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探讨建立一种快速识别活体小鼠血管内外淋巴细胞的方法。方法: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CD45-APCcy7抗体注射组(n＝6)、CD45-BV570抗体注射组(n＝3)和对照组(n＝3)。抗体注射组小鼠经内眦静脉丛注射抗小鼠CD45抗体(3 μg/只或5 μg/只)，对照组小鼠注射同等体积的磷酸缓冲盐液(phosphate buffer saline，PBS)，注射后2.5 min摘眼球取外周血，3 min时断颈处死小鼠，取淋巴结(lymph node, LN)、脾脏(spleen, SP)、骨髓(bone marrow, BM)、肝脏和肺脏与外周血一同制备单个核细胞悬液，每组细胞均进行CD4和CD8分子表面染色，流式细胞仪上机检测。结果: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CD45-APCcy7抗体注射组小鼠给予3 μg/只和5 μg/只两个剂量后，外周血中CD4 +和CD8 +细胞95%以上均为CD45 +细胞[CD4 +细胞：3 μg/只和5 μg/只CD45 +细胞百分率为(96.20±1.50)%比(98.77±1.88)%, t＝1.85， P>0.05；CD8 +细胞：3 μg/只和5 μg/只CD45 +细胞百分率为(99.27±0.75)%比(99.93±0.12)%， t＝1.52, P>0.05]，表明此两种剂量均可实现血管内淋巴细胞几乎全部活体、快速染色。在3 μg/只注射剂量下，使用同一克隆号不同荧光标记的抗CD45抗体检测时，外周血中95%以上CD4 +和CD8 +细胞均可被染色为CD45 +。在CD45-APCcy7抗体注射组和CD45-BV570抗体注射组CD4 +细胞中CD45 +细胞百分率分别为(96.20±1.50) %和(99.43±0.98)%；而CD8 +细胞中CD45 +细胞百分率分别为(99.27±0.75)%和(99.90±0.17)%均高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111.10，175.40，229.00，994.90， P值均<0.05)。淋巴器官和非淋巴器官染色结果表明，抗CD45抗体可清楚地区分CD45 +和CD45 -细胞群，两种不同标记的抗体对CD45 +细胞染色的百分率分别为LN[(0.35±0.23)%比(0.61±0.13)%； t＝1.69, P>0.05]、SP[(1.07±0.28)%比(2.87±1.13)%； t＝2.85, P>0.05]、BM[(0.85±0.24)%比(1.68±0.73)%; t＝1.89, P>0.05]、肝脏[(15.53±5.20)%比(19.60±9.36)%; t＝0.66， P>0.05]和肺脏[(29.97±6.14)%比(41.03±21.78)%; t＝0.85, P>0.05]，各组织中统计学分析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本实验建立了一种快速检测并区分血管内外淋巴细胞的方法，且可联合多种标记抗体一起检测，是一种高效、快速、准确的活体小鼠淋巴细胞检测手段。

患儿男，10个月。腹膜后神经母细胞瘤，病变包绕腹主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及其分支血管(图1)，于我院行肿瘤切除术。术后首日丙氨酸转氨酶2 519 U/L、天冬氨酸转氨酶7 254.9 U/L。超声检查：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部分左内叶(Ⅳ段)边缘实质回声不均匀减低(图2)，脾实质呈"网格样"回声减低(图3)，胆囊壁水肿增厚，胆囊腔内无明显胆泥沉积；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DFI)：肝脾门均未测及动脉样血流信号(图3，4)，进一步探测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始段1.0 cm、脾动脉起始段1.1 cm腔内条状稍低回声充填(图5)，相应节段血管腔内血流充盈缺损(图6)，另探测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血流充盈良好，门静脉主干血流通畅，流速约28 cm/s(图4)。考虑：腹腔干分叉处肝总动脉及脾动脉起始段血栓形成，肝脏部分、脾脏梗死。术后多次复查超声：肝尾叶(Ⅰ段)、部分左外叶(Ⅱ、Ⅲ段)逐渐坏死液化，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区内多发条索分隔结构(图7)，术后1个月行肝坏死液化区穿刺引流，肝左内叶(Ⅳ段)边缘回声减低逐渐恢复、无坏死液化，病程中未出现胆汁淤积、胆瘘等胆道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超声，肝脾门测及动脉血流(图8)，肝尾叶(Ⅰ段)、左外叶(Ⅱ、Ⅲ段)坏死液化缩小(图9)，脾脏缩小，无明显液化坏死(图10)。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SHERLLM2022019)。

