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EOS-AECOPD)住院患者的临床特征，并构建列线图模型。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法，收集遂宁市中心医院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住院患者495例。经纳入和排除标准筛选后，共有304例患者符合本次研究的条件。以血嗜酸性粒细胞(EOS)0.3×10 9/L作为截断值分为2组，EOS-AECOPD组98例，非嗜酸性粒细胞增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NEOS-AECOPD)组206例。收集2组患者人口学指标、基础疾病情况、临床症状、肺功能指标、血气指标、血常规、肝肾功能及胸部CT结果等。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共线性分析，然后纳入差异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最后采用Nomogram及相关曲线可视化和验证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结果:EOS-AECOPD组男24例，女74例，年龄(71.23±9.08)岁；NEOS-AECOPD组男48例，女158例，年龄(71.55±9.51)岁。EOS-AECOPD组原发性高血压发病率[44.9%(44/98)比34.5%(71/206)， χ2＝3.07， P＝0.080]、血淋巴细胞计数[1.42(1.12，1.97)×10 9/L比1.25(0.96，1.62)×10 9/L， Z＝2.87， P＝0.004]高于NEOS-AECOPD组，血中性粒细胞计数[(5.40±2.21)×10 9/L比(6.13±3.78)×10 9/L， t＝1.77， P＝0.078]、血中性粒细胞比例[71.48% (63.28%，77.29%)比77.50% (69.10%，85.10%)， Z＝5.21， P<0.001]、血尿素氮[(6.04±1.75) mmol/L比(6.59±2.43) mmol/L， t＝2.00， P＝0.047]、谷草转氨酶[(21.41±10.20)U/L比(28.38±11.26)U/L， t＝2.00， P＝0.047]、直接胆红素[(4.08±1.87)μmol/L比(4.82±2.73)μmol/L， t＝2.41， P＝0.016]和总胆红素水平[(10.02±4.09)μmol/L比(11.28±5.33)μmol/L， t＝2.06， P＝0.040]低于NEOS-AECOPD组。以方差膨胀因子>10作为高共线性截断值，进行共线性分析后，剔除血中性粒细胞计数和总胆红素，将剩余的6个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原发性高血压、血中性粒细胞比例和谷草转氨酶水平是EOS-AECOPD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效应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17，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716。DCA曲线显示Nomogram的风险阈值在0.09～0.67时该模型的预测净获益>0。 结论:EOS-AECOPD患者更易合并原发性高血压，其血中性粒细胞和谷草转氨酶水平低于NEOS-AECOPD患者。

目的:探索如何利用遗传风险评分，制订个体化的肺癌筛查方案。方法:利用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KB）队列10个地区100 615例具有全基因组基因分型信息的样本，根据前期课题组发表的19个遗传变异构建肺癌多基因遗传风险评分PRS-19。以55岁且吸烟剂量30包/年人群的5年绝对发病风险为参考届值，在吸烟者和非吸烟者中分别计算不同遗传风险人群5年肺癌绝对发病风险随年龄和吸烟剂量的变化趋势，并绘制5年绝对发病风险分布图，从而判断不同遗传风险人群达到参考界值时的理论年龄或吸烟剂量。根据上述结果给出不同遗传风险人群参加肺癌筛查起始年龄的具体建议。结果:CKB队列中55岁吸烟者，当吸烟量为30包/年时，5年内发生肺癌的绝对风险为0.67%。在吸烟者中，随着遗传风险增加，其5年绝对发病风险呈不断上升趋势，对于高遗传风险人群应降低筛查起始年龄，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建议从50岁开始进行筛查；若保持筛查起始年龄55岁不变，则应在高遗传风险人群中降低吸烟剂量标准；不管累积吸烟剂量为多少，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都应纳入肺癌筛查。在非吸烟者中，高遗传风险人群同样具备筛查价值，建议遗传风险最高的1%人群从62岁起进行肺癌筛查，而对于遗传风险最低的5%人群，当年龄达到74岁时才可达到参考届值。结论:对于不同遗传风险的个体，可采用个体化的肺癌筛查方案，对于高遗传风险的吸烟者可减小肺癌筛查起始年龄或吸烟剂量，而我国高遗传风险的非吸烟者同样具备筛查价值。

