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早期诊断淋巴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TACT)的价值及分析不同评估标准的诊断效能。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1月至20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 18F-FDG PET/CT显像的淋巴瘤患者，患者接受淋巴瘤标准化疗方案治疗。通过视觉法及半定量法[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分析治疗前后心肌摄取 18F-FDG情况，计算治疗后与治疗前SUV max-心差值(ΔSUV max-心)、%ΔSUV max-心，以及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纵隔比值、SUV max-心/SUV max-肝比值及SUV max-心/SUV max-本底(左侧臀肌)比值。以心电图(ECG)出现异常(早期TACT)为终点，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影像不同评估标准的最佳阈值，分析诊断效能。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及 χ2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274例入组淋巴瘤患者的男女比为1.85∶1，中位年龄36岁；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占78.1%(214/274)。治疗后，55.1%(151/274)的患者心肌为高摄取(高于肝摄取)，20.4%(56/274)为中度摄取(介于心血池摄取与肝摄取之间)，24.5%(67/274)为等摄取(低于心血池摄取)。ECG(+)组( n＝71)与ECG(-)组( n＝203)心肌摄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UV max分别为7.77±4.06和5.91±3.04( t＝4.045， P<0.01)]。ROC曲线示，治疗后SUV max-心、ΔSUV max-心、%ΔSUV max-心及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纵隔比值、SUV max-心/SUV max-肝比值及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诊断早期TACT的最佳阈值为9.4、4.8、1.4、5.0、2.3及7.0，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3、0.637、0.612、0.655、0.649和0.650。其中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预测早期TACT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性分别为40.85%(29/71)、82.76%(168/203)、45.31%(29/64)、80.00%(168/210)及71.90%(197/274)。 结论:18F-FDG PET/CT显像能早期诊断淋巴瘤TACT，若以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7.0为阈值， 18F-FDG PET/CT对早期TACT预测的特异性及阴性预测值均达到80%。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在恶性肿瘤临床治疗方面应用渐广，在肿瘤疗效反应以及药物毒性方面表现出不典型的免疫治疗相关现象，对影像学提出了挑战。此外，新兴的影像学技术，包括代谢成像、功能成像、分子影像和影像组学等在肿瘤ICIs治疗反应、疗效预测及不良反应监测等方面显示出巨大潜能。本文对免疫相关疗效反应和毒性反应的影像学评估及表现进行评述，讨论影像学在免疫时代的价值、挑战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目的:探讨静脉-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差与动脉-静脉血氧含量差比值（Pv-aCO 2/Ca-vO 2）对儿童原发性腹膜炎相关脓毒性休克预后的预测价值。 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选取2016年12月至2021年12月西安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63例腹膜炎相关脓毒性休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以28 d全因病死率为主要终点事件，根据预后将患儿分为生存组及死亡组，统计两组基线资料及血气分析、血常规、凝血、炎症状态、危重评分等相关临床数据。对影响预后的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对危险因素的预测性进行检验。根据各危险因素的截断值进行分层，通过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比较各组预后差异。结果:共纳入63例患儿，男性30例，女性33例；年龄（5.6±4.0）岁；28 d死亡16例，病死率为25.4%。生存者与死亡组间性别、年龄、体重及病原菌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死亡组机械通气比例、外科干预比例、血管活性药物应用比例、前降钙素原、C-反应蛋白、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血乳酸（Lac）、Pv-aCO 2/Ca-vO 2、儿童序贯器官衰竭评分、儿科危重症死亡危险评分Ⅲ均较存活组明显升高，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平均动脉压较生存组明显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Lac及Pv-aCO 2/Ca-vO 2为影响患儿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和95%可信区间（95% CI）分别为2.01（1.15~3.21）、2.37（1.41~3.22），均 P<0.01〕。