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动物实验对比肠内延伸型胆管支架（enteral extended biliary stent，EEBS）和传统塑料支架置入前后的胆道菌群变化，初步探索EEBS在预防支架堵塞中的可能机制。方法:12只健康巴马小型猪采用简单随机方法分为传统塑料支架组（ n=6）和EEBS组（ n=6），在支架置入前及置入后4周拔除支架时采集胆汁标本进行16S rRNA基因测序，分析比较不同支架置入前后胆汁菌群结构及多样性。 结果:12只实验猪均未发生急性胆管炎、穿孔、出血、死亡等并发症，支架置入8 d后内镜复查两组支架均已脱落，于此时采集胆汁标本进行菌群分析。两组实验猪的胆道菌群在门水平主要是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Alpha多样性分析显示传统塑料支架组支架置入后Shannon指数（ P=0.004）和Simpson指数（ P=0.008）较前显著减小；Beta多样性分析也提示传统塑料支架置入前后菌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Anosim： R=0.514 8， P=0.011）。EEBS组支架置入前后Observed species指数（ P=0.095）、Chao1指数（ P=0.136）、Shannon指数（ P=0.353）和Simpson指数（ P=0.227）及Beta多样性（Anosim： R=0.059 3， P=0.18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差异菌LEfSe分析显示，传统塑料支架组支架置入后脆弱拟杆菌、变形菌门-γ变形菌纲-肠杆菌目-肠杆菌科-埃希_志贺菌属-大肠埃希菌丰度显著升高，EEBS组支架置入后脱硫菌门-脱硫菌纲-脱硫菌目-脱硫菌科-嗜胆菌属丰度显著升高。 结论:EEBS短期置入后胆道菌群变化较小，可能通过延长反流路径达到了预防肠胆反流的效果。

肝门部胆管癌(HCCA)是临床上最常见的胆道恶性肿瘤，手术切除是目前唯一根治性的治疗方法。然而由于其发病隐匿，恶性程度高，首诊时通常已处于中晚期，大多数患者往往失去了根治性手术机会，预后极差。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化疗、放疗、胆道引流、光动力疗法、纳米刀消融、胆管腔内射频消融、肝移植、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方法的优化、组合，使得不可切除的HCCA患者预后得以明显改善。在胆道引流的基础上进行化疗、放疗、光动力疗法、胆管腔内射频消融可延长胆道通畅时间，纳米刀消融可在保护管道结构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消灭肿瘤细胞，肝移植术为不可切除的HCCA患者提供了可能治愈的机会，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则为精准化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突破点。结合文献及本团队的临床经验，本文就不可切除HCCA的治疗手段以及所面临的问题展开论述，为临床治疗和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是一大类锌依赖性内肽酶家族，主要由结缔组织合成，可降解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和基底膜，影响正常组织的再生和重建，参与恶性肿瘤的病理过程。基质金属蛋白酶-7(matrix metalloproteinase-7，MMP-7)是该家族中结构最小的成员，在身体的多个组织中均有表达，如甲状腺、乳腺、肺部、消化道、生殖系统、肝胆系统等。近年来，MMP-7在肝胆疾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研究发现MMP-7不仅在肝胆恶性肿瘤的生长、转移和侵袭过程中高表达；在肝脏纤维化、胆道闭锁等疾病中也异常升高，甚至可以作为胆道闭锁早期诊断的生物学标志物。

内镜技术的发展为诊断恶性胆管狭窄提供了新手段，通过消化内镜不仅能获得高质量的胆道结构图像，还能有针对性地获取组织标本。本文就目前内镜在诊断恶性胆管狭窄中的应用和进展做一总结。

胰胆管汇合异常(PBM)为胰胆管在十二指肠壁外汇合的先天性疾病。PBM的临床症状不典型，往往被一系列的胆胰疾病所掩盖；PBM也因反复发作的胰腺炎、胆管结石等胆胰疾病及胆道系统的恶性肿瘤而逐渐被关注。随着内镜微创技术的创新发展，内镜微创治疗手段或许可以为PBM患者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和思路，有望达到内镜微创介入纠正胰胆管汇合部结构异常的目标。本文就PBM的定义、内镜诊断、发病机制及内镜治疗进展等作一综述。