目的:总结1990-2019年4个食管癌高发国家的食管癌疾病负担变化趋势以及3种常见食管癌危险因素的死亡归因占比，为食管癌防控提供参考。方法: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版公开数据库和可视化平台，对全球及4个食管癌高发国家（中国、伊朗、俄罗斯和南非）1990-2019年食管癌发病、死亡及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的绝对数或年龄标准化率进行描述。利用Joinpoint回归模型进行时间趋势分析，计算食管癌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及年龄标准化DALY率的年度变化百分比（APC）和平均年度变化百分比（AAPC）。比较2019年3种食管癌常见危险因素（吸烟、饮酒和低水果摄入）的死亡归因占比，分析全球及4个国家危险因素人群归因分数（PAF）的差异。绘制拟合曲线，分析不同社会人口指数（SDI）水平下食管癌发病与死亡情况。结果:1990-2019年，全球及4个食管癌高发国家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年龄标准化死亡率和年龄标准化DALY率整体均呈现下降趋势。中国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从1990年的21.0/10万下降至2019年的13.9/10万（AAPC＝-1.4%，95% CI -1.3%~-1.1%），年龄标准化死亡率从22.1/10万下降至13.1/10万（AAPC＝-1.8%，95% CI -1.9%~ -1.7%），年龄标准化DALY率从507.0/10万下降至227.5/10万（AAPC＝-2.1%，95% CI -2.2%~ -1.9%），降低速度远超其他3个国家。中国男性和俄罗斯男性因吸烟和饮酒导致的食管癌死亡占比均高于全球男性平均水平（吸烟PAF：59.2%、56.7%比51.2%；饮酒PAF：29.7%、38.3%比28.4%）。俄罗斯女性因饮酒导致的食管癌死亡占比高于全球女性平均水平（PAF：14.9%比7.3%）。而在南非的男性和女性中，低水果摄入的食管癌死亡归因占比均远高于全球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男性PAF：20.8%比9.8%，女性PAF：21.3%比11.7%）。我国和南非的年龄标准化发病率和死亡率始终高于同等SDI水平的期望水平，伊朗始终低于期望水平，俄罗斯基本与期望水平一致。 结论:虽然全球食管癌高发国家的疾病负担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我国食管癌疾病负担仍高于其他高发国家。应根据我国人群食管癌流行病学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目的:分析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流行病学趋势及主要风险归因。方法:应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收集1990—2019年全球疾病负担（GBD）数据库中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死亡率、年龄标准化发病率（ASIR）、年龄标准化死亡率（ASMR）。根据GBD数据库2019年全世界标准化人口结构计算年龄标准化率。观察指标：（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计数资料以绝对数、百分率和比值表示。采用Joinpoint（V.4.7.0.0）软件回归计算不同时段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年变化率、年平均变化率（AAPC）及其95%可信区间（ CI）。采用STATA（V.15.0）软件中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控制两个变量，不同年龄、时期和出生队列对胰腺癌发病和死亡风险的影响，风险效应值采用相对危险度（95% CI）表示。 结果:（1）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和死亡情况。2019年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7/10万上升至85~89岁的64.01/10万，其中男性从0.09/10万上升至94.71/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47.47/10万；死亡率从0.04/10万上升至79.58/10万，其中男性从0.05/10万上升至116.50/10万，女性从0.03/10万上升至59.69/10万。日本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3/10万上升至85~89岁的162.26/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77.67/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53.67/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54.8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70.93/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45.94/10万。韩国胰腺癌发病率从15~19岁的0.04/10万上升至85~89岁136.78/10万，其中男性从0.03/10万上升至153.78/10万，女性从0.04/10万上升至129.73/10万；死亡率从0.02/10万上升至135.98/10万，其中男性从0.02/10万上升至156.21/10万，女性从0.02/10万上升至127.59/10万。