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主动筛查在早期肺癌诊治中的作用及健康管理建议。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胸外科具有完整人口社会学、临床信息及病理影像学特征的2 056例肺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按术前就诊原因分为主动筛查组1 082例，被动就诊组974例，分析两组肺癌手术患者人口社会学、临床信息及病理影像学特征的差异，并探讨主动筛查组人群健康管理要点。结果:2016年1月—2019年12月，主动筛查组人数占两组总人数的比例由36.1%升至54.2%，主动筛查组中CT检查发现肺癌的患者构成比由82.2%上升至96.8%。主动筛查组中女性、非吸烟者、腺体前驱病变、腺癌、0期患者、Ⅰ期患者、病变直径（d）≤1 cm、1 cm

糖类抗原72-4(CA72-4)是目前临床上应用较多的1种肿瘤标志物，最早用于胃癌和卵巢癌的辅助诊断和病情监测，可单独或联合其他肿瘤标志物用于结直肠癌、胰腺癌、肺癌、乳腺癌等恶性肿瘤的诊断和随访监测。然而，在临床实践中，CA72-4诊断恶性肿瘤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均偏低，其水平在胃肠息肉、2型糖尿病、结缔组织病等良性疾病，以及服用秋水仙碱、灵芝孢子等药物时也可升高，可能对临床决策产生误导。因此，应重新认识CA72-4的应用价值，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决策和肿瘤筛查。

中国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居所有恶性肿瘤之首，2015年中国新发肺癌病例约为78.7万例，其中大部分肺癌于发现时就已处于中晚期。随着高分辨率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发展和普及，越来越多的早期肺腺癌在筛查中被发现。早期肺腺癌的影像学常表现为含有磨玻璃成分的部分实性结节。结节的影像学表现虽然并不能精准的预测结节的病理类型，但实性成分和磨玻璃成分仍然对病理有一定的提示作用，部分实性结节实性成分的最大径比整个结节的最大径能更好的区分预后。随着分子影像学和分子病理学的发展，部分实性结节的影像学表现与侵袭性关系越来越受关注。部分实性结节性质特殊，相较于纯磨玻璃结节其性质活跃，易进展迅速；而相较于纯实性结节，其侵袭性不足，淋巴结转移率低且预后较好。目前，国际上推荐对高度怀疑恶性的部分实性结节采取主动干预的措施。文章聚焦于部分实性结节的诊断和治疗，从结节的分期、随访、手术治疗、基因检测和免疫治疗方面作一系统阐述。

目的:探讨智能配餐系统联合膳食习惯授权赋能教育干预在晚期肺癌营养风险筛查高风险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方法:选取2019年4月至2021年4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确诊的80例晚期肺癌患者，根据入院顺序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的营养指导，观察组采用智能配餐系统联合膳食习惯授权赋能教育干预，均持续行护理干预3个月。分别于护理干预前后，采用饮食依从态度量表评估患者的饮食态度与行为的变化；采用主观整体营养状况评价量表(PG-SGA)评估患者的营养状况变化；抽取患者的清晨空腹静脉血检测血清白蛋白(ALb)、血红蛋白(Hb)、铁蛋白(Fer)水平评估患者营养水平变化。结果: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接受态度、健康态度、自理态度以及社会限制态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的体重、症状、摄食情况、活动和身体功能、疾病与营养需求、代谢需要、体格检查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均 P<0.05)；观察组的血清ALb、Hb、Fer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5)。 结论:智能配餐系统联合膳食习惯授权赋能教育可有效改变晚期肺癌营养筛查高风险患者的饮食行为和态度，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

目的:探讨深度学习重建（DLR）较混合迭代重建（Hybrid IR）在改善胸部低剂量CT（LDCT）图像质量方面的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行胸部LDCT体检或因肺内结节定期复查的77例患者。对所有入组患者的影像资料进行不同算法重建，获得标准级别Hybrid IR图像、标准和强级别DLR图像。在3种图像的肺实质、主动脉、肩胛下肌及腋下脂肪内选取感兴趣区并测量其CT值和标准差，用于计算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同时，由2名影像医师按照Likert 5分量表法对图像质量进行主观评分，且记录肺磨玻璃结节（GGN）的数量，并对其显示情况进行评分。2名医师评分不一致时由第3名医师评分决定。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对3种图像的主观和客观评分进行分析，若总体存在差异，则用Bonferroni校正检验进行组内两两比较。结果:3种图像在肺实质、主动脉、肩胛下肌及腋下脂肪处的CT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图像噪声、SNR和图像的CN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其中标准级别Hybrid IR图像、标准和强级别DLR图像的CNR分别为0.71（0.49，0.88）、1.06（0.78，1.32）和1.14（0.84，1.48）。标准级别和强级别DLR图像均较标准级别Hybrid IR图像的主观和客观噪声低及SNR和CNR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在对主要解剖结构（肺裂、肺血管、气管和支气管、淋巴结、胸膜和心包）和GGN的显示上，标准级别和强级别DLR图像评分明显优于Hybrid IR图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与Hybrid IR相比，DLR可以明显降低LDCT图像的噪声，且对GGN的显示良好，有助于在较低辐射剂量水平时保证图像质量，从而改善采用CT行肺癌筛查及肺结节随访的安全性。

