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舒更葡糖钠拮抗老年患者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残余肌松的效果。方法:择期全麻下行腹腔镜胃癌根治术患者60例，年龄65～85岁，性别不限，BMI 20～26 kg/m 2，ASA分级Ⅰ～Ⅲ级，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30)：舒更葡糖钠组(S组)和新斯的明组(N组)。术中静脉输注罗库溴铵0.3～0.6 mg·kg -1·h -1，采用Veryark-TOF监测仪监测肌松，维持TOF比值＝0且强直刺激后计数1或2。关闭腹膜时停用罗库溴铵。术后送入PACU，待肌松监测T 2出现时S组静脉注射舒更葡糖钠2 mg/kg，N组静脉注射新斯的明0.03 mg/kg +阿托品0.015 mg/kg。待患者意识及自主呼吸恢复后拔除气管导管。分别于麻醉前(T 1)、气管拔管后5和30 min(T 2，3)时，抽取动脉血样行血气分析，记录PaO 2和PaCO 2，并于上述时点采用超声测量膈肌吸气末厚度、呼气末厚度和膈肌运动幅度，计算膈肌厚度比率。记录T 2出现时间、气管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和气管拔管后30 min内肌松残余(TOF比值<0.9)、低氧血症的发生情况。记录术后7 d内肺部并发症情况。 结果:与N组比较，S组T 2，3时PaO 2升高，PaCO 2降低，T 2时膈肌运动幅度和膈肌厚度比率升高，气管拔管时间、PACU停留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缩短，气管拔管后肌松残余、低氧血症和术后肺部并发症发生率降低( P<0.05)，T 2出现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舒更葡糖钠可快速有效地拮抗老年患者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后残余肌松，有利于术后早期恢复。

目的:比较超声引导联合辅助技术与CT引导经皮热消融治疗邻近膈顶肝癌的安全性及近期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西溪医院2016年1月至2019年10月邻近膈顶肝癌经皮热消融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按引导方式不同分为超声引导联合辅助技术组(超声引导组)和CT引导组，辅助技术包括超声造影、融合成像和人工腹水。统计消融术中及术后1周内的并发症，对比两种引导方式的安全性，术后1个月行增强CT或增强MRI检查以评估近期疗效。结果:最终纳入52例患者，其中39例为初治患者，13例为复发患者(7例有手术切除史，6例有热消融史)。男性41例，女性11例，年龄38.0～76.0(57.3±10.0)岁，肿瘤大小12.0～46.0(30.7±8.8)mm。超声引导组患者34例，年龄38.0～73.0(56.6±10.2)岁，肿瘤大小17.0～46.0(30.6±8.7)mm; CT引导组患者18例，年龄39.0～76.0(58.1±9.8)岁，肿瘤大小12.0～45.0(30.9±9.2)mm。两组患者年龄、肿瘤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热消融术中及术后1周内，超声引导组有3例出现胸腔积液，CT引导组有8例出现胸腔积液、7例出现气胸，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所有并发症经保守治疗均于2周内痊愈。热消融后1个月，超声引导组完全消融率91.2%(31/34)，CT引导组完全消融率88.9%(16/18)，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热消融治疗邻近膈顶的肝癌，两种引导方式有相似的近期疗效，但超声引导联合辅助技术较CT引导明显降低了胸部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前评估桡动脉及左侧乳内动脉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20年1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44～76岁。患者术前均使用多普勒超声检查左侧乳内动脉及双侧桡动脉。(1)分别采用超声和Allen试验检测60例患者两侧手掌侧支循环类型，初步筛除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或血管异常的患者。在行全动脉搭桥的患者中，以术中检测结果为依据，比较Allen试验和超声检测判断手掌侧支循环类型的差异。(2)测量并比较桡动脉桡骨茎突处、肘关节下5 cm处(肘关节下段)及二者中点处(中段)血管内径。(3)观察在按压和放松桡动脉状态下不同侧支循环类型尺动脉的血液峰值速度(PSV)变化及增长情况。(4)记录左侧乳内动脉第二肋间水平的血管内径及PSV，观察起始部血流方向、有无狭窄及乳内动脉下端是否在第四肋间分叉。(5)分析全动脉搭桥的患者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桡动脉内径之间的关系。(6)观察全动脉搭桥患者术后胸闷、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以及心肌梗塞等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术后3个月行冠脉CTA和手部超声检查，观察桥血管通畅情况及桡侧手掌血供情况。