中国胰腺癌人群发病和死亡人数高峰均出现在65~69岁男性群体，不同年龄组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日本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5~79岁男性群体，<80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80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韩国胰腺癌人群发病人数高峰出现在80~84岁女性群体，死亡人数高峰出现在70~74岁男性群体，<75岁男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女性，≥75岁女性发病、死亡人数均高于同年龄组男性。（2）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风险的年龄-时期-队列模型分析。年龄效应：矫正时期-队列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升高，其中女性较男性更明显，日本人群较中国、韩国人群更明显。时期效应：矫正年龄-队列效应，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呈上升趋势，其中中国人群时期效应更显著。队列效应：矫正年龄-时期效应，随着出生队列的推移，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男性和女性发病率、死亡率风险均降低。（3）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ASIR和ASMR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逐年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82倍、1.79倍。日本胰腺癌ASIR、ASMR均呈缓慢上升趋势，2019年ASIR、ASMR分别为1990年的1.09倍、1.05倍。韩国胰腺癌ASIR、ASMR均呈先上升后下降再缓慢上升趋势。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2.08%（95% CI为1.91%~2.24%， P<0.05）；ASMR的AAPC为2.02%（95% CI为1.86%~2.19%， P<0.05）。日本胰腺癌ASIR的AAPC为0.28%（95% CI为0.15%~0.42%， P<0.05）；ASMR的AAPC为0.13%（95% CI为0.03%~0.24%， P<0.05）。韩国胰腺癌ASIR的AAPC为0.50%（95% CI为0.21%~0.80%， P<0.05）；ASMR的AAPC为0.15%（95% CI为-0.10%~0.40%， P>0.05）。（4）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变化趋势。1990—2019年中国、日本、韩国胰腺癌死亡主要风险归因依次为吸烟、高空腹血糖和高体质量指数（BMI）。主要风险归因为吸烟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31.4%上升至2000年的34.1%，继下降至2015年的31.1%，后呈缓慢上升趋势至2019年的31.7%；女性由1990年的6.7%上升至2005年的10.4%，继下降至2019年的8.7%。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38.8%下降至2019年的26.9%；女性由1990年的20.9%下降至2019年的14.8%。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37.5%下降至2019年的30.3%；女性由1990年的12.6%下降至2019年的10.0%。主要风险归因为高空腹血糖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5.9%上升至2019年的7.1%；女性由1990年的6.2%上升至2019年的6.8%。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7.0%上升至2019年的7.7%；女性由1990年的5.0%上升至2019年的5.5%。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6.8%上升至2019年的9.7%；女性由1990年的6.1%上升至2019年的8.2%。主要风险归因为高BMI的胰腺癌死亡占比趋势显示：中国男性由1990年的1.3%上升至2019年的3.0%；女性由1990年的2.1%上升至2019年的4.3%。日本男性由1990年的2.0%上升至2019年的2.4%；女性由1990年的3.1%上升至2019年的3.4%。韩国男性由1990年的1.9%上升至2019年的3.1%；女性由1990年的3.4%上升至2019年的4.3%。 结论:中国胰腺癌发病率仍然处于持续上升状态，日本和韩国趋于稳定。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的胰腺癌发病状况更需要得到关注。吸烟仍是最需要重视的胰腺癌危险因素；同时应更加关注高空腹血糖和高BMI增加罹患胰腺癌风险。

