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菌群移植（FMT）受体与供体选择的关系，以及不同有效率供体间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的特征。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2018年10月至2019年12月期间，治疗病例数≥30例的粪便捐献者（供体）的资料。收集每位供体对应受体（患者）的FMT治疗后随访8周的疗效，依据每位供体的疗效，将供体分为高效组（有效率>60%，10例）、中效组（有效率30%~60%，6例）和低效组（有效率<30%，4例）3组，检测并比较每组供体菌群结构及粪便短链脂肪酸的含量，分析每组供体疗效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供体与受体疗效的关系。FMT疗效的评价指标包括客观临床有效和（或）主观有效，客观有效=临床治愈+临床改善，主观有效指通过问卷随访为显效+中等疗效。结果:全组20名供体，共治疗病例总数为1 387例，治疗病种包括慢性便秘749例，慢性腹泻141例，炎性肠病（IBD）107例，肠易激综合征（IBS）121例，自闭症83例，其他疾病包括放射性肠损伤、假性肠梗阻、麻痹性肠梗阻、功能性腹胀和过敏性疾病等共186例。高效组、中效组及低效组分别治疗829例、403例及155例患者，3组治疗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不同有效率供体组间菌群丰度（OTU）的比较，高效组最高（330.68±57.28），中效组次之（237.79±41.89），低效组OTU最低（160.60±49.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6.910， P<0.001）。菌群多样性（Shannon指数）的比较，高效组和中效组最高（分别为2.96±0.36和2.67±0.54），低效组较低（2.09±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255， P=0.017）。3组间丁酸含量的比较，高效组最高[（59.20±9.00）μmol/g]，中效组次之[（46.92±9.48）μmol/g]，低效组OTU最低[（37.23±5.03）μmol/g]；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0.383， P=0.001）。而乙酸和丙酸3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全组1 387例患者行FMT治疗，总体不良反应事件418例（30.1%）。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40.6%（63/155）、30.0%（121/403）及28.2%（24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9.568， P=0.008）。低效组、中效组及高效组腹泻发生率分别为7.1%（11/155）、4.0%（16/403）及2.8%（23/82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 2=7.239， P=0.027）。其余各类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FMT治疗结束8周后进行随访，总随访率为83.6%（1 160/1 387），总有效率为58.3%（676/1 160）。各类疾病的有效率分别：慢性便秘54.3%（328/604），慢性腹泻88.5%（115/130），IBD 56.1%（55/98），IBS 55.1%（59/107），自闭症61.6%（45/73），其他疾病50.0%（74/148）。3组间在治疗慢性腹泻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IBD、IBS和自闭症有效率与供体疗效存在正相关趋势，但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治疗慢性便秘和其他疾病上，高效组的治疗有效率最高[分别为65.0%（243/374）和63.2%（55/87）]，中效组次之[分别为49.4%（86/174）和38.1%（16/42）]，而低效组最差[16.1%（9/5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不同供体对不同疾病有效率存在差异，慢性便秘、放射性肠损伤等需要选择供体疗效较高的供体，IBD、IBS和自闭症的疗效也可能与供体有效性有关，而慢性腹泻症疗效与供体无关。供体有效率与并发症的发生率成负相关，肠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及丁酸含量可能影响供体的疗效。