目的:评价内镜超声（endoscopic ultrasound，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治疗合并较大自发性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6年12月—2020年12月因胃底静脉曲张伴较大自发性分流道（分流道最窄处直径5~15 mm）接受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的24例患者资料，统计并分析短期疗效（技术成功率、术后5 d再出血率、6周死亡率）、远期疗效（1年再出血率和死亡率、3年死亡率）及安全性（异位栓塞发生率）。结果: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技术成功率91.7%（22/24），5 d再出血率0（0/22）。1例（4.5%）术后2 d复查门静脉系统血管CT成像显示脾静脉主干部分栓塞。22例患者中2例失访，随访时间14.9（1.0~48.6）个月，术后6周死亡率0（0/20），术后1年再出血率35.0%（7/20）。12例行胃镜随访的患者中，5例出现不同程度食管静脉曲张加重，5例出现不同程度门静脉高压性胃病加重。术后1年死亡率5.0%（1/20），术后3年死亡率20.0%（4/20），均与出血及异位栓塞事件无关。结论:对于合并较大自发性分流道的胃底静脉曲张患者，EUS引导弹簧圈栓塞联合内镜组织胶注射治疗短期安全有效，并能降低异位栓塞发生风险，远期疗效及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目的:研究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MSC）对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的治疗作用及机制。方法:将18只C57BL/6小鼠按随机数字表等分为凡士林组、模型组和治疗组，每组6只。小鼠背部剃毛后，模型组和治疗组小鼠背部涂抹5%咪喹莫特乳膏62.5 mg每天1次，连续6 d，凡士林组小鼠涂抹等量的凡士林软膏；治疗组小鼠在第1、4天予尾静脉注射1.5 × 10 6个MSC。根据银屑病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PASI），每日评估小鼠背部皮损严重程度。末次涂药24 h后（第7天）取血并处死小鼠，取背部皮肤行HE染色，切取脾脏并获取单细胞悬液，流式细胞仪检测脾脏中Th1、Th17细胞亚群。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中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7A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多重比较采用Tukey检验，PASI评分随时间变化的数据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结果:第7天，模型组小鼠背部出现明显的鳞屑性红斑，皮肤厚度为（78.73 ± 23.11）μm，凡士林组为（13.28 ± 4.57）μm，两组比较， q=19.25， P < 0.001，模型组炎性细胞浸润数亦显著增加（ q=7.21， P < 0.001）。治疗组小鼠PASI评分、表皮厚度、炎性细胞浸润数均显著低于模型组（均 P < 0.001）。治疗组小鼠脾脏Th17细胞亚群比例、血清TNF-α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 P < 0.05）。治疗组与模型组之间脾脏重量、脾指数、脾脏细胞计数、Th1细胞亚群比例及血清IL-17A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人脐带MSC可减轻咪喹莫特诱导的银屑病样皮炎小鼠模型皮肤炎症，机制可能与抑制Th17细胞及TNF-α的生成有关。

目的:探讨脾切断流术对肝硬化肝脏的作用及机制。方法:前瞻性留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2013年5月至2014年10月共54例肝硬化门静脉高压患者脾切除前后不同时间点的临床和实验室检查资料，比较手术前后的肝脏血管内径和血流，血清一氧化氮(NO)、内皮素-1(ET-1)等血流调节因子，白细胞介素-6(IL-6)、肝细胞生长因子(HGF)、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基质金属蛋白酶1(MMP1)等肝再生和肝纤维化相关因子的变化。结果:54例患者中男性31例，女性23例，年龄(45.5±10.2)岁。自由门静脉压从脾切除前的(37.0±7.1)cmH 2O(1 cmH 2O＝0.098 kPa)下降到术后的(26.1±5.7)cmH 2O，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脾切除术后肝动脉内径(4.0±1.0)mm较术前(3.1±0.7) mm明显增加，门静脉内径(11.9±2.0)mm较术前(13.1±1.9)mm明显减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同时肝动脉流速和血流量增加，门静脉流速和血流量减小。血清NO在脾切除术后即刻升高且持续处于高水平；血清ET-1在脾切除术后2 d下降且低水平波动。血清IL-6和HGF在脾切除术后2 d明显上升，在术后7 d和1个月缓慢下降。脾切除术后血清TGF- β1、MMP1明显升高，血清内毒素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脾切除术诱导了肝硬化患者肝脏血流重塑、肝细胞再生以及肝纤维化的逆转。对肝硬化肝脏产生保护作用。

