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 SPTB基因新型突变所导致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的临床表现及遗传学特点。 方法:采集父母及患儿外周血，进行高精度医学全外显子检测。结果:患儿检测到 SPTB基因c.3458dupT(p.R1155Qfs*27)杂合突变，该变异遗传自母亲，且母亲幼时有脾切除史。 结论:新生儿HS指标不具有特异性，应努力积极提高基因检测技术在HS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以黄疸、贫血、脾肿大、外周血球形红细胞增多、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为主要特征，但缺乏特异性，易误诊、漏诊，尤其新生儿很少有典型的球形红细胞增多、红细胞渗透脆性增加及脾肿大。本文报道1例ANK1基因新发变异导致的新生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及其家系其他患者的诊疗过程，加强临床医生对该病的认识。

1例以宫内胎儿水肿为特征的患儿，新生儿期表现为间接胆红素增高为主的重度高胆红素血症、网织红细胞比例增高、重度贫血、肝脾肿大。基因测序结果显示存在SPTB基因移码变异，为c.5165_c.5166delTT，为新发变异，确诊为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以非免疫性胎儿水肿为特征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少见，对于临床高度怀疑而常规辅助检查不支持的新生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基因检测可协助确诊。

目的:分析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sis，HS)副脾的临床特点及脾切除术后副脾残留患儿的预后，完善HS的诊疗流程。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行脾切除术的54例HS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0例，女24例，手术年龄为(8.2±3.5)岁。根据手术记录、术后病理及超声结果筛选存在副脾的患儿，分析影像学资料和副脾情况。通过电话或微信随访预后，包括有无严重感染和溶血性贫血复发，分析副脾残留患儿的预后。结果:26例(26/54，48.1%)患儿存在副脾，4例(4/26，15.4%)术前检查提示存在副脾。分别有16例、6例和3例患儿存在1个、2个和3个副脾。明确具体位置的副脾共37个，主要位于脾门(30/37，81.1%)和脾结肠韧带(5/37，13.5%)。共50例(50/54，92.6%)患儿获得随访，平均随访时间为2.8(1.5，3.6)年，随访年龄为(11.1±3.4)岁。1例(1/50，2.0%)术后出现2次严重感染。7例(7/54，13.0%)脾切除术后残留副脾，4例为术中未发现副脾，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7±0.9)年。1例术中发现副脾，但未切除，术后3年内间接胆红素持续升高，残留副脾体积逐渐增大，且术后3年复查超声检查提示存在2个副脾；之后随访2年，胆红素和副脾性质未再变化。其余副脾残留患儿随访未出现严重感染和溶血性贫血复发症状。结论:HS患儿存在副脾比例高，主要位于脾门，术前诊断副脾困难，需术中仔细探查予以切除。HS脾切除术后出现黄疸需注意有无副脾残留。副脾残留患儿术后存在溶血情况但短期内可不出现贫血症状，能否长期稳定需规律随访。

目的:了解合并胆汁淤积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患儿的临床特征及遗传学特点。方法:2013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湖南省儿童医院12例伴胆汁淤积的HS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临床资料，采用二代测序进行全外显子测序，应于Sanger测序法对疑似致病突变位点进行验证。结果:患儿均因皮肤黄染入院，8例（66.67%）患儿有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为黄疸、脾大（12/12）、腹痛、贫血（4/12）和肝大（5/12）。所有患儿血红蛋白下降，网织红细胞比例、总胆红素和直接胆红素升高，红细胞脆性试验阳性，外周血可见球形红细胞。转氨酶升高者7例，重度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者4例，胆道结石者8例，胆道扩张者2例。3例患儿肝脏病理检查提示肝细胞轻度损害（G1S1）。5例患儿共发现6种未报道突变， SPTB基因c.2431_2450del、c.4974-2A > G、c.2575G > A和22~35号外显子缺失， ANK1基因：c.2379-2380delCA和c.6dupC。经治疗后患儿胆红素仍有异常，2例患儿行脾脏切除，术后胆红素和血红蛋白恢复正常。 结论:HS患儿可出现胆汁淤积，治疗效果欠佳的患儿可考虑行脾脏切除术，6种新基因变异扩展了HS的基因突变谱。