结果:(1)60例患者经过初步筛查后纳入44例患者进行全动脉搭桥手术，术中剥离78条桡动脉，术中检测均为非桡动脉依赖型，其中Allen试验检测桡动脉依赖型10条、非桡动脉依赖型68条，多普勒超声检测桡动脉依赖型3条、非桡动脉依赖型75条，超声测量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正确率为96.2%，高于Allen试验的8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000, P<0.05)。(2)120条桡动脉桡骨茎突处、中段及肘关节下段血管内径分别为(2.06±0.44)、(2.38±0.43)、(2.37±0.4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542, P<0.05)。(3)术前超声检测手掌侧支循环为桡动脉依赖型17条，压迫桡动脉前后尺动脉PSV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证实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78条，压迫桡动脉后尺动脉PSV为(69.8±13.6)cm/s，明显高于压迫前的(42.0±7.4)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346, P<0.05)。(4)60例患者左侧乳内动脉检测均未发现存在起始段狭窄、变异、反向血流等异常情况，其中7例患者左乳内动脉在第四肋间水平分支为肌膈动脉和腹壁下动脉。60例患者第二肋间左乳内动脉血管内径(2.29±0.38)mm，PSV (67.8±15.9) cm/s；其中仅1例患者血管内径为1.5 mm，PSV为12.2 cm/s，其他患者血管内径>1.5 mm、PSV>40.0 cm/s，均在正常范围。(5)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显示：77条桡动脉桥血管，术中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测量的桡动脉内径呈正相关：?＝18.503 X-4.471, R2＝0.499。(6)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全动脉搭桥手术。住院期间临床症状改善，未发生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出院后44例患者均随访3个月，随访期间患者无胸闷、心绞痛，无手部缺血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冠脉CTA显示桥血管通畅，无明显异常；手部超声检查显示桡侧手掌血供正常。 结论:多普勒超声可以测量桥血管的内径，判断桥血管有无狭窄等异常情况，在CABG术前可精准、高效地完成对桡动脉及乳内动脉的评估；同时，多普勒超声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的正确率高于Allen试验，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不同孕周及超声测量方法得到的观察-预期肺头比（observed to expected lung area to head circumference ratio，o/e LHR）对左侧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胎儿生后病情符合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指征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纳入2017年1月至2021年5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就诊并治疗的左侧CDH患儿40例。孕母产前分别在孕22～24周和孕31～33周采用最大直径法及描记法获得o/e LHR。按患儿生后是否符合ECMO指征分为ECMO组（ n=12）和非ECMO（ n=28）组。采用卡方检验、两独立样本 t检验、非参数Mann-Whitney U检验分析组间产前超声o/e LHR及一般情况的差异，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生后符合ECMO指征的影响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o/e LHR预测患儿生后符合ECMO指征的价值。 结果:最大直径法和描记法孕31～33周测量的o/e LHR低于孕22～24周的测量值［最大直径法：40.4（32.9～51.5）与45.1（36.3～53.4）， Z=－2.48， P=0.013；描记法：38.6（33.2～47.6）与44.1（35.9～51.7）， Z=－3.29， P=0.001］。相同孕周时，最大直径法与描记法测量的o/e LH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最大直径法孕31～33周测量的o/e LHR是预测生后符合ECMO指征的保护因素（ OR=0.873，95% CI：0.790～0.965， P=0.008）。ROC曲线分析显示孕31～33周最大直径法测量的o/e LHR预测生后符合ECMO指征的曲线下面积为0.830，界值为38.195时，灵敏度为83.3%，特异度为71.4%。 结论:孕31～33周使用最大直径法及描记法测量的o/e LHR均较孕22～24周的o/e LHR低。孕31～33周最大直径法测量的o/e LHR可能有助于预测胎儿生后是否需要ECMO支持，但预测效能不足够高，需要综合其他临床情况综合评估。