肺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居全世界癌症第一位。由于胸部CT的普及和肺癌筛查建议的实施，早期周围型肺癌的检出率逐年增加。目前外科手术仍然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标准治疗，但由于患者高龄、合并基础疾病或拒绝手术等原因，还需要其他非外科手术治疗方案。立体定向放疗和经皮热消融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随着支气管镜腔内超声技术、虚拟支气管镜导航、电磁导航技术和人工智能气管镜机器人技术的发展，支气管镜下消融技术将成为治疗早期周围型肺癌的新方法。

目的:探索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接受靶向免疫检查点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PD-1）及其配体（PD-1 ligand，PD-L1）的免疫治疗的疗效预测标志物，以及分析其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之间的关系。方法:（1）从GEO数据库中下载来源于两个独立临床队列的55例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的NSCLC患者的基因表达谱数据和相关临床数据，采用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筛选与无进展生存时间（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相关的基因。（2）选取2016年4月至2019年8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CICAMS）中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前的NSCLC患者26例病理组织标本，采用免疫组化方法验证筛选基因的预测价值。（3）利用从TCGA数据库中下载的NSCLC基因表达谱数据，分析疗效预测标志物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中PD-L1和浸润性免疫细胞之间的关系。结果:单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只有T细胞表面糖蛋白CD3γ链（CD3G）在GEO数据库的两个临床队列中均为NSCLC患者PFS的风险预测基因（GSE93157： P=0.049；GSE136961： P=0.034）。进一步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CD3G高表达组，PFS显著延长（ P=0.012）。CICAMS临床队列的生存分析结果也证明CD3G高表达的NSCLC患者在接受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后，预后更好（ P=0.001）。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也显示CD3G是PFS的独立预测因子（单因素： P=0.002；多因素： P=0.001）。肿瘤免疫微环境分析结果显示CD3G不仅与PD-L1表达呈正相关（肺腺癌： r=0.44， P < 0.001；肺鳞癌： r=0.37， P < 0.001），而且与CD8 + T细胞的浸润水平呈正相关（肺腺癌： r=0.13， P=0.002；肺鳞癌： r=0.70， P < 0.001）。CD3G也与CD8 + T细胞趋化因子CCL5、CXCL9、CXCL10和CXCL11的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CD3G高表达的NSCLC患者抗PD-1/PD-L1免疫单药治疗后，临床获益更高。CD3G具有作为NSCLC患者免疫治疗疗效预测标志物的潜力。

制定符合中国国情、多学科共同参与的肺癌临床诊疗指南，对规范防治措施、提高中国肺癌诊治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提高我国肺癌的诊疗水平、改善患者的预后、给各级临床医师提供专业的循证医学意见，中华医学会组织呼吸内科、肿瘤内科、胸外科、放疗科、影像科和病理科专家，整合近年来肺癌病理、基因检测、免疫分子标志物检测和治疗手段等方面的新进展，并同时考虑中国的实际国情和诊治的可及性，结合国际指南和中国国情，制定了中国肺癌临床诊疗指南，旨在为专业的各级临床医师提供循证、指导性意见。指南的内容覆盖肺癌的筛查、诊断、病理、治疗和随访情况等。

目的:探索如何利用遗传风险评分，制订个体化的肺癌筛查方案。方法: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队列10个地区100 615例具有全基因组基因分型信息的样本，根据前期课题组发表的19个遗传变异构建肺癌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PRS-19。以55岁且吸烟剂量30包/年人群的5年绝对发病风险为参考届值，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中分别计算不同遗传风险人群5年肺癌绝对发病风险随年龄和吸烟剂量的变化趋势，并绘制5年绝对发病风险分布图，从而判断不同遗传风险人群达到参考界值时的理论年龄或吸烟剂量。根据上述结果给出不同遗传风险人群参加肺癌筛查起始年龄的具体建议。结果:CKB队列中55岁吸烟者，当吸烟量为30包/年时，5年内发生肺癌的绝对风险为0.67%。在吸烟者中，随着遗传风险增加，其5年绝对发病风险呈不断上升趋势，对于高遗传风险人群应降低筛查起始年龄，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建议从50岁开始进行筛查；若保持筛查起始年龄55岁不变，则应在高遗传风险人群中降低吸烟剂量标准；不管累积吸烟剂量为多少，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都应纳入肺癌筛查。在非吸烟者中，高遗传风险人群同样具备筛查价值，建议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从62岁起进行肺癌筛查，而对于遗传风险最低的5%人群，当年龄达到74岁时才可达到参考届值。结论:对于不同遗传风险的个体，可采用个体化的肺癌筛查方案，对于高遗传风险的吸烟者可减小肺癌筛查起始年龄或吸烟剂量，而我国高遗传风险的非吸烟者同样具备筛查价值。

肺癌是我国发病率和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约70%为周围型肺癌。早筛查、早诊断及早治疗是提高患者生存期最有效的方法。周围型肺癌的介入诊断和治疗是介入呼吸病学的主战场之一，近年来开发出很多新的诊断和治疗新方法、新技术、新设备，需要充分合理应用，加强和提高介入呼吸病学在周围型肺癌诊疗的适应范围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