，仅有1例术后死亡。快速增长组第二步手术时间(3.2±1.8)h、第二步术中出血量(554±227)ml、第二步手术后住院时间(12.6±2.4)d，优于对照组(4.7±2.2)h、(760±314)ml、(18.2±6.4)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第一步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7.5%(3/8)比45.4%(5/11)]和第二步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37.5%(3/8)比36.4%(4/1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肝肿瘤患者以FLR快速增长(1周内增加超过50%)决定ALPPS第二步施行是安全可行的，且有利于第二步手术的实施及患者的快速康复。但本结论有待更大样本量研究进一步证实。

患儿男，1岁，因“间断发热半个月”入院。查体：腹部膨隆，肝左叶可扪及，剑突下5 cm。实验室检查：ALT 50 U/L，AST 89 U/L，乳酸脱氢酶1 004 U/L，羟丁酸脱氢酶722 U/L；EB病毒IgG阳性，巨细胞病毒IgG阳性，EB病毒核抗原IgG抗体阳性。血液病原微生物监测：洋葱伯克霍尔德菌复合群、EB病毒序列数增加。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1.22 ng/ml，癌胚抗原0.93 ng/ml。彩超：肝左叶非均质回声，见一大小约56 mm×43 mm低回声区。CT：肝左叶可见稍低密度肿块影，右侧边界欠清，左侧边界清，约38 mm× 42 mm× 51 mm，增强扫描可见轻度不均匀强化（图1）。胸部CT平扫未见异常。超声科会诊后，不建议行“超声引导下肝脏肿物穿刺引流术”，患者反复发热、肝脏占位较前增大，抗感染治疗疗效欠佳。遂行肝左叶肿瘤切除术+肝门淋巴结切除术。术后短期恢复可。病理：EB病毒阳性NK/T细胞增殖性疾病，结合免疫表型及EBER 原位杂交考虑为：（1）结外NK/T 细胞淋巴瘤，鼻型；（2）EB病毒阳性NK/T细胞增殖性疾病肿瘤期（图2）。免疫组化：CD3（+），CD20（-），PAX-5（-），CD5（-），CD2（+），CD7（-），CD56（-），TIA-1（+），GrB（+），Ki-67（约70%+），CD4（±），CD8（+），EBNA-2（-）。原位杂交：EBER（+）。术后淋巴瘤基因重排检测：TCRB Dβ-Jβ 位点存在单克隆重排（+++），提示淋巴瘤可能。患儿病理诊断明确，告知家属NK/T细胞淋巴瘤易并发嗜血细胞综合征，进展快，预后欠佳，建议尽早化疗，家属拒绝继续治疗，术后11 d 出院后失访。

目的:总结全球首例不阻断第一肝门的机器人肝切除术治疗儿童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的手术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2023年6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经机器人手术治疗的1例14月龄HB患儿诊疗经过。该患儿肿瘤位于肝右叶S5、S6，大小约9.0 cm×6.9 cm×6 cm，行达芬奇机器人肝切除术，总结术中Trocar布局、手术技巧、围术期处理情况以及治疗结局等。结果:术中采用4条机械臂加1个辅助孔，未阻断第一肝门，使用超声刀及Hemo-lock凝断并结扎肝脏血管，完整切除肿瘤(S5、S6、部分S7及胆囊)。手术时间120 min，出血量50 mL。术后无胆漏、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病理检查结果提示胎儿上皮型HB，术后第7天达出院指征，术后第14天予C5V(顺铂＋5-氟尿嘧啶＋长春新碱)方案化疗。术后30 d、53 d及90 d血甲胎蛋白(alpha fetoprotein，AFP)分别为36.88 ng/mL、8.90 ng/mL、6.61ng/mL，超声检查未见新发病灶。经查新，此例为全球首例不阻断第一肝门的机器人肝切除术治疗儿童HB。结论:运用达芬奇机器人可以在不阻断第一肝门的情况下实施非解剖性肝切除术治疗儿童HB，手术安全、可行，但目前相关报道较少，需继续积累病例及经验。

目的:探讨动态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 99Tc m-乙二烯三胺五醋酸-半乳糖人血清白蛋白显像技术（简称GSA检查）评估肝门部胆管癌门静脉栓塞术（PVE）后肝脏功能的应用价值。 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1月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16例PVE后行GSA检查肝门部胆管癌病人的临床病理资料；男8例，女8例；中位年龄为64岁，年龄范围为46~78岁。观察指标：（1）PVE后肝脏体积情况。（2）PVE后肝脏功能情况。（3）典型病例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同一病人数据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结果:（1）PVE后肝脏体积情况：16例病人全肝形态学肝体积和功能性肝体积分别为（1 420±211）mL和（389±112）mL，规划预留肝叶形态学肝体积和功能性肝体积分别为（636±143）mL和（234±106）mL，规划切除肝叶形态学肝体积和功能性肝体积分别为（784±210）mL和（151±106）mL。16例病人规划预留肝叶功能性肝密度（FLD）和规划切除肝叶FLD分别为0.36±0.12和0.19±0.11，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94， P<0.05）。16例病人规划形态学肝体积切除率和规划功能性肝体积切除率分别为37.8%±0.6%和54.8%±0.2%，两者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720， P<0.05）。（2）PVE后肝脏功能情况：16例病人中，13例完成吲哚菁绿试验（以下简称ICG检查），3例因ICG不耐受未完成ICG检查。13例行ICG检查病人的全肝吲哚菁血清除率（ICG-K）值为（0.15±0.03）/min，规划预留肝叶ICG-K值为（0.07±0.02）/min。16例病人全肝肝细胞GSA摄取速率常数（GSA-K值）为（0.14±0.10）/min，规划预留肝叶GSA-K值为（0.08±0.06）/min。（3）典型病例分析：1例肝门部胆管癌病人，男，46岁，Bismuth Ⅲa型。拟行围肝门切除联合右半肝切除术，影像学评估预留肝叶体积占全肝体积27%。入院血清总胆红素为256 μmol/L，行经皮经肝穿刺胆道引流术。5 d后血清总胆红素下降至118 μmol/L，行PVE栓塞门静脉右前+右后支。PVE后37 d行GSA检查，规划预留肝叶形态学肝体积为559 mL，全肝形态学肝体积为1 461 mL，规划形态学肝体积切除率为61.7%。全肝ICG-K值为0.12/min，规划预留肝叶ICG-K值为0.04/min。规划预留肝叶功能性肝体积为134 mL，全肝功能性肝体积为309 mL，规划功能性肝体积切除率为56.6%。全肝GSA-K值为0.20/min，规划预留肝叶GSA-K值为0.09/min。病人行围肝门切除联合右半肝切除术，获得R 0切除，术后未发生肝衰竭，生存时间为11个月。 结论:GSA检查可用于评估PVE后肝门部胆管癌病人预留肝叶区域功能。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回顾性分析2007年8月至2020年9月收治的4例胆囊切除术后淋巴漏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合并肝硬化，表现为术后新发腹水。腹水中含有肝脏淋巴系统产生的淋巴液和少量乳糜，表现为低甘油三酯（<1.25 mmol/L）。淋巴管造影均未见造影剂向腹腔漏出，均存在胸导管乳糜回流入血异常。1例行单独胸导管探查痊愈；3例胸导管探查+开腹结扎、封堵淋巴管漏漏点，其中2例痊愈，1例腹水控制。本研究显示肝源性淋巴漏应进行专业的淋巴系统影像评估，有助于诊治。早期积极手术，改善淋巴回流，结扎、封堵漏点，能缩短病程，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