目的:应用床旁超声探讨脓毒症患者入重症监护病房（ICU）7 d内膈肌和肢体骨骼肌的动态变化及其与血尿素/肌酐比值（UCR）的相关性。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择2022年6月至2023年2月入住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ICU的55例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观察患者的一般资料、入ICU第1、4、7天实验室检查指标〔血尿素、血肌酐（SCr）、UCR〕和预后指标；应用床旁超声动态评估患者入ICU第1、4、7天膈肌形态学动态变化〔包括膈肌移动度（DE）、吸气末膈肌厚度（DTei）、呼气末膈肌厚度（DTee）〕，以及肢体骨骼肌（股四头肌）形态学动态变化〔包括股直肌厚度（RF-MLT）、股中间肌厚度（VI-MLT）和股直肌横截面积（RF-CSA）〕。计算膈肌增厚分数（DTF）和RF-CSA萎缩率，并统计膈肌功能障碍和肢体骨骼肌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患者入ICU 7 d内各时间点膈肌和股四头肌超声形态学参数与UCR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55例脓毒症患者，其中29例为脓毒性休克。随入ICU时间延长，脓毒症患者膈肌功能障碍发生率呈先升高后下降趋势（入ICU第1、4、7天分别为63.6%、69.6%、58.6%），肢体骨骼肌功能障碍发生率呈升高趋势（入ICU第4天和第7天分别为54.3%、62.1%），入ICU第4天和第7天两者同时发生的概率分别为32.6%、34.5%。脓毒症患者入ICU第7天UCR明显高于第1天〔121.77（95.46，164.55）比97.00（70.26，130.50）〕，RF-CSA萎缩率明显高于第4天〔%：-39.7（-52.4，-22.1）比-26.5（-40.2，-16.4）〕，RF-CSA明显低于第1天〔cm 2：1.3（1.0，2.5）比2.1（1.7，2.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脓毒症患者入ICU第7天RF-CSA与当日UCR呈显著负相关（ r＝-0.407， P＝0.029）。 结论:脓毒症患者膈肌功能障碍发生早，可改善；肢体骨骼肌功能障碍发生相对滞后，呈进行性加重。入ICU第7天的RF-CSA可能是衡量脓毒症患者肢体骨骼肌功能障碍的可靠指标，能够成为早期识别与诊断ICU获得性衰弱（ICU-AW）的指标。脓毒症患者发生持续性肌肉质量损失主要与持续的机体分解代谢相关，且在入ICU 1周左右呈显著变化。

男，7 d，以"产前发现膈疝1月余，出生后1周"于2019年5月收治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其母孕35周时超声发现胎儿左侧先天性膈疝、肝大、双肾大，羊水多。出生后发现患儿呼吸频率较快，就诊于我院，收入院后完善检查，家长拒绝手术后出院。出院后1周患儿呼吸频率仍较快，遂入院。患儿系其母孕38周经剖宫产分娩，第2胎，出生时患儿体重为4 000 g。患儿母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病史，无遗传代谢病家族史，第1胎因先天性心脏病夭折，本次孕期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未见异常。患儿入院接受体格检查：一般状态可，面容特殊，头较大，眼距宽，鼻梁宽，嘴较大，肌张力略低。患儿口周及肢端青紫，鼻扇及"三凹征"弱阳性，呼吸促，55次/min。左肺呼吸音弱，可闻及少许肠鸣音；右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左上腹可见1个多余乳头，腹部略饱满，肝位于肋下约5 cm，无胃肠型及蠕动波，全腹触诊软，未及异常包块，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肠鸣音弱。患儿血气分析提示呼吸性酸中毒，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基本正常。胸片及上消化道造影可见肠管疝入左侧胸腔（图1），诊断为左侧膈疝。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动脉导管为开放状态，管径约4 mm，大动脉水平左向右分流，房水平左向右分流，宽约2 mm；三尖瓣轻度反流，肺动脉压力轻度增高；静息状态下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正常。肝、胆、脾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肝大，肝上界位于右锁中线第6肋间，肋下约4.3 cm，表面光滑，肝实质回声均匀。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左肾约为8.3 cm×3.4 cm×3.1 cm，右肾约7.5 cm×3.9 cm×3.9 cm，双肾实质回声略增强。睾丸精索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右睾丸鞘膜积液。

