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香青兰总黄酮(total flavonoids of Dracoceph-alum Moldavica L.,TFDM)抗大鼠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及三甲胺氮氧化物(trimethylamine N-oxide,TMAO)加剧的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炎症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高脂饲料喂养联合腹腔注射维生素D3的方法建立SD大鼠AS模型,分为对照组、模型组、辛伐他汀组(15 mg·kg-1)、TFDM 组(60、30、15 mg·kg-1),建模同时进行给药处理,持续8周.生化检测方法检测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HE染色检测主动脉组织病理变化,ELISA试剂盒检测血清中TMAO、IL-1β、IL-6及肝脏组织中TNF-α的表达,Western blot法检测主动脉中JAK、STAT、TNF-α蛋白的表达.此外,体外培养RAW264.7巨噬细胞,采用LPS+TMAO建立巨噬细胞炎症模型,TFDM(100、50、25 mg·L-1)进行干预.CCK-8测定细胞活力及增殖,RT-qPCR法检测细胞中 TNF-α、IL-6、JAK、STAT mRNA 的表达.结果 TFDM可明显下调大鼠血清TC、TG、LDL-C水平及血清TMAO、IL-1β、IL-6和肝脏TNF-α的水平,减少主动脉的斑块沉积,下调主动脉中TNF-α、JAK、STAT的蛋白表达.此外,TFDM干预可明显下调TNF-α、IL-6、JAK、STAT mRNA的表达及JAK、STAT蛋白的表达.结论 TFDM可降低血清中TMAO的含量,从而抑制JAK/STAT炎症信号通路,减缓炎症的发生,发挥抗AS作用.

失代偿性肝硬化、重型肝炎等终末期肝病的最终治疗手段是肝移植，该过程中肌少症发病率高达43.4%。肌少症会明显增加术后并发症、延长住院时间、缩短术后生存时间，严重影响患者预后。目前主要通过术前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计算第三腰椎平面骨骼肌含量来评估肌少症。现有研究证明，肝移植患者存在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和代谢紊乱导致的蛋白质合成率降低，已发现的肝-肌轴介质（如高氨血症、低生长激素和睾酮、内毒素血症等）、潜在的介质（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肠道菌群在肝移植相关肌少症中发挥重要作用。文中回顾了肝移植围术期肌少症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临床实践认为，采取合理的营养素和激素补充、个性化的阻抗锻炼、阻断肝-肌轴介质通路等联合治疗手段，提高临床医生对肌少症的重视程度，可能改善甚至逆转肌少症，有效减少患者围术期并发症，提高患者术后长期预后。

肠道菌群(GM)自出生以来便寄居在宿主的肠道内，通过肠-肝轴来实现肠道与肝脏的交流，参与宿主的免疫、代谢等生命活动。补体系统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免疫调控者，也参与维持GM在体内的稳态，以促进正常生理活动的进行。近年来，GM对肝脏疾病进展的影响引起了广泛关注，使得肝肠对话成为了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就GM通过补体系统介导机体病理生理改变以及补体系统如何维持GM稳态两方面阐述补体与GM在肝肠对话中的作用与意义。

目的:探索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对SAE大鼠的神经保护作用。方法:30只SD大鼠分为假手术、SAE、SAE+FMT、SAE+FMT+ NF-κB激动剂，SAE+FMT+NLRP3激动剂组。通过16S rRNA测序、神经行为学评分、水迷宫测试、尼氏染色、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和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等分析大鼠肠道菌群，神经功能及炎症反应改变。采用SPSS软件对组间多样本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比较采用Tukey检验。结果:①与假手术组相比，SAE大鼠α多样性降低（ P<0.01），而FMT治疗后的SAE大鼠的α多样性升高（ P<0.05），SAE组有益菌Bacteroidete，Clostridiales相比假手术组减少，FMT后增加。②与假手术组相比，SAE大鼠mNSS降低（ P<0.01），学习记忆能力降低（ P<0.01），海马CA1区神经元数量减少（ P<0.01），而FMT治疗后的SAE大鼠的mNSS评分提高（ P<0.01），学习记忆能力增加（ P<0.05），神经元数量增加（ P<0.05）。③与假手术组相比，SAE组大鼠肝肾功能指标、炎症相关因子、血脑屏障蛋白、NLRP3通路蛋白、NF-κB通路蛋白表达增加（ P<0.05），FMT降低以上指标（ P<0.05），④ NF-κB和NLRP3激动剂干预后抵消了FMT的作用（ P<0.05）。 结论:FMT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并抑制脑内NF-κB/NLRP3信号通路。这为SAE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见解，同时强调了在临床治疗中考虑肠道微生物的重要性。