目的:探讨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治疗儿童血液病所致脾功能亢进的优势、可行性与安全性。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21年4月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因血液病所致脾功能亢进行腹腔镜脾切除术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共32例，其中男13例，女19例，年龄5~16岁；包括地中海贫血28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4例。18例行传统腹腔镜下分束结扎脾蒂脾切除术(传统组)，14例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腹腔镜下原位脾切除术(原位切闭器组)。比较两组患儿围手术期及术后并发症情况。结果:32例患儿中，2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患儿合并胆总管急性梗阻，行禁食、胃肠减压及抑酸抑酶好转，1个月后行脾切除手术治疗；其余30例患儿均顺利完成手术，无一例中转开腹患儿。围手术期，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术后住院时间[(5.2±1.5)d]较传统组[(7.1±1.3)d]明显缩短( P<0.05)，而两组术后肛门排气排便时间[(2.3±0.1)d比(2.1±0.8)d]、术后进食时间[(2.7±0.9)d比(2.2±0.2)d]、术后使用抗生素时间[(2.1±0.4)d比(2.4±0.3)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较传统组手术时间[(89±13)min比(192±26)min]、术中出血量[(18±2.6)mL比(51±2.8)mL]明显减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随访发现：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血红蛋白术前(76.21±5.5)g/L，术后1周(86.88±3.2)g/L，术后1个月(89.12±5.6)g/L，术后6个月(97.27±4.27)g/L，术后1年(118.25±13.36)g/L；传统组血红蛋白术前(76.21±5.5)g/L，术后1周(86.88±3.2)g/L，术后1个月(89.12±5.6)g/L，术后6个月(97.27±4.27)g/L，术后1年(118.25±13.36)g/L；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组血小板术前(435.12±44.86)×10 9/L，术后1周(764.27±33.42)×10 9/L，术后1个月(531.75±31.48)×10 9/L，术后6个月(528.42±21.63)×10 9/L；传统组血小板术前(431.28±32.33)×10 9/L，术后1周(745.88±25.38)×10 9/L，术后1个月(532.89±21.12)×10 9/L，术后6个月(512.46±22.67)×10 9/L；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传统组中2例曾于术中输注0.5 U的红细胞悬液。两组术后均无一例发生严重爆发性感染。传统组有1例形成门静脉血栓，经溶栓治疗后缓解。 结论:应用直线切割闭合器行腹腔镜原位脾切除术治疗儿童血液系统疾病所致脾功能亢进手术时间短，损伤小，出血少，术后康复快，术后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较传统腹腔镜手术有一定的应用优势。

目的:分析16例 SPTB基因变异所致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患儿的临床特征和变异谱，探讨变异类型与HS临床表型的相关性。 方法:选择2018年11月至2022年7月就诊于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门诊的HS患儿为研究对象。收集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全外显子组测序对患儿进行检测，对候选变异进行Sanger测序家系验证，同时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和蛋白三维结构预测。采用 χ2检验比较具有不同蛋白质功能结构域的 SPTB基因变异位点的患儿的临床表型差异。 结果:16例HS患儿的男、女比例为6：10，中位发病年龄为7岁10个月，主要临床表现为贫血、黄疸、网状红细胞增多，其中轻、中、重度贫血占比分别为56.25%(9/16)、31.25%(5/16)、12.50%(2/16)。基因检测结果显示，16例HS患儿均携带 SPTB基因变异，其中10种变异既往未见报道，7例患儿的变异为新发。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16例HS患儿中 SPTB基因功能丧失型变异(LOF)占93.75%(15/16)，错义变异占6.25%(1/16)；变异位点分别位于收缩蛋白部分重复结构域(68.75%，11/16)、肌动蛋白结合域CH1(25.00%，4/16)和二聚化结构域(6.25%，1/16)。 χ2检验显示，变异位点位于不同功能结构域的患儿的贫血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 3.345， P>0.05)。蛋白三维结构预测结果显示，c.253G>A(p.G85R)错义变异可能影响蛋白质的正确折叠和二聚化的氢键网络，导致蛋白结构的异常；其余15种LOF变异可产生相应的截短蛋白，影响收缩蛋白的功能。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相关指南，上述变异均被评判为致病或可能致病。 结论:16例携带 SPTB基因变异的HS患儿中轻中度贫血占比较高，变异类型以LOF为主，不同功能结构域的变异并不影响HS患儿的临床表现。本研究丰富了 SPTB基因的致病变异谱和临床表型谱。