目的:分析膈肌超声定量参数与血清可溶性抑瘤因子-2(sST2)、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的关系及联合应用对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机械通气患者撤机结局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5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ICU收治的100例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ARDS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入选患者自主呼吸试验前进行膈肌超声检查，获得膈肌定量参数，同时检测患者血清sST2、IL-6水平。将研究对象根据撤机结局分为撤机失败组和撤机成功组，比较两组患者膈肌定量参数、血清sST2、IL-6水平及其他临床基线资料。采用 Logistic回归分析法明确影响ARDS机械通气患者撤机失败的危险因素。采用 Pearson相关性分析膈肌定量参数与血清sST2、IL-6水平的相关性，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膈肌定量参数与血清sST2、IL-6水平联合检测对ARDS机械通气患者撤机结局的预测价值。 结果:100例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的ARDS患者中，撤机失败率为21.00%(21/100)。撤机失败组机械通气时间[(9.35±2.36) d]、APACHE Ⅱ[(19.24±3.12)分]、SOFA评分[(12.12±3.12)分]高于撤机成功组[(5.07±2.01) d、(12.25±2.01)分、(6.48±1.89)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356、12.483、10.453， P<0.05)。撤机失败组DE[(14.25±3.12) mm]、DTee[(1.71±0.14) mm]、DTei[(2.34±0.11) mm]、DTF(0.29±0.07)均低于撤机成功组[(18.52±3.02) mm、(1.94±0.12) mm、(2.75±0.13) mm、(0.45±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720、7.534、13.235、8.348， P<0.05)。撤机失败组血清sST2[(35.69±3.45) ng/ml]、IL-6[(43.51±3.35) pg/ml]高于撤机成功组[(20.41±3.29) ng/ml、(21.24±3.51) 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8.727、26.081， P<0.05)。行机械通气治疗的ARDS患者DE水平与血清sST2、IL-6水平呈负相关( r＝－0.437、－0.495， P<0.05)；DTee水平与血清sST2、IL-6水平呈负相关( r＝－0.469、－0.534， P<0.05)；DTei水平与血清sST2、IL-6水平呈负相关( r＝－0.503、－0.583， P<0.05)；DTF水平与血清sST2、IL-6水平呈负相关( r＝－0.482、－0.562，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机械通气时间、APACHEⅡ、SOFA、sST2、IL-6、DE、DTee、DTei、DTF水平异常是影响ARDS机械通气患者撤机失败的危险因素( P<0.05)。ROC曲线显示，膈肌定量参数、sST2、IL-6水平联合检测预测ARDS机械通气患者撤机失败的敏感度、特异度、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92.00%、62.00%、0.892。 结论:联合应用膈肌超声定量参数与血清血清sST2、IL-6水平对ARDS机械通气患者撤机失败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右侧先天性膈疝（right-sided 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RCDH）合并肝肺融合（hepatopulmonary fusion，HPF）的临床特点和管理。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6月至12月在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的3例RCDH合并HPF患儿的临床特点，并根据国际膈肌缺损分级标准进行缺损分级。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及维普中文期刊以“先天性膈疝”“肝肺融合”检索1997年1月至2023年4月的中文文献报道，在PubMed、Embase及UpToDate数据库以“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hepatopulmonary fusion”为关键词检索同期相关英文文献。分析RCDH合并HPF的临床特点、管理及预后等情况。结果:（1）本院病例资料：病例1和病例2产前超声发现胎儿右侧膈疝，产前MRI均提示胎儿肝脏疝入右侧胸腔、右肺发育不良、左肺大小正常和无纵隔左移。病例1和病例3出生后的胸部X射线检查可见右肺致密影和纵隔右移。病例2为D型缺损，出生后胸部X射线检查示纵隔稍左移。3例患儿术前影像学检查均高度怀疑HPF。病例1 和病例2为肝肺完全分离，并采用补片修补，病例2进行部分肺切除，2例患儿均存活（住院时间分别为22和23 d）。病例3在手术探查后未进行肝肺分离，未采用补片修补，术后死于持续性肺动脉高压。（2）文献复习：共检索到40例CDH合并HPF病例，加上本院3例RCDH合并HPF，共43例，其中27例（62.8%）术前发现纵隔右移或无移位，9例（20.9%）纵隔左移，7例（16.3%）未描述；73.1%（19/26）进行肝肺完全分离的患儿存活，13例进行肝肺部分分离中6例存活，4例未行肝肺分离均死亡。结论:对于RCDH患儿需要考虑是否存在HPF可能，影像学提示未伴纵隔左侧移位应高度怀疑HPF。此类病例的外科手术术前评估需按照重大手术（可能需要肝或部分肺切除术）进行管理。