目的:采用宏基因组测序比较乙型肝炎肝硬化伴或不伴有腹水患者肠道菌群物种及代谢通路差异，并探讨差异菌群与临床指标及代谢通路间相关性。方法:在前期16S rRNA研究样本中选择20例乙型肝炎肝硬化（HBLC）患者[10例无腹水(HBLC-WOA)，10例伴腹水(HBLC-WA)]及5名健康人作为健康对照（HC），对其肠道菌群样本进行宏基因组测序。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及Spearman检验发现差异菌群及代谢通路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1）3组间肠道菌群的总体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R = 0.19, P = 0.018）；在门水平上，HC组厚壁菌门的丰度最高，而变形菌门的丰度较低；肝硬化患者伴随腹水的出现，厚壁菌门丰度显著下降（ Pfdr < 0.01)，而变形菌门丰度显著增加（ Pfdr < 0.01);（2）LEfSe分析表明29个菌属（HBLC-WA组18个，HBLC-WOA组11个）在疾病组中发挥主要作用。肠道菌群与临床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HBLC-WA组的未分类肠杆菌、克雷伯菌属以及HBLC-WOA组的肠杆菌属与Child-Turcotte-Pugh（CTP）评分、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评分呈正相关，与白蛋白、血红蛋白水平呈负相关（ P值均< 0.05）；且HBLC-WA组的埃希菌属和志贺菌属与CTP评分呈正相关（ P < 0.05）;（3）关键差异KEGG通路与29个特定菌属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在脂质代谢通路中，肠杆菌科菌属与花生四烯酸、α-亚麻酸、甘油脂代谢及脂肪酸降解呈正相关；在氨基酸代谢通路中，多数肠杆菌科菌属与支链氨基酸降解正相关，与芳香族氨基酸生物合成呈负相关。 结论:肠杆菌科细菌在HBLC-WA患者肠道中明显增加，影响肝脏的储备功能，并与脂质、氨基酸代谢通路密切相关。因此，对乙型肝炎肝硬化患者尤其是伴有腹水的患者应注意调节肠道菌群，预防并发症，改善患者的预后。

目的:对高尿酸血症(hyperuricemia，HUA)患者和健康对照人群的肠道菌群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探索肠道菌群与高尿酸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2021年健康体检人群中招募63名成年志愿者，其中HUA患者25例，健康对照人群38例，采集他们的粪便样本，通过使用全长16S rRNA测序技术，对所有受试者粪便样本进行分析，研究不同尿酸水平人群的肠道菌群构成特征。结果:HUA组与健康对照组肠道菌群的整体组成存在差异，α多样性指数在HUA组明显降低，β多样性分析可以看出两组间存在明显差异。在菌群组成上，HUA组表现为拟杆菌门增多，厚壁菌门降低。通过LEfSe差异分析，发现HUA组具有独特的菌群结构，以普拉梭菌(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为代表的多种短链脂肪酸(SCFAs)产生菌明显降低；唾液链球菌( Streptococcus salivarius)、脆弱拟杆菌( Bacteroides fragilis)、 Fusobacterium hwasookii、 Flavonifractor plautii、黏液分枝杆菌( Mycobacterium mucogenicum B)、 Blautia sp003287895在HUA组明显升高。此外，通过PICRUSt2功能基因预测发现HUA组人群肠道菌群短链脂肪酸合成途径等相关代谢降低，与特有的菌群结构一致。 结论:HUA人群与健康对照人群比较，存在特有的肠道菌群构成和代谢特征。

目的:基于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分析成人隐匿性自身免疫糖尿病（LADA）患者肠道菌群的特征。方法:本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9月到2020年10月就诊于山西省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内分泌科的LADA及2型糖尿病（T2DM）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从该院体检中心同期体检的人群中选取健康人群作为正常对照（NCP）者。收集研究对象谷氨酸脱羧酶抗体（GADA）、蛋白酪氨酸磷酸酶2抗体（IA-2A）等，收集研究对象粪便16S rRNA基因序列。使用微生物组分析软件QIIME（version 1.8.0）分析反映肠道菌群丰富性和多样性的alpha多样性指标和反映组间结构相似性的Beta多样性指标，采用 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Mann‐Whitney U检验或Kruskal-Wallis H检验、χ 2检验进行组间比较，基于PICRUST分析微生物功能基因和代谢预测途径的变化特征，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肠道菌群与各生化及免疫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共纳入42例研究对象，NCP组14名，T2DM组14例，LADA组14例。3组间的alpha多样性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Beta多样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NCP组相比，LADA组的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属如毛螺菌属（ Lac_Lachnospira）、罗氏菌属（ Lac_Roseburia）、瘤胃球菌属（毛螺菌科）［ Lac（ Ruminococcus）］均降低（ P<0.05），与T2DM组相比，LADA组的瘤胃球菌属（毛螺菌科）降低（ P<0.05）。与NCP组相比，LADA组的苯丙氨酸合成、初级胆汁酸生物合成、次级胆汁酸生物合成等代谢预测功能途径降低（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GADA抗体滴度与瘤胃球菌属（毛螺菌科）呈负相关（ r=-0.44），与普雷沃菌属（ r=0.38）、小类杆菌属（ r=0.34）、瘤胃球菌属（瘤胃球菌科）（ r=0.53）均呈正相关（均 P<0.05）；IA-2A抗体滴度与巨球菌属呈正相关（ r=0.13， P<0.05）。 结论:LADA患者存在较为特异的肠道微生物群结构，并伴随着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属如毛螺菌属、罗氏菌属和瘤胃球菌属（毛螺菌科）的减少，以及苯丙氨酸合成、胆汁酸生物合成等重要的生物功能基因和代谢预测途径的降低。此外，LADA患者胰岛自身抗体与瘤胃球菌属（毛螺菌科）、普雷沃菌属和小类杆菌属等菌属具有相关性。