ROC曲线分析显示，Lac、Pv-aCO 2/Ca-vO 2及二者联合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45、0.876和0.923，敏感度分别为75%、85%和88%，特异度分别为71%、87%和91%。根据各危险因素的截断值分层，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Lac≥4 mmol/L组28 d累积生存率低于Lac<4 mmol/L组〔64.29%（18/28）比82.86%（29/35）， P<0.05〕；Pv-aCO 2/Ca-vO 2≥1.6组28 d累积生存率低于Pv-aCO 2/Ca-vO 2<1.6组〔62.07%（18/29）比85.29%（29/34）， P<0.01〕。将两个指标变量分层组合后分析显示，Pv-aCO 2/Ca-vO 2≥1.6且Lac≥4 mmol/L组28 d累积生存率明显低于其他3组（Log-rank检验： χ2＝7.910， P＝0.017）。 结论:早期Pv-aCO 2/Ca-vO 2联合Lac对原发性腹膜炎相关脓毒性休克患儿的预后具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体质量指数（BMI）的变化（ΔBMI）对左心功能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连云港市东方医院就诊的170例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收集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心脏彩色超声检查结果。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方法分析患者化疗后发生心脏毒性的危险因素。计算ΔBMI，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测量ΔBMI的截断值并得出诊断精度。结果:与化疗前比较，化疗后的BMI、左室舒张末期容量（EDV）、左室收缩末期容量（ESV）、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S）的均值均升高，左室射血分数（LVEF）值降低，其中BMI化疗前后[（22.30±1.88）kg/m 2比（23.59±2.32）kg/m 2]及LVEF化疗前后[（63.69±4.69）%比（59.08±4.28）%]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3.40、4.98，均 P<0.05）。ΔBMI范围为0~41.3%，LVEF的变化（ΔLVEF）范围为0~15.9%。ΔLVEF与ΔBMI存在显著相关性（ r=0.709， P<0.001）。心脏毒性发生率为21.2%（36/170）。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MI（ OR=1.639，95% CI 1.263~2.127， P=0.000）与ΔBMI（ OR=1.147，95% CI 1.071~1.228， P=0.000）是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发生心脏毒性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据心脏毒性情况，计算ΔBMI与BMI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57和0.687。当ΔBMI值为4.28%时，Youden指数最大为0.399，灵敏度为0.750，特异度为0.649。 结论:对于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的乳腺癌患者，ΔBMI可作为预测心脏毒性的有效指标，当ΔBMI超过4.28%时，患者发生心脏毒性风险高。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过去几年中已成为许多恶性黑素瘤患者的重要治疗选择，其旨在恢复并促进效应T细胞特异性识别和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系统性增强全身的抗肿瘤免疫反应，对于手术切除后具有高复发风险或处于疾病晚期（不可切除或存在转移）的患者都是较好的治疗选择。目前免疫检查点抑制的主要目标是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与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它们分别是中枢和外周免疫耐受的两个关键受体。本文主要讨论不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临床效应、可能存在的药物反应性预测标志物与相关不良反应。

不论在新药研发阶段还是药品上市后临床应用阶段，药物安全性问题始终是应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药物研发失败甚至上市后药品退市的主要原因。生理药代动力学（PBPK）模型不仅可以常规预测人体血浆药代动力学，还可以预测药物在不同组织中浓度分布，是预测新药不良反应的重要工具，已逐渐受到药品监管部门的重视。本文简述了PBPK模型用于预测药物肾脏毒性、心脏毒性、神经毒性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为新药研发中不良反应的早期预测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万古霉素曲线下面积（AUC）的列线图预测重症患者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2017年12月入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重症医学科接受经静脉使用万古霉素治疗的重症患者。