目的:分析心房颤动（房颤）患者肠道菌群脂多糖合成功能的变化特点及其可能的作用。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横断面研究。选取2016年3月至2018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住院的非瓣膜性房颤患者作为房颤组，并选取同期遗传背景匹配的体检者作为对照。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临床基线资料及粪便样本，提取肠道细菌DNA，采用Illumina novaseq进行宏基因组学测序。基于宏基因组学测序数据，分析脂多糖合成过程中的同源基因簇（KEGG orthology，KO）、合成酶的编码基因及含有这些酶基因的细菌的丰度。基于LASSO分析，筛选与房颤相关的参与脂多糖合成的关键因子，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中介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评价其在房颤发病中可能的作用。结果:房颤组50例，年龄66.0（57.0，71.3）岁，男性32例（64%）。对照组50名，年龄55.0（50.5，57.5）岁，男性41例（82%）。有20个参与脂多糖合成的KO、7个脂多糖合成酶的编码基因和89个同时可编码9个脂多糖合成酶的肠道细菌在对照组与房颤组间存在差异。LASSO回归分析显示，有5个KO、3个酶基因及9个种层级物种被筛选为关键因子，其中富集在房颤组的因子包括：2个KO（K02851和K00972），3个酶基因（LpxH、LpxC和LpxK），7个种层级物种（ Intestinibacterbartlettii、 Ruminococcussp. JC304、 Coprococcuscatus、 unculturedEubacteriumsp.、 Eubacteriumsp. CAG：251、 Anaerostipeshadrus、 Dorealongicatena）。基于上述关键因子构建回归模型，ROC曲线分析示：KO、酶基因、物种分值识别房颤的曲线下面积（ AUC）和95% CI分别为0.957（0.918~0.995）、0.940（0.889~0.991）和0.972（0.948~0.997）。中介分析的结果显示，参与脂多糖合成的肠道细菌的变化可影响房颤发病，其中有35.17%是通过富集相应的KO所介导。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KO分值绝对值增大，房颤的发生风险增加（ OR值<0.001，95% CI：<0.001~0.021， P<0.001）。 结论:房颤患者肠道内富集了参与脂多糖合成的细菌，其通过编码脂多糖合成酶基因，使得房颤患者脂多糖合成功能有所上调。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的:分析亚洲主要国家胰腺癌的疾病负担，预测中国胰腺癌流行趋势，为胰腺癌防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2019版数据库中全球及亚洲主要国家的胰腺癌疾病负担数据，对年份、性别、社会人口指数对发病、死亡、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绝对数或标化率的分布情况进行描述，采用估计年百分比变化(EAPC)描述标化率的趋势。比较2019年不同年龄、性别和地区胰腺癌风险因素的死亡归因占比。运用R语言建立ARIMA模型预测2020—2029年中国胰腺癌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结果:1990—2019年，中国胰腺癌的标化发病率从3.17/10万增加到5.78/10万，标化死亡率从3.34/10万增加到5.99/10万，增幅超过亚洲高收入国家；全球胰腺癌标化发病率、死亡率和DALY率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在亚洲主要国家中，中国疾病负担增速最高(标化发病率EAPC＝2.32%，95% CI：2.10%~2.48%；标化死亡率EAPC＝2.25%，95% CI：2.03%~2.42%)。ARIMA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中国胰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2020—2029年继续呈上升趋势，发病率预计增长15.92%，死亡率预计增长15.86%。 结论:中国胰腺癌的标化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增加，疾病负担呈上升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胰腺癌疾病负担还将进一步增长，应采取积极防控措施。

目的:分析新生儿期后以便血起病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病因及预后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消化科收治的62例起病年龄大于28 d、以便血起病的临床诊断NEC患儿的临床资料，总结此年龄段NEC的病因，并分析影响预后的因素。按食物过敏源IgE检测结果分为：牛奶蛋白阳性组，牛奶蛋白阴性组；按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绝对值水平分为：嗜酸细胞增多组(≥0.5×10 9/L)，嗜酸细胞正常组(<0.5×10 9/L)；按是否合并感染分为：单纯NEC组(无合并感染)，NEC+艰难梭菌相关腹泻(CDAD)组，NEC+其他感染组(合并沙门菌感染或败血症等)；按不同喂养方式分为：普通氨基酸组(渗透压310 mOsm/L)，稀释氨基酸组(渗透压233 mOsm/L)，深度水解组(渗透压185 mOsm/L)；比较各组临床症状缓解时间、肠壁积气恢复时间、达到生理需要量的喂养时间、住院时间等。 