目的:探讨胎儿镜下气管栓塞术(fetoscopic tracheal occlusion，FETO)在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CDH)重度肺发育不良中的应用。方法:回顾性分析一例产前诊断左侧CDH并重度肺发育不良的胎儿、应用FETO治疗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同时通过检索PubMed、Springer Link、Google Scolar、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CNKI)、万方和维普数据库，收集并详细分析截至2018年1月前发表的中英文相关文献，复习讨论胎儿CDH的FETO应用指征及术后序贯化管理的重要性。本次检索的中英文关键词为先天性膈疝(congenital diaphragmatic hernia)、胎儿镜下气管栓塞术(fetal endoscopic tracheal occlusion)和随机对照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检索后将综述类文献及对同一作者、医院、研究所、数据库重复报道病例予以剔除。结果:患儿于孕中期行产检超声检查时发现左侧膈疝，遂转入本院胎儿医学中心进行详细检查并经多学科团队制定序贯化治疗方案。孕26 ＋3周时胎儿超声检查评估为重度肺发育不良[实测/预测LHR比值(o/e LHR)为18.8%]。按计划于孕29周行FETO，操作过程顺利。FETO后于孕29 ＋5周、30 ＋4周时复查超声提示o/e LHR分别为23.6%、26.1%。孕33周时突发胎膜早破，子宫外产时治疗下取出胎儿气管球囊后予气管插管，转入新生儿外科监护室。患儿于生后11 h予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生后5 d在ECMO支持下行左侧膈肌修补术；33 d时因出现肝肾功能衰竭，家长放弃治疗后死亡。检索文献仅发现2篇单中心RCT英文报道，一篇认为FETO未能提高CDH存活率，另一篇则认为FETO可明显提高CDH存活率。 结论:FETO的管理需要多学科团队配合，可促进胎儿肺发育，对提高重度CDH新生儿期存活率有着积极的意义。

目的:探讨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下腔静脉Ⅳa级癌栓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6月收治的4例接受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治疗肾癌伴Ⅳa级癌栓患者的临床资料。4例均为男性，中位年龄53.5(53～70)岁；平均体质指数23.25(20.7～26.3)kg/m 2。4例因腰痛和(或)血尿就诊。肿瘤位于右侧2例，左侧2例；肿瘤平均最大径8.1(3.6～11.2)cm。所有患者术前均经彩色多普勒超声、CT三维重建和(或)MRI检查，明确癌栓分级均为Ⅳa级(膈肌以上，心房以下)。术前平均腔静脉癌栓长度12.3(11.8～18.0)cm。4例手术均在泌尿外科、肝胆外科、心血管外科、超声科及麻醉科医生团队配合下完成。手术方法：机器人辅助翻肝暴露肝后段下腔静脉；在术中超声引导下，解剖膈肌中心腱和心包，直至暴露膈上心包内下腔静脉和右心房；依次阻断第一肝门和下腔静脉；行腔静脉切开取栓及下腔静脉重建。观察围手术期指标及并发症情况。 结果:4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手术时间中位值553.5(338～642)min，第一肝门阻断时间中位值18.1(14～32)min；失血量中位值1 900(1 000～2 600)ml。所有患者术后均转入重症监护室(ICU)，ICU住院时间中位值7(4～8)d，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中位值为8(4～12)d。术后平均住院时间13(11～20)d。术后并发症Clavien分级Ⅱ级1例，Ⅲ级3例；其中1例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1例淋巴瘘，1例胸腔积液伴肺不张，1例肝肾功能不全及淋巴瘘。并发症经对症治疗后均有所好转。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结论:机器人辅助经心包膈上下腔静脉阻断切开取栓术是治疗肾肿瘤伴Ⅳa级下腔静脉癌栓的一种可选择的方法，该术式可免体外循环、免开胸，手术并发症在可控范围内，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该术式安全、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