目的:提高对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诊断认识。方法: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诊断的1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脾切除术后10年合并ET患者，临床资料分析诊断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该患者脾切除10余年后，血小板计数>450×10 9/L，粒红系无显著增生，网状纤维染色0级，无其他骨髓增殖性肿瘤证据，分子突变JAK2V617F阳性。可确诊ET。 结论:合并存在继发性血小板增多混杂因素时，会延误ET诊断，特征性、克隆性分子突变及骨髓病理对于鉴别诊断ET是非常有价值的。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脾血管结扎术治疗小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方法:2015年5月至2018年4月，17例儿童因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伴脾大内科治疗效果差，就诊于我院外科。其中，男9例，女8例，年龄0.3～15.3岁，平均8.3岁。所有患儿均接受腹腔镜下脾血管结扎术。术后定期随访，用AW Volume Share 5软件对腹部增强CT的脾脏影像进行体积测量，评估手术前后脾脏体积。迄今随访3～38个月，平均19.8个月。结果:所有手术均成功完成。手术时间60～180 min(平均115 min)，术中出血量为5～50 ml(平均15 ml)，无术中输血患儿。术后住院时间5～9 d(平均7 d)。术后血小板、红细胞及血红蛋白较术前均明显升高( P<0.05)。术后功能性脾脏体积较术前脾体积明显缩小[(307.393±177.634)cm 3比(581.242±270.260)cm 3， P＝0.000]；其中10例随访1年以上者测量了术后功能性脾脏体积，最近复查时的功能性脾脏体积较术后1个月的功能性脾脏体积显著增大( P＝0.004)。脾梗死指数(即术后1个月脾梗死体积占术前脾脏体积的百分比)为0.31～0.99(平均为0.53)。术后无一例需继续输血治疗。 结论:腹腔镜脾血管结扎术是治疗小儿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有效方式，但远期疗效仍需进一步研究。

目的:揭示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S）骨髓红系造血的代偿特征，探究不同程度贫血对骨髓造血代偿的影响。方法:收集2014年7月至2020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确诊的HS患者临床及实验室资料，以外周血网织红细胞绝对值作为替代参数，评估骨髓红系造血代偿能力，并对不同贫血程度HS患者红系造血代偿进行比较。结果:① 302例HS患者中代偿性溶血病（代偿组）115例，轻、中、重度贫血（失代偿组）患者分别为74、90、23例。②失代偿组血清红细胞生成素（EPO）水平与HGB呈负相关（ rs=-0.585， P<0.001）。③ HS患者的中位网织红细胞计数（ARC）0.34（0.27，0.44）×10 12/L，约为正常人的4.25倍，最大ARC 0.81×10 12/L，约为正常人的10倍；代偿组的中位ARC 0.29（0.22，0.38）×10 12/L，约为正常人的3.63倍，失代偿组中位ARC 0.38（0.30，0.46）×10 12/L，明显高于代偿组（ z=4.999， P=0.003），达正常人的4.75倍。④代偿组的ARC与HGB呈负相关（ r=-0.177， P=0.002）；失代偿组ARC与HGB呈正相关（ rs=0.191， P=0.009），轻、中、重度贫血组间AR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4.588， P=0.101）。⑤轻、中、重度贫血组的中位未成熟网织红细胞指数（IRF）分别为13.1%（9.1%，18.4%）、17.0%（13.4%，20.8%）、17.8%（14.6%，21.8%），轻度贫血组IRF小于中度及重度贫血组（ Padj值均<0.05），而中度和重度贫血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adj=1.000）；轻、中、重度贫血组的中位新生网织红细胞计数分别为5.09（2.60，7.74）×10 10/L、6.24（4.34，8.83）×10 10/L、7.00（3.07，8.22）×10 10/L，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081， P=0.214）。 结论:HS骨髓红系造血代偿随不同程度红细胞减少而增加，维持HGB在正常水平；而一经贫血发生，造血代偿即已达最大水平，不因贫血加重、EPO增加而进一步代偿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