目的:探索肠道菌群与血清二胺氧化酶(diamine oxidase，DAO)水平之间的相关性，对DAO高水平(DAO-H)人群和正常人群的肠道菌群特征进行差异性分析。方法:在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学中心2021年健康体检人群中招募62名成年志愿者，其中DAO-H人群31名，正常人群31名，采集粪便样本，通过使用16S rRNA全长基因测序技术，对所有受试者粪便样本进行分析，研究不同DAO水平人群的肠道菌群构成特征。结果:DAO-H人群肠道菌群α多样性与正常人群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菌群结构和功能改变：共生细菌减少，如 Phocaeicola、拟杆菌科细菌等；潜在致病菌增加，如肺炎克雷伯菌。DAO-H组的菌群代谢发生变化，菌群鞘脂代谢水平降低，万古霉素类抗生素生物合成(biosynthesis of vancomycin group antibiotics)、叶酸一碳库(one carbon pool by folate)、萜类骨架生物合成(terpenoid backbone biosynthesis)、细胞周期-Caulobacter(cell cycle-Caulobacter)、蛋白质输出(protein export)、碱基切除修复(base excision repair)、氮代谢(nitrogen metabolism)水平较正常组升高。 结论:血清中DAO-H人群与正常人群比较，存在特有的肠道菌群构成与菌群代谢特征。

肝硬化并发症的管理是改善肝硬化患者临床结局的重要措施。临床医师除了关注常见或危急并发症外，也需要关注血小板减少症、门静脉血栓(PVT)形成等并发症，才能为肝硬化患者提供完整的病情评估和全面的治疗。为此，本期执行主编徐小元教授组织了重视肝硬化"易被忽视"并发症的重点，并对肝硬化"易被忽视"并发症的诊治现状进行了评述（徐京杭等，第481 ~ 483页）。PVT是肝硬化较常见的并发症，丁惠国教授等系统地分析了Janus激酶/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子信号通路活化、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表达增加、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三甲胺-N-氧化物在肝硬化PVT形成中的作用，指出它们可能是肝硬化性PVT防治的新靶点（王宇威等，第484 ~ 488页）。肝硬化并发血小板减少症（TCP）可引起患者的出血风险增加和侵入性操作后的高出血风险，关玉娟教授等总结了肝硬化并发TCP的主要机制以及相应的临床管理策略（李剑萍等，第489 ~ 492页）。低白蛋白血症是失代偿期肝硬化的重要临床特征之一，其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对于其正常生理作用至关重要，由此提出了"有效白蛋白浓度"的概念。谢雯教授等介绍了有效白蛋白的检测方法及其最新检测技术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和电子顺磁共振的原理及其在有效白蛋白检测中应用的新进展（李梦琪等，第493 ~ 496页）。

肠道菌群对机体代谢起重要的调控作用，减重手术作为目前治疗肥胖及其合并症最有效的方法能够显著改变肠道菌群。术后肠道菌群的变化具有时空特异性，术后不同时间点上和不同肠段中的菌群组成与结构不尽相同。减重术后肠道菌群改变的原因可能在于手术引起的胃肠道解剖及相应生理功能的变化。通过移植术后菌群发现肠道菌群参与减重手术改善代谢，其中的机制可能和菌群-宿主相互作用的众多分子途径有关。同时，术后肠道菌群的变化还与减重手术患者的预后相关。此外，减重术后所引起的菌群变化不仅与改善肥胖和代谢有关，还可能存在潜在危害，其中减重手术后的营养吸收不良与肠道菌群的改变密切相关。因此，阐明减重术后肠道菌群的变化特征及相关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菌群在减重手术中的作用和影响，本文为此作一综述。

