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 男性，48岁，因“双下肢静脉曲张6年”于2021年10月27日收入我院。患者6年前出现双下肢静脉曲张，伴下肢酸胀、水肿，劳累后加重，休息后减轻，患者3年前曾在外院行“左侧大隐静脉高位结扎+抽剥术”治疗左下肢静脉曲张。入院体检：患者发育正常，体形瘦长，胸腹壁未见静脉曲张，未见精索静脉曲张，双侧肾区叩击痛阴性，双下肢可见静脉曲张，右下肢足靴区皮肤可见轻度色素沉着，右下肢可见轻度水肿，左下肢可见手术切口瘢痕，右下肢脚踝、小腿、大腿腿围分别为21 cm、35 cm、52 cm，左下肢脚踝、小腿、大腿腿围分别为21 cm、33 cm、51 cm，右下肢屈氏试验阳性。实验室检查：红细胞计数4.08×10 12/L，血红蛋白130 g/L，白蛋白40.2 g/L，尿素氮6.9 mmol/L，血肌酐88.2 μmol/L，尿酸343.15 μmol/L，尿隐血（+++），尿红细胞3 125个/μL，尿微量白蛋白0.15 g/L。右下肢静脉造影提示，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右髂静脉压迫综合征（图1A）。主动脉CT血管造影检查提示，左侧下腔静脉畸形，右髂静脉受压狭窄（图1B~1D）。

目的:探讨超声在胡桃夹综合征(NCS)3D打印血管外支架植入术疗效评价中的临床价值。方法:纳入2015年12月至2018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拟行腹腔镜3D打印血管外支架植入术治疗的NCS患者41例。所有患者于术前及术后1周分别行超声及CT血管造影(CTA)检查，评估左肾静脉受压情况及相关血流动力学改变。结果:术前超声显示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的夹角为(21.29±4.53)°，术后为(47.42±7.45)°，较术前显著改善( P<0.001)。术前可见左肾静脉明显受压，最细处内径仅为(1.51±0.49)mm，且血流峰值速度为(143.92±50.40)cm/s；术后超声检查显示左肾静脉受压狭窄处明显扩张，未见高速血流；术后肾门处左肾静脉内径、肾门处左肾静脉血流速度、精索静脉内径较术前均显著改善( P<0.001)。与超声检查结果类似，CTA亦发现术后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的夹角较术前显著增大[(17.59±4.56)°对(52.27±9.01)°， P<0.001]，术前CTA测得左肾静脉受压处内径为(2.09±0.86)mm，术后明显扩张，肾门处左肾静脉内径治疗后显著减小( P<0.001)。 结论:超声检查能够有效评估NCS患者3D打印血管外支架植入术治疗前后的左肾静脉受压情况及相关血流动力学改变，可为该类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价提供一种可靠方法。

目的:分析精索静脉曲张(VC)术后复发的病因，探讨经外环口以下途径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MV)治疗复发VC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4月至2019年4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6例VC术后复发患者的病例资料。中位年龄27(18～36)岁。5例既往曾行精索内静脉高位结扎术，11例曾行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术；16例于术后1～3年复诊时诊断为VC复发。复诊病因包括婚后未育10例、阴囊疼痛12例，其中婚后未育合并阴囊疼痛者6例。本组16例复发后，术前评估VC临床分级Ⅲ级13例(左侧8例，双侧5例)，Ⅱ级3例(均为左侧)。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中位值为2.5(0～4)分。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分度：Ⅲ度12例(左侧7例，双侧5例)，Ⅱ度4例(均为左侧)。12例临床分级和CDFI分度均为Ⅲ级(度)者的左肾血管CDFI检查提示合并胡桃夹现象(NCP)。术前血清睾酮(16.2±4.9)nmol/ml，精子浓度(11.8±3.9)×10 6/ml，前向运动精子比例(PR)(24.4±4.2)%。本组16例均行经外环口以下途径的MV手术。全麻，患者取平卧位。术中取腹股沟管外环口以下斜切口，分离显露精索，其下方插入纱布条并垫高。使用手术显微镜放大术野4～6倍，彻底结扎并切断扩张迂曲的精索外和精索内静脉所有分支，注意保护精索内动脉和淋巴管。术中11例仅行左侧MV手术，5例行双侧MV手术，所有患者术中均探及明显扩张迂曲的精索外及精索内静脉，通过MV手术可以清晰解剖并充分保护精索内动脉及淋巴管。术中每例平均结扎左侧精索外静脉(2.1±0.6)支、精索内静脉(10.1±1.1)支，解剖出左侧精索内动脉(1.3±0.5)支、淋巴管(3.0±1.0)支，结扎右侧精索外静脉(1.4±0.5)支、精索内静脉(6.6±0.5)支，解剖出右侧精索内动脉(1.4±0.5)支、淋巴管(2.6±0.5)支。记录患者术后6个月的VAS、阴囊触诊情况、CDFI、精液分析、血清睾酮等指标，并与术前比较。 结果:本组16例21侧MV手术均顺利完成。术后6个月复查，所有患者查体阴囊无明显迂曲血管团，Valsalva试验呈阴性。VAS中位值为0(0～2)分，较术前显著降低( Z＝-2.994， P<0.05)。精子浓度(16.2±4.6)×10 6/ml，PR(34.5±4.1)%，均较术前明显改善( P<0.05)；血清睾酮水平(16.6±4.4)nmol/ml，较术前无显著变化( P>0.05)。复查CDFI提示精索内静脉无明显反流。16例术后随访期内均未发生睾丸萎缩、鞘膜积液等并发症。术后随访1～3年，10例因婚后未育就诊者中5例术后随访期内完成生育。 结论:VC术后复发与静脉漏扎有关，特别是对于Ⅲ级VC或合并NCP的VC患者，采用内环口以上的传统高位结扎术或腹腔镜手术极可能漏扎较细的精索内静脉和外环口以下水平的精索外静脉。经外环口以下途径的MV手术，通过彻底结扎精索内和精索外静脉，同时保护精索内动脉和淋巴管，不仅可有效避免VC术后复发及并发症，而且可以缓解阴囊坠痛症状和改善精液质量。