结果:62例患儿中男27例，女35例，发病年龄中位数1.4(1.2，2.3)个月，出生体重中位数为3.2(2.9，3.4)kg，足月儿占87.1%，剖宫产占62.9%。53例(85.5%)存在过敏症状，13例(21.0%)有过敏家族史，29例(46.8%)存在牛奶蛋白过敏，32例(51.6%)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牛奶蛋白阳性组的住院时间长于阴性组( P＝0.047);嗜酸细胞增多组低敏配方喂养1 d临床缓解率高于嗜酸细胞正常组(100.0%比65.0%， P＝0.002)。10例(16.1%)患儿合并艰难梭菌感染，2例(3.2%)沙门菌肠炎、4例(6.5%)败血症；NEC+其他感染组患儿平均住院时间以及达到生理需要量的喂养时间更长( P<0.05)，NEC+CDAD组患儿反复住院的几率更高(40%， P＝0.004)。62例患儿肠壁积气消失时间平均为(4.5±2.9)d，平均禁食(3.9±3.0)d后开始低敏配方喂养，喂养后1 d的临床缓解率为79.0%，平均(5.8±3.2)d可加量至满足生理需要。稀释氨基酸组患儿临床症状缓解时间更短( H＝10.208， P＝0.006)，不同喂养方案患儿达到生理需要量的喂养时间和住院时间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以便血起病、年龄大于28 d的NEC患儿，牛奶蛋白过敏、感染(尤其是CDAD)与NEC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给予接近母乳渗透压的稀释氨基酸配方粉及针对性抗感染治疗，能够缩短NEC的临床缓解时间，降低反复住院风险。

目的:探讨我国人群携带载脂蛋白E的HDL-C（APOE-HDL-C）与冠心病发病风险的关系。方法:选择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病队列研究中参加2002年或2007年心血管病危险因素调查并随访至2013年12月31日的研究对象5 417人（排除基线有心血管病者）。检测研究对象基线APOE-HDL-C和总HDL-C水平。计算APOE-HDL-C/总HDL-C比值。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HDL-C相关指标与冠心病发病风险的关系。结果:研究对象平均随访6.8年，发生急性冠心病事件100例。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基线HDL-C相关指标与冠心病发病风险显著负相关。与APOE-HDL-C/总HDL-C比值最低四分位组相比，最高四分位组的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相对风险降低74%（ HR=0.26，95% CI：0.12~0.71）。APOE-HDL-C/总HDL-C比值最高分位组的个体冠心病预测发病绝对风险最低［0.48%（0.44%~0.52%）］，显著低于HDL-C最高分位组个体冠心病预测发病绝对风险［0.83%（0.78%~0.88%）］。 结论:基线APOE-HDL-C/总HDL-C比值与急性冠心病事件发病风险显著负相关。APOE-HDL-C/总HDL-C比值升高者的冠心病预测发病绝对风险显著低于总HDL-C升高者。研究结果提示APOE-HDL-C可作为反映HDL抗动脉粥样硬化功能的新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究库欣病患者术后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发病率和促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并进一步开发评估模型，以识别术后血栓事件风险高的患者。方法:回顾性收集82例自2019年1月至2020年1月就诊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并确诊库欣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估激素水平和凝血参数，必要时进行超声检查和肺动脉造影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根据是否发生术后VTE进行分组，分析术后VTE的危险因素。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east absolute shrinkage and selection operator, LASSO)回归分析筛选独立危险因素，初步建立库欣病术后VTE风险评估的列线图模型，并采用 Bootstrap法进行内部验证。最后，在研究队列中对预测模型进行校准度和临床适用度的评估。 结果:19例(23.17%)患者发生VTE，其中14例发生于经鼻蝶垂体瘤切除术后。与未发生VTE的患者相比，VTE组患者年龄较大( P<0.001)，且术后卧床时间更长、现患感染率更高、HbA 1C更高、糖耐量受损更严重(均 P<0.05)。通过LASSO回归分析，筛选出术后VTE的2个独立危险因素，即年龄和现患感染。在VTE风险评估的列线图模型中，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为0.868(95% CI 0.787～0.949)，列线图校准曲线接近于理想的对角线，临床决策曲线高于两条极端曲线。 结论:在库欣病的临床诊疗中，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术前评估，筛查库欣病VTE风险高的患者。此外，库欣病患者围手术期需要进行被动物理活动或预防性抗凝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