目的:分析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特征及益生菌的干预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纳入收住我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的脓毒症患儿34例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予以常规治疗(常规组，A组， n＝17)，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益生菌组，B组， n＝17)，同时选取健康儿童20例作为对照组(C组)。入组24 h内记录所有脓毒症患儿的一般情况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并于入组后5～7 d，采集患儿的粪便样本，同期留取健康患儿粪便样本，运用高通量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进行肠道菌群检测，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预测肠道菌群功能，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α多样性指数及β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两组脓毒症患儿肠道菌群的丰度均较健康儿童明显下降，同时菌群的个体差异也呈加大趋势，但是服用益生菌后，上述指标得到了显著改善( P<0.05)；在菌门水平上，常规治疗组的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比例最低，变形菌门的数量明显增加( P<0.05)；在菌属水平上，肠球菌成为常规治疗组中的优势菌种，而在益生菌组中双歧杆菌、普氏粪杆菌及丹毒丝菌、扭链胃球菌的比例明显提高( P<0.05)；益生菌组与常规组相比，两者在线粒体合成、外泌体、mRNA转录降解及半胱氨酸代谢等通路的丰度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下降，结构稳定性差，同时拟杆菌减少伴变形杆菌增多，而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后可增加患儿双歧杆菌及普氏粪杆菌等有益菌的比例，减少肠球菌等机会致病菌的数量，其差异性代谢通路可能与益生菌的作用机制相关。

目的:分析不同严重程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丰度及结构组成等特征，并初步探讨其在OSAHS发生发展过程中的潜在作用。方法:纳入2018年12月至2019年9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体检中心的27名健康志愿者［男19例，女8例，年龄22~78（44.4±2.7）岁，简称N组］和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确诊的100例OSAHS患者［男86例，女14例，年龄19~78（49.1±1.3）岁］，收集相关睡眠监测数据及病史资料，根据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分级和有无并发症将OSAHS患者分为单纯轻度组（简称L组）、单纯中度组（简称M组）、单纯重度组（简称S组）和重度并发症组（简称Sc组），运用16S rRNA高通量测序技术对肠道菌群进行特征分析，生物信息学相关统计用QIIME2软件进行分析，临床资料采用SPSS 25.0软件统计分析。结果:各组间肠道菌群Alpha和Beta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门水平分析，OSAHS各组拟杆菌门菌群相对丰度较N组低（N：24.96%，L：18.31%，M：12.95%，S：15.78%，Sc：16.48%）。属水平分析，拟杆菌属（N组：16.03%，L组：10.82%，M组：9.79%，S组：9.29%，Sc组：8.25%）和粪杆菌属（N组：11.21%，L组：10.42%，M组：10.21%，S组：8.54%，Sc组：6.27%）的相对丰度与OSAHS疾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 r值分别为-0.887、-0.945）。而双歧杆菌属（N组：3.20%，L组：2.47%，M组：4.10%，S组：4.93%，Sc组：6.27%）和布劳特氏菌属（N组：2.52%，L组：3.59%，M组：3.81%，S组：4.11%，Sc组：5.86%）相对丰度与OSAHS疾病严重成正相关（ r值分别为0.916、0.940）。与S组相比，Sc组的罗氏菌属（S组：10.22%，Sc组：6.65%）相对丰度降低，志贺菌属（S组：4.64%，Sc组：10.01%）相对丰度升高。冗余分析（RDA分析）示AHI、最低血氧饱和度（SpO 2min）、平均血氧饱和度（SpO 2mean）及最长呼吸暂停时间（Tmax）等指标与肠道菌群整体丰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不同菌属菌群丰度与睡眠监测各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OSAHS患者存在肠道菌群紊乱，主要为产生短链脂肪酸的益生菌相对丰度降低和致病菌的增多，提示其可能与OSAHS的发生发展有关。

人类肠道中复杂的微生物群落与宿主共存以维持体内平衡。通过宏基因组学、代谢组学分析，肠道菌群结构、多样性失衡，某些细菌的成分、代谢产物以及其介导的信号通路参与了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尤其是在多病共存的老年人群中，肠道微生物是影响衰老相关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老年人治疗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从老年人群的肠道菌群组成、与宿主的相互作用、常见老年人疾病菌群特征、致病机制方面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