患者男，45岁，企业职员，因左腰背部疼痛1 d于2022年6月入院。曾在当地医院查腹部CT示：左肾静脉增粗，密度不均匀增高，肾静脉血栓？本院复查肾动脉CTA示：左肾静脉-腔静脉开口区静脉血栓形成，左肾轻度肿胀，伴肾周明显渗出（图1，2）。实验室检查：D-二聚体480 ng/ml（正常范围<243 ng/ml），肌酐116.9 μmol/L（正常范围57~97 μmol/L）。术前诊断：胡桃夹综合征并发急性肾静脉血栓形成。予低分子肝素4000 IU q12 h抗凝治疗，入院第3天局麻下行经皮左肾静脉Angiojet导管吸栓溶栓术+肾静脉球囊扩张成形术+左肾静脉置管溶栓术+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下腔静脉、左肾静脉造影术（图3，4），术中Angiojet导管型号为波科Solent Omni，球囊为波科Charger 12 mm×40 mm球囊，溶栓导管为多侧孔溶栓导管，定位于左肾静脉内，术后经溶栓导管持续微泵泵入尿激酶行局部溶栓治疗，局部溶栓治疗持续2 d，使用剂量为30万U尿激酶配入50 ml生理盐水，微泵泵入速度为2 ml/h，抗凝治疗同前。入院第4天复查凝血功能：凝血酶时间（TT）35.3 s（正常范围15.8~24.9 s），D-二聚体1 736 ng/ml。肾功能：肌酐104.7 μmol/L。入院第5天复查凝血功能：D-二聚体2 096 ng/ml。肾功能：肌酐101.9 μmol/L，局麻下行经皮左肾静脉取栓术+下腔静脉滤器取出术（图5）。入院第6天复查凝血功能：D-二聚体597 ng/ml。肾功能：肌酐99.7 μmol/L。提示血栓负荷量减少，肾功能较前改善，抗凝溶栓效果可，入院第8天患者恢复可并顺利出院，出院后停用低分子肝素，改为利伐沙班片15 mg 2次/d口服，3周后改为利伐沙班20 mg 1次/d口服。出院后1个月，患者本院门诊复查肾功能：肌酐117.5 μmol/L，D-二聚体降至正常。出院后6个月，患者至当地医院查肾动脉CTA提示未见明显异常。出院后8个月至当地医院复查肾功能：肌酐107 μmol/L。随访可见肌酐长期平稳，未见加重。出院后患者自诉无明显不适。

目的:探讨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伴胡桃夹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方法:选择2017年5月27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收治的1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伴胡桃夹综合征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法，对其病史、血常规、凝血功能、凝血因子活性及抑制物检查、泌尿系统超声检查结果等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分析。对本例患者进行出凝血疾病相关基因筛查及家系遗传调查。根据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和治疗。对其随访日期截至2020年5月25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结果:①病史采集：本例患者为男性，26岁。因"反复血尿2 +年"于2017年5月27日至本院就诊。当地医院尿常规检查结果：红细胞(3+)、白细胞(±)。膀胱镜检查、腹部平扫及增强CT均未见明显异常，未进行治疗。②本次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示：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FⅤ活性(FⅤ∶C)、FⅫ活性(FⅫ∶C)、FⅤ抗原(FⅤ∶Ag)分别为42.3 s、15.2 s、40%、38%和40%。尿常规结果示：非肾小球源性血尿。泌尿系统超声结果示：左肾"胡桃夹征"阳性。③本例患者致病变异为 FⅤ基因17号外显子c.5492T>C杂合突变。④患者母亲及外祖母PT分别为15.3和15.2 s，FⅤ∶C分别为47%和53%。⑤本例患者的出院诊断为轻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Ⅰ型)伴胡桃夹综合征。患者住院期内多次接受血浆、冷沉淀输注等对症治疗。截至随访结束，患者仍间断出现血尿，暂未行外科手术干预治疗。 结论:本例患者被诊断为轻型遗传性凝血因子Ⅴ缺乏症(Ⅰ型)伴胡桃夹综合征，致病变异为 FⅤ基因17号外显子c.5492T>C杂合突变。该患者仅出现反复血尿症状，可能是较低的FⅤ∶C水平加重胡桃夹综合征的出血症状所致。