目的:分析胆道闭锁（biliary atresia，BA）肝内三级淋巴结构（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TLSs）的数量、类型及内部Treg、Tfh浸润水平与患儿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2015年2月至2017年5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接受Kasai手术患儿30例（BA组）肝脏标本，根据患儿术后5年的随访情况将其分为：预后良好组（BA-Good，19例）、预后不良组（BA-Poor，11例），7例胆总管囊肿患儿肝脏标本为对照组。肝楔形活检样本行HE染色、免疫荧光染色，观察TLSs的形态特征并通过细胞计数将其分为Ⅰ型，Ⅱ型，Ⅲ型，比较不同组间TLSs总数及分型占总数的百分比，以及TLSs中Treg与Tfh的浸润水平差异。组间进行Mann-Whitney U和Kruskal-wallis检验，绘制ROC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确定最佳临界值。结果:①BA组的TLSs总数[9. 50（7. 75，13. 75）]较对照组[6. 00（4. 00，6. 00）]显著增加（ P =0. 0002）；BA组Ⅰ型TLSs的百分比明显降低[（27. 53±2. 04）%比（49. 22±6. 18）%， P= 0. 0022]，Ⅲ型TLSs的百分比明显升高[（28. 82±2. 27）%比（9. 18±3. 26）%， P =0. 0007]。②Ⅲ型TLSs的百分比预后不良组较预后良好组显著升高[（39. 25±2. 85）%比（22. 79±2. 22）%， P= 0. 0020]。③以Ⅲ型TLSs百分比和患儿的预后绘制ROC曲线：AUC为0. 93， P =0. 0001，36. 50%为最佳临界值，敏感度为0. 82，特异度为1. 00。④与对照组相比，BA组TLSs内部Tfh的浸润水平明显升高[（0. 0391±0. 0042）%比（0. 0063±0. 0027）%， P =0. 0018]，Treg的浸润水平显著降低[（0. 0023± 0. 0014）%比（0. 0082±0. 0021）%， P <0. 0001]。⑤Ⅲ型TLSs的百分比≥36. 50%时，Tfh细胞的浸润水平有升高趋势[（0. 0469±0. 0051）%比（0. 0344±0. 0032）%， P =0. 0524]，Treg的浸润水平明显降低[（0. 0012±0. 0001）%比（0. 0016±0. 0001）%， P =0. 0052]。 结论:胆道闭锁肝脏中TLSs数目增多，Ⅲ型TLSs的百分比增加提示患儿预后不良；胆道闭锁肝组织TLSs中Tfh浸润水平增加，Treg浸润水平降低，共同促进了TLSs的成熟，与患儿预后不良有关。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比较不同类型胆总管结石患者胆汁的菌群情况。方法:纳入2017年8月—2018年1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经腹部超声、腹部CT和（或）磁共振胰胆管成像术诊断为胆总管结石，并接受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治疗的45例患者，根据既往病史和ERCP术中情况将患者分为无结石（non-stone，NS）组、初发胆固醇结石（primary cholesterol stone，PCS）组、初发胆色素结石（primary pigmental stone，PPS）组和复发性结石（recurrent stone，RS）组。在注射造影剂之前收集胆汁行16S rRNA测序，分析胆汁中的菌群结构及多样性。结果:非RS组为33例（包括NS组8例、PCS组8例、PPS组17例），RS组12例。RS组中憩室内乳头患者［41.67%（5/12）比 3.03%（1/33）， χ2=8.27， P=0.004］、松软结石患者［91.67%（11/12）比 36.36%（12/33）， χ2=10.77， P=0.001］及色素结石患者［100.00%（12/12）比51.52%（17/33）， χ2=7.04， P=0.008］的比例均高于非RS组，其余基线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门、属水平，RS组与PPS组的菌群丰度相当。Alpha及Beta多样性分析显示，RS组与PPS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两者多样性均显著低于NS组、PCS组（ P<0.05）。MetaStat分析显示，幽门螺杆菌种为RS组患者的胆道优势菌群，而变形菌门和大肠杆菌种为RS组和PPS组患者的胆道优势菌群。 结论:RS组与PPS组的菌群丰度相当。RS组和PPS组胆汁菌群多样性明显低于PCS组和NS组。幽门螺杆菌种为RS组的胆道优势菌群。

胆周腺是存在于肝内外胆管周围的一种微小结构，不仅参与维持胆道上皮组织的正常生理功能，在其损伤、修复过程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胆周腺中胆道树干细胞和祖细胞是胆道上皮组织再生、修复的重要细胞来源。胆周腺及胆道周围毛细血管丛是肝移植后缺血性胆道病变发生的关键影响因素。笔者查阅相关文献，结合临床实践，综述胆周腺组织功能及其与缺血性胆道病变的关系。

肝门部胆管癌严重危害国人健康，在我国发病率和病死率均呈上升趋势。根治性手术切除是肝门部胆管癌唯一可能治愈的有效手段，但由于患者确诊时多为晚期，且肝门部解剖结构复杂、高位胆管肿瘤无法精准定位，根治性手术切除率低，致使我国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的远期生存率远低于国际领先水平。随着高精度影像检查方法和内镜下活组织检查的广泛开展，现已能在术前精确评估肝门部胆管癌的侵袭范围，然而术中高位胆管离断点的确定仍然只能依赖术者的经验，根据肝门部胆管与血管的解剖位置关系以及触诊的胆管软硬度来判断。临床迫切需要术中影像学辅助设备对肝门部胆管癌的侵袭范围进行实时成像，并精准引导胆管离断，从而提高根治性切除率，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进而提高肝门部胆管癌的远期生存率。笔者总结肝门部胆管癌的术前规划方法及术中导航技术的现状，并对胆管腔内超声检查在术中实时引导胆管离断的国际首次应用实例作出分析，旨在为术中导航技术的发展提出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