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腔镜保留脾脏的胰体尾切除术（LSPDP）的安全性和可行性已被证实，其凭借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现已成为胰体尾部良性和低度恶性肿瘤的理想手术方式，并在各级胰腺中心常规开展。根据术中脾血管的处理方法，LSPDP可分为离断脾动静脉的Warshaw术式和保留脾动静脉的Kimura术式。但目前在临床上，对于LSPDP的适应证和保脾方式的选择仍存有争议。本文重点介绍了LSPDP近年来的进展，结合笔者团队的经验，帮助选择合理的保脾术式，为患者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目的 观察外源性补充尿石素A(urolithin A,UA)是否可以通过诱导线粒体自噬缓解老年小鼠术后认知功能障碍(postoperative cognitive dysfunction,POCD)的发生.方法 将56只C57BL/6J老年雄性小鼠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手术组、UA组和抑制剂组,每组14只.假手术组小鼠在腹部进行表面性切口模拟手术,手术组、UA组和抑制剂组行脾脏切除术.术后对UA组和抑制剂组静脉注射UA和UA+3-MA(线粒体自噬抑制剂).术后3天应用ELISA法测定小鼠海马组织匀浆丙二醛(malondial-dehyde,MDA)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水平;Western blot法测定小鼠海马组织匀浆中 PTEN 诱导假定激酶 1(PTEN-induced putative kinase 1,PINK1)和 Parkin 蛋白水平(n=6);应用水迷宫实验检测小鼠术后3天的行为认知情况(n=8).结果 手术引起老年小鼠术后3天认知功能下降(P＜0.05),海马区脑组织PINK1和Parkin蛋白水平下降(P＜0.05),氧化应激因子SOD水平水平降低,MDA水平升高(P＜0.05);与手术组比较,UA组小鼠术后认知功能显著提高(P＜0.05),海马区脑组织PINK1和Parkin蛋白水平升高(P＜0.05),氧化应激因子SOD水平水平升高,MDA水平降低(P＜0.05);而线粒体自噬抑制剂减弱了 UA对于老年小鼠术后认知功能的保护(P＜0.05).结论 UA通过激活线粒体自噬功能,抑制海马区神经元氧化应激,缓解老年小鼠术后认知功能的减退.

目的:对比分析腹腔镜下脾部分切除术(laparoscopic partial splenectomy，LPS)在脾良性实体肿瘤治疗中的优势。方法: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10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行腹腔镜手术的脾脏良性实体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分为LPS组和腹腔镜下全脾切除术(laparoscopic total splenectomy, LTS)组。结果:46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LPS组21例，LTS组25例。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率、引流时间、术后住院天数、总住院费用、术后第1天及1个月白细胞计数、术后第1天及第5天血小板计数、术后并发症(出血、发热、脾窝积液、胰瘘、静脉血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LPS组术后第5天白细胞计数、术后1个月血小板计数、血小板增多症发生率均低于LTS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 t＝－2.146，－2.089，χ 2 ＝4.293，均 P<0.05)。 结论:LPS能为脾脏良性实体肿瘤患者获益，符合精准外科发展理念。