青少年精索静脉曲张(varicocele，VC)发病率不断增高，对患儿身体发育和生殖健康带来显著影响，已引起医学界广泛关注。VC的发病原因除了已知的解剖因素外，还包括胡桃夹现象(nutcracker phenomenon，NCP)、遗传因素等，对青少年VC的临床诊断和评估至关重要。精液检查虽然是对VC疾病最准确的评估措施，但在青少年患儿中往往无法获取精液样本，除此之外，监测双侧睾丸体积发育差异、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内分泌检查等方法也是很有意义的评估依据和随访措施。青少年VC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观察随访和外科干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手术指征及对手术方案的选择上。虽然目前仍无充足证据证明在传统开放手术、腹腔镜手术和显微镜精索静脉结扎术中哪种是最佳的手术方式，但是术中保留淋巴管可以显著减少手术并发症，特别是显微外科技术可以清晰显示精索内动脉、静脉及淋巴管等结构，在青少年VC手术治疗方面有良好的应用前景，但其技术优势仍需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胡桃夹综合征(NCS)是指左肾静脉(LRV)穿行于腹主动脉和肠系膜上动脉之间受压迫，或在腹主动脉和脊柱之间受挤压，导致左肾静脉回流受阻，从而引起血尿、蛋白尿、腰腹部疼痛、性腺静脉曲张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综合征。NCS是导致继发性精索静脉曲张(VC)的常见原因之一。目前，国内外专家对青少年NCS合并VC的研究较少，其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也存在较多争议，本文对青少年NCS合并VC的诊断及治疗进展作一综述。

目的:探讨磁共振成像(MRI)在儿童胡桃夹综合征(NCS)中的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0年7月就诊于东部战区总医院儿科疑似NCS的患儿(155例)。疑似NCS的诊断主要基于临床症状或体征、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报告，其他可能导致血尿和/或蛋白尿的疾病被排除在外。患儿均行MRI检查，根据NCS的诊断标准，将左肾静脉(LRV)受压且符合NCS诊断的患儿纳入胡桃夹组(58例)，LRV未受压及LRV受压但不符合NCS诊断的患儿纳入对照组(97例)。采用 t检验、 Mann－ 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比较胡桃夹组和对照组患儿的基线特征、临床特征和影像学特征。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探索MRI在儿童NCS中的诊断价值。 结果:1.肠系膜上动脉(SMA)夹角、压缩比(CR)和鸟嘴征在NCS诊断中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70、0.895和0.878。2.SMA夹角和CR的最佳截断值分别为36.8°和3.99。3.SMA夹角<36.8°、鸟嘴征、CR>3.99、SMA夹角<36.8°和鸟嘴征、SMA夹角<36.8°和CR>3.99及鸟嘴征和CR>3.99诊断NCS的特异度分别为82.5%、93.8%、93.5%、97.9%、95.9%和97.9%。结论:MRI表现SMA夹角<36.8°、鸟嘴征、CR>3.99的儿童应高度怀疑NCS，其中鸟嘴征诊断NCS的特异度最高，且任意两个参数的组合较单一参数有更高的特异度。

1例招飞体检学生左位下腔静脉变异。该学生自述日常活动无不适，招飞体检中其他体检项目均合格。腹部超声检查示腹主动脉左侧可见下腔静脉伴胡桃夹现象，超声诊断为左位下腔静脉。由于此类人群发生属支静脉血栓的风险较大，尤其在高+G z条件下更易出现胡桃夹综合征及静脉血栓。因此体检结论为招飞不合格。

目的:探讨胡桃夹综合征合并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剖宫产术后护理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3月我院收治的1例胡桃夹综合征合并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入院行剖宫产术后，我科对其进行心理护理、体位与活动护理、管道护理、饮食护理、母乳喂养等多项针对性护理措施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结果:经过严密的病情观察、体位与活动、血压升高等护理，患者术后恢复良好，术后5 d出院。结论:针对患有胡桃夹综合征的孕产妇，特别是合并有高血压等疾病者，实施体位与活动的护理、管道护理、饮食护理、母乳喂养的护理，密切观察并预防严重的并发症，在患者的病程及康复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