本文回顾性分析2013年9月至2019年9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4例经病理证实的肝包膜下脾组织植入患者的临床及影像资料，4例患者中1例有既往胰腺低分化腺癌并行胰腺体尾部及脾脏切除病史，2例有脾外伤病史。共6个脾种植结节，均位于肝包膜下，病灶最大径1.8~4.8（2.9±1.2）cm，边界清楚。CT平扫示结节密度稍低于肝脏，增强后动脉期明显强化，强化程度高于肝组织；延迟期强化程度减低，和肝组织密度相似或稍低。相对于脾结节及肝脏，植入脾组织包膜在动脉期强化稍低、静脉期及延迟期强化逐渐明显。MRI平扫示植入脾组织与正常脾脏信号相仿，T 1WI呈低信号，T 2WI呈均匀高信号，强化方式同CT增强，DWI示扩散明显受限。本研究提示有脾脏手术或脾外伤史患者，肝包膜下见界清结节，动脉期明显强化，边缘见渐进强化包膜，应考虑脾组织植入可能，以避免不必要的手术。

中国肝硬化患者约700万，门静脉高压是影响肝硬化预后的重要因素，其严重程度决定了肝硬化并发症（如腹水、食管胃静脉曲张破裂出血、肝性脑病等）的发生和发展。近年来，随着超声弹性成像技术的快速发展，其在肝病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瞬时弹性成像、点剪切波弹性成像、二维剪切波弹性成像均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无创评估具有重要价值。然而，目前超声弹性成像评估肝硬化门静脉高压尚无统一的技术操作规范和参考阈值标准。因此，中华医学会超声医学分会、中国门静脉高压联盟（CHESS）联合发起并组织我国超声医学、肝病学、消化病学等多学科领域专家，结合国内外最新指南、循证医学证据以及我国临床实践形成专家共识，旨在规范化不同超声弹性成像技术的检查流程，标准化肝硬度和脾硬度在代偿期进展性慢性肝病、临床显著性门静脉高压、避免胃镜筛查、门静脉高压危险分层以及个体化管理等方面的临床应用。

目的:通过外源性引入IL-6载体，实现在循环中长期高表达IL-6，构建一种慢性系统性炎症的动物模型。方法:构建重组鼠IL-6编码腺相关病毒(IL-6-encoding adeno-associated virus, AAV-IL-6)。24周龄雄性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AAV-IL-6组、空白载体对照组、空白对照组，每组各7只，分别在干预开始0、8、16周尾静脉注射100 μl 0.5×10 10 vp/ml的AAV-IL-6、空白载体AAV或相同体积的生理盐水。ELISA检测小鼠血清IL-6水平。观察小鼠一般情况、血常规、血生化、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在24周干预结束后处死小鼠，取心肌、肝脏、脾脏、股四头肌、膝关节、股骨中段做HE染色。 结果:在干预后4、8、16及24周，AAV-IL-6组小鼠血清IL-6水平为(75.41~169.28) pg/ml，而两对照组均低于检测下限(7.8 pg/ml)。干预后24周，AAV-IL-6组小鼠体重明显低于两对照组；AAV-IL-6组小鼠中性粒细胞计数和CRP水平均高于两对照组，而白蛋白、肌酐、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水平低于两对照组，上述指标在对照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AV-IL-6组及空白载体对照组小鼠淋巴细胞均高于空白对照组；3组小鼠肝、肾功能在干预结束后均正常。组织病理显示，AAV-IL-6组小鼠肝脏中央静脉区及心肌肌纤维间隙、骨骼肌肌纤维间隙灶性淋巴细胞浸润，脾脏弥漫性多核巨细胞浸润；骨骼肌肌纤维萎缩；骺板结构紊乱和软骨增生区变小，骨小梁变薄、稀疏；骨皮质变薄、类骨质减少，两对照组小鼠无相应的组织病理改变表现。结论:通过重复尾静脉注射AAV-IL-6能够实现小鼠长期循环高表达IL-6，初步检测该小鼠具有慢性系统性炎症表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种安全、有效且相对简单可及的动物模型。

本研究对28例脾切除联合断流术后患者测定门静脉压力梯度及其对普萘洛尔的反应性。结果表明，术后第3天患者门静脉压力梯度基线压力平均为（15.1±11.2）mmHg。对普萘洛尔有反应者15例，剂量增至100 mg/d仍无反应者13例。患者对普萘洛尔的降压反应存在个体差异并存在量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