ABO血型不相容（ABO-I）供肝是影响肝移植预后的重要因素。随着血浆置换、利妥昔单抗、脾切除术等围手术期治疗手段的应用，ABO-I肝移植的预后已得到了很大改善。由于儿童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儿童ABO-I肝移植围手术期的处理方案与成人有明显不同。降低围手术期抗供者的血型抗体水平是儿童ABO-I 肝移植围手术期处理的关键。本文综合国内外的文献，就儿童ABO-I 肝移植中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受体的围手术期抗排斥治疗方案、是否行脾脏切除术、术后监测方式及术后常见并发症等围手术期治疗处理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机器人手术系统在儿童脾切除和脾部分切除手术中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4月至2020年10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接受机器人系统辅助腹腔镜技术行脾切除或脾部分切除的3例脾脏肿物患者临床资料.3例手术由同一术者完成,分析患者术前病历资料、手术处理过程、术后并发症及术后恢复情况.结果:3例脾脏肿物患者均顺利完成机器人辅助腹腔镜下脾切除术或部分切除术,无中转开腹病例,近期随访无术后并发症发生.手术时间102～185 min,机器人手术系统装机时间12～15 min,术中出血量2～50 mL,术后住院时间11～13 d.结论:机器人手术系统应用于儿童脾切除术和脾部分切除术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探究SOX化疗联合PD-1抑制剂新辅助治疗局部进展期胃癌后行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手术的应用效果与安全性。方法:前瞻性入组2020年10月至2021年4月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收治的30例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充分了解本研究后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2）年龄18~75岁；（3）肿瘤临床分期为cT3~4N+M0期；（4）体力状况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为0~1分；（5）预计生存期≥6个月，具有进行以治愈为目的的R 0切除术的可能；（6）入组前7 d内患者有充足器官和骨髓功能；（7）完成胃癌D 2根治术。排除标准：（1）抗PD-1或PD-L1抗体治疗、化疗史；（2）治疗前14 d内使用皮质类固醇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3）自身免疫性疾病或间质性肺病活动期；（4）其他恶性肿瘤病史；（5）治疗前28 d内有外科手术史；（6）对本研究药物成分过敏。采用门诊和电话方式进行随访，术前SOX化疗联合PD-1抑制剂免疫治疗期间每3周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手术治疗1个月后随访1次，了解患者不良反应与生存情况。本研究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情况；（2）术前治疗情况及评估与手术完成情况；（3）术后情况及病理结果。评价标准：（1）手术标本按第8版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TNM分期系统进行分期；（2）肿瘤退缩分级（TRG）参考AJCC标准评估；（3）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根据常见不良反应评价标准5.0版进行评估；（4）治疗前后CT采用RECIST V1.1标准评估肿瘤反应；（5）术后采用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进行并发症评估。 结果: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30例，其中男25例，女5例；中位年龄60.5（35.0~74.0）岁；初诊肿瘤位置位于食管胃结合部12例、胃上部8例、胃中部7例、胃下部3例；治疗前30例患者临床分期均为Ⅲ期。30例患者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过程中，21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其中4例 CTCAE 3~4级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骨髓抑制及胸主动脉血栓形成。所有不良反应经过积极对症处理后均减轻或者消失。30例患者接受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其完成新辅助治疗至手术中位时间为28（23~49）d，其中10例全腔镜下胃癌根治术，20例腹腔镜辅助胃癌根治术，合并脾脏切除1例，合并胆囊切除1例。手术时间（239.9±67.0）min，术中中位出血量为84（10~400）ml，中位手术切口长度7（3~12）cm。术后病理证实30例均完成R 0切除。肿瘤低分化18例，中分化12例，神经浸润11例，脉管浸润6例，清扫淋巴结30（17~58）枚，30例患者完成手术后首次肛门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术后流质饮食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分别为3（2~6）d、3（2~13）d、5（3~12）d、10（7~27）d。23例患者发生术后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以上并发症7例，6例患者经治疗后均好转顺利出院，1例患者因粒细胞缺乏、贫血、双肺感染和呼吸窘迫综合征，经抢救无效术后27 d死亡。余29例患者出院30 d内未出现手术相关并发症及死亡。30例患者TRG 0、1、2、3级分别为8、9、4、9例，术后病理分期0、Ⅰ、Ⅱ、Ⅲ分别为8、7、8、7例，8例患者获得病理完全缓解。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腹腔镜下胃癌根治术可达到根治性切除目的，但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后化疗相关不良反应值得关注，早期发现并及时治疗相关并发症十分重要。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探讨儿童脾脏肿瘤行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的安全性及可行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8月至2022年8月湖南省儿童医院普外科收治的8例行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患儿临床资料，主要观察指标包括肿瘤最大长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结果:8例患儿年龄6岁10个月至15岁4个月，中位年龄10岁9个月；肿瘤最大长径(7.7±4.1)cm，均顺利完成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无一例中转开腹手术，其中脾上段切除2例，脾下段切除5例，脾中断切除1例；手术时间(230.9±58.2)min，术中出血量(162.5±145.8)mL，术后住院时间(9.6±2.3)d。术后病理结果：4例脾囊肿，3例脾淋巴管瘤，1例脾血管瘤。1例术后出现腹腔出血，经输血、止血等对症保守治疗后好转；2例术后出现血小板升高，予口服双嘧达莫片预防血栓形成，术后1个月血小板恢复正常。无一例出现感染、静脉血栓、残脾梗死等并发症。随访6~24个月，无一例肿瘤复发。结论:腹腔镜下脾脏部分切除术治疗儿童脾脏良性肿瘤安全可行，可保留正常脾脏功能，术中对二级脾蒂的处理是关键。

全腹腔镜脾脏切除联合断流术目前已成为外科治疗门静脉高压症的重要手段。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具有操作精细、创伤小、患者术后恢复快等显著优势。精准的术前评估、精细的手术操作及精致的围手术期管理仍是腹腔镜门静脉高压症围手术期管理的重要环节。术前合理精准的个体化评估、严格掌握手术适应证及禁忌证是保证患者围手术期安全及手术合理性的重要依据；术中规范化个体化的精细手术操作是精准断流、减少术中出血及降低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关键；术后加速康复外科理念有利于门静脉高压症患者快速恢复，减少手术相关并发症。抗凝治疗是降低门静脉系统血栓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加强多学科间协作是未来推动门静脉高压症治疗的重要任务。

目的:了解合并胆汁淤积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方法: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湖南省儿童医院12例伴胆汁淤积的HS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应于Sanger测序法对疑似致病突变位点进行验证。结果:患儿均因皮肤黄染入院，8例（66.67%）患儿有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为黄疸、脾大（12/12）、腹痛、贫血（4/12）和肝大（5/12）。所有患儿血红蛋白下降，网织红细胞比例、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升高，红细胞脆性试验阳性，外周血可见球形红细胞。转氨酶升高者7例，重度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者4例，胆道结石者8例，胆道扩张者2例。3例患儿肝脏病理检查提示肝细胞轻度损害（G1S1）。5例患儿共发现6种未报道突变， SPTB基因c.2431_2450del、c.4974-2A > G、c.2575G > A和22~35号外显子缺失， ANK1基因：c.2379-2380delCA和c.6dupC。经治疗后患儿胆红素仍有异常，2例患儿行脾脏切除，术后胆红素和血红蛋白恢复正常。 结论:HS患儿可出现胆汁淤积，治疗效果欠佳的患儿可考虑行脾脏切除术，6种新基因变异扩展了HS的基因突变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