胆汁淤积性肝病是儿童肝脏的主要疾病，也是引起儿童死亡和残疾的重要病因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多项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群通过调节代谢和免疫反应在胆汁淤积性肝病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该病的进展也可能影响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从而加剧胆汁淤积的进程。该文重点阐述儿童肠道微生物与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相关性，并对其在胆汁淤积性肝病的发病机制及治疗中影响等相关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健康肠道的完整黏膜屏障是阻止物质易位的防线。目前动物模型和人类病理学研究证明，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变化与肝病的发生和治疗有着密切的联系。该文就肠黏膜屏障的组成、其与肝损伤的关系以及潜在治疗靶点作一综述。

肝脏具有显著的再生能力，是恢复肝功能的关键，但在严重或慢性肝损伤的情况下，这种再生能力会受到限制。因此，寻找促进肝脏再生的新方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近年来，肠道菌群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肠道菌群不仅影响消化系统的健康，还通过"肠-肝轴"对肝脏功能产生重要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的失衡与多种肝脏疾病的发展有关，对肠道菌群的调节可以成为治疗肝病的潜在手段。研究肠道菌群在肝再生中的作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肝脏疾病的发病机制，还可能为开发新的治疗策略提供基础。

目的:探讨经自然腔道取标本（NOSES）的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术前经肠镜病理证实为恶性肿瘤，或虽为良性肿物但无法局部切除或经肛切除者；（3）预期能达到R 0切除；（4）术前评估肿瘤长径≤5 cm，或虽肿瘤长径>5 cm但与肠管长轴平行，预计标本能够从肛门拖出。排除合并肠梗阻、穿孔、出血或远处转移者以及存在腹腔镜手术禁忌证或既往有腹部大手术或粘连病史者。回顾性收集2016年3月至2019年7月期间，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胃肠外科行NOSES机器人直肠肿瘤手术的162例患者病例资料。其中，男性患者94例，女性患者68例，年龄（57±13）岁，体质指数为（23.5±3.2）kg/m 2，肿瘤下缘距离肛缘距离为（8.2±2.9）cm。采用5孔法放置机器人Trocar，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TME），左结肠动脉常规予以保留。经肛门置入腔镜无菌套，套内将切除标本经肛门拖出。观察手术安全性指标（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等）和肿瘤根治性指标（淋巴结检出数、转移阳性淋巴结数以及阳性切缘情况等）。 结果:162例患者均完成机器人NOSES，无中转开腹病例。手术时间为（188.7±79.8）min，术中出血量为（47.1±33.2）ml。肿瘤长径为（3.4±1.5）cm，最大为12 cm。按照手术方式统计，154例患者行TME术，1例患者为TME并肝转移瘤切除，1例TME并横结肠部分切除，2例TME并卵巢切除，2例TME并子宫切除，1例因左肾血管平滑肌瘤行TME并左肾部分切除，1例因术中左侧输尿管损伤行TME并左侧输尿管修补。所有患者均经直肠取出标本。行预防性回肠双腔造口率为6.8%（11/162）。淋巴结检出（14.9±5.1）枚。术后病理检查显示，156例为腺癌，其中Tis期1.3%（2/156）、T 1期9.0%（14/156）、T 2期26.3%（41/156）、T 3期35.9%（56/156）、T 4期27.6%（43/156）。34.6%（54/156）的腺癌患者有淋巴结转移，1例同时性肝转移。所有病例环周切缘（包括上下切缘）均为阴性。术后患者的进食时间为（4.2±4.1）d，术后住院天数为（11.4±7.7）d。术后总并发症发生率为12.3%（20/162），吻合口漏发生率4.9%（8/162）。4例（2.5%）因吻合口漏后行回肠造口。术后90 d内，无肛门功能异常及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NOSES治疗直肠肿瘤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及安全性。

肠-肝轴是肠道与肝脏间的双向联系，肠道将肠源性产物运输至肝脏调节肝脏功能，肝脏分泌胆汁酸和其他生物活性介质与肠道相互作用。长期饮酒可影响肠-肝轴的多个环节，如破坏肠黏膜屏障、诱导肠道微生物群失衡并引起胆汁酸代谢异常等，其通过菌群移位和糖脂代谢异常等途径介导肝脂肪变性和促炎环境，参与酒精性肝病的发生、发展。针对肠-肝轴的干预手段可用于控制疾病进展，噬菌体、益生菌、粪菌移植、非吸收性抗生素，以及调节胆汁酸代谢和相关信号通路的治疗措施已应用于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并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

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SC)是一种慢性、进展性、淤胆性肝脏疾病，IBD是一类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两者多合并存在。PSC合并IBD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严重限制了同时治疗两种疾病的靶向药物研发。现概述PSC合并IBD基于肠-肝轴的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并简述新型熊去氧胆酸、抗生素、粪菌移植和免疫抑制剂等新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