收集万古霉素治疗开始时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血药浓度达到稳定状态时的药代动力学参数（包括谷浓度和峰浓度）。采用单因素分析筛选变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的预测模型和列线图。结果:纳入64例静脉使用万古霉素治疗的重症患者，16例（25%）发生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将万古霉素AUC、肾小球滤过率（GFR）、联合使用肾毒性药物数作为预测变量行logistic回归分析，构建预测模型，建立回归方程logit（P）=-4.83+0.009×AUC（万古霉素）-2.87×a+2.53×b。若GFR>60 ml/min时，a=1，GFR≤60 ml/min时，a=0；若联合使用肾毒性药物数≥2时，b=1，联合使用肾毒性药物数<2时，b=0。绘制预测肾损伤的列线图。受测者操作特征曲线显示，预测模型预测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的AUC为0.927（95% CI 0.851~1.000）。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发生率的截止值为26.48%时，其敏感度为87.5%，特异度为87.5%。 结论:重症患者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的发生率高。基于万古霉素AUC的列线图能有效预测重症患者发生万古霉素相关肾损伤。

利妥昔单抗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合成的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通过特异性结合B细胞表面的跨膜蛋白CD20而发挥药理效应。利妥昔单抗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但药理机制复杂，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呈非线性且变异度很大，为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带来较大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实施个体化治疗来提高其用药合理性。目前，利妥昔单抗已具备治疗药物监测（TDM）的基本条件，如血药浓度检测技术、肿瘤生物标志物和相关基因多态性的检测技术等。利用这些技术，结合疾病诊断、人群特殊性、给药途径和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分析，可以构建利妥昔单抗PK/PD模型，对其疗效、毒性和耐药进行预测。药师参与利妥昔单抗的个体化治疗，开展TDM，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近年来门静脉高压的病因发生了许多变化。除了需关注病毒性、酒精性肝病，肥胖、高脂与糖尿病人群外，各种药物尤其是铂类药物化疗后、骨髓增殖性疾病、自身免疫性肝病患者等都需要列入高危筛查人群。病因的改变带来复杂的病理生理学状态，我们需要通过全面评估，了解既往病史，完善门脉血管CT、肝脏弹性成像、胃镜等检查，明确病因，为患者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内镜治疗疗效，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多组学等新理念，获得更准确的门静脉压力与临床特征预测，细化风险分层，为临床的诊疗做出更精准的个体化决策。

目的:回顾性分析脓毒性休克患儿的早期临床特点及其预后相关危险因素。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PICU收治的56例脓毒性休克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28 d预后情况，分为死亡组和存活组；根据患儿入PICU 24 h内最低小儿危重病例评分(PCIS)，分为非危重组(>80分)、危重组(70～80分)及极危重组(<70分)，分析比较各组患儿早期的临床特点。结果:56例脓毒性休克患儿，平均年龄12.0(1.0，180.0)个月；原发病以呼吸系统感染(60.7%，34/56)为主，病原学以细菌(71.4%，40/56)为主。死亡21例，存活35例，总病死率37.5%；非危重组、危重组和极危重组病死率分别为12.5%(2/16)、16.7%(1/6)、52.9%(18/34)。死亡组与存活组患儿的年龄、性别、PICU住院时间、心率、1 h及24 h平均动脉压、是否使用机械通气及机械通气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死亡组患儿的PCIS明显低于存活组，6 h及24 h血管活性药物评分(VIS)明显高于存活组，初始乳酸水平明显高于存活组，1 h、6 h及24 h内入液量明显高于存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极危重组患儿的6 h入液量与非危重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PCIS、VIS 6 h、VIS 24 h、初始乳酸水平及24 h乳酸清除率、降钙素原、射血分数、6 h入液量水平及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MODS)与患儿死亡有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PCIS、6 h入液量水平、早期乳酸水平及合并MODS是脓毒性休克患儿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6 h液体入量、PCIS、初始乳酸及MODS预测脓毒性休克患儿死亡的曲线下面积分别是0.947、0.835、0.797、0.761。 结论:脓毒性休克患儿病死率高，PCIS评分、6 h内复苏液量、早期乳酸水平及合并MODS是患儿死亡的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