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科抗菌药物过敏反应报表，根据报表提供的患儿基本信息，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儿的电子病历，记录抗菌药物应用和过敏反应发生、治疗、转归情况，由3位药师根据相关标准对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分型和严重程度进行统一判定。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统计同期新生儿科就诊和住院患儿总例数并记录其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计算抗菌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结果:设定时段新生儿科抗菌药物过敏反应报表共73份，涉及73例患儿；同期使用抗菌药物的患儿为21 146例，抗菌药物过敏反应发生率为0.35%。73例患儿中男性34例，女性39例；就诊或入院时的日龄为（14±7）d；使用注射制剂抗菌药物者69例（94.52%），口服制剂者4例（5.48%）。所用抗菌药物共7类20个品种，占比居前3位者为头孢菌素类（32例，43.84%）、青霉素类（21例，28.77%）和头霉素类（6例，8.22%）；过敏反应发生率居前3位者为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2/4）、注射用乳糖酸红霉素[1.29%（4/311）]和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1.07%（4/374）]。73例患儿中过敏反应呈速发型者4例（5.48%），其中3例为严重病例（过敏性休克、呼吸困难、严重过敏样反应各1例）；非速发型69例（94.52%），主要表现为皮疹、消化系统症状和发热，其中6例为严重病例（肝胆系统损伤3例、粒细胞减少症2例、重症药疹1例）。经停药和/或抗过敏、对症治疗后，73例患儿中71例（97.26%）痊愈，2例（2.74%）好转。结论: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率为0.35%。新生儿抗菌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分型以非速发型为主，多为一般过敏反应，但速发型多为严重过敏反应。

药物不良反应是用药过程中常遇到的且十分困扰临床医生的问题，皮肤是药物不良反应最常累及的器官之一。药物不良反应累及皮肤称之为“药物性皮炎”，即“药疹”，少数情况下甚至会出现累及生命的重症药疹，但由于临床混合用药的情况导致真实的致敏药物难以明确，致使临床治疗中多种药物无法使用。随着基因组学的发展，许多研究发现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等位基因和特定药物导致的药疹发病有着密切联系，用药前进行HLA风险基因筛查可显著降低相关药物重症药疹的发病率，但HLA基因筛查仅能预防有限的药物导致的重症药疹，大多数药物尚未发现HLA风险基因位点，因此只能通过其他检查明确致敏药物。目前药物激发试验在国际上被认为是明确致敏药物的“金标准”，但由于此测试方法风险较大并没有得到广泛开展。除此之外，多种体内外检查方法（体内试验包括斑贴试验及药物皮肤试验，体外试验包括血清IgE检测、嗜碱性粒细胞活化试验及淋巴细胞转化试验等）也为明确致敏药物提供依据。

1例4月龄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因重症肺炎住院，给予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联合红霉素治疗。住院期间感染加重，停用红霉素，改用盐酸万古霉素60 mg溶于5%葡萄糖注射液15 ml，以60 mg/h的速度静脉滴注。约10 min后，患儿出现哭闹，颜面部潮红；减慢输注速度，患儿仍哭闹，皮肤红斑增多，颈、胸及四肢等处皮肤红斑融合成片，心率增快（160次/min）。考虑为万古霉素导致的红人综合征，立即停药，未行抗过敏治疗。约1 h后皮肤红斑逐渐消退，心率下降至140次/min。次日，患儿皮肤颜色恢复正常。随后根据痰培养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改用替考拉宁联合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治疗，患儿未再出现皮疹，2周后肺炎好转出院。

患者男，36岁，因反复阴茎溃疡2年、复发并加重6个月，于2020年8月就诊。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龟头灼热、瘙痒，2 d后龟头、阴茎出现点状溃疡，稍疼痛，无渗出、流脓，于外院诊断为生殖器溃疡待查，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HIV抗体检查均为阴性，予外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洁皮肤，龟头及阴茎溃疡面逐渐增大，伴明显渗出、红肿、疼痛，后予外用中草药治疗1个月后溃疡愈合。患者6个月前无明显诱因龟头、阴茎再次出现溃疡，外院诊断为固定性药疹可能，予口服甲泼尼龙和头孢类抗生素，外用中草药治疗5 d，溃疡面积增大伴红肿、部分脓性渗出物、渗血，疼痛显著，遂至我科就诊。患者既往体健，发病以来精神、睡眠较差，体重无明显增减。否认冶游史，发病前1个月内无可疑食物及药物服用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及传染病史，家族中无类似疾病患者。

为进一步规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药疹的管理，中华医学会组织皮肤病与性病专家联合全科专家共同编写《药疹基层诊疗指南（2022年）》。指南参考有关国际指南制定的核心理念，将科学性与适用性相统一，有助于提升基层医生对于药疹的认知程度与诊治水平。同时，指南内容全面、与时俱进，强调了重症药疹的早期诊治以及基层医生对于患者的健康管理作用。

2例患者（例1女，59岁；例2女，67岁）分别因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应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rhTNFR：Fc）治疗。例1接受rhTNFR：Fc 50 mg皮下注射、1次/周。治疗3次后双侧上臂出现粟粒大小红色丘疹，伴瘙痒，自行停用rhTNFR：Fc后皮疹减轻；2周后再次使用rhTNFR：Fc，双侧上臂红色丘疹复现并加重，肩背部出现粟粒大小红色丘疹，左踝部出现水肿性红斑，考虑为rhTNFR：Fc所致药疹，停用该药，给予抗过敏治疗10 d后皮疹减轻，1月后皮疹消退。例2接受rhTNFR：Fc 50 mg皮下注射、1次/周，治疗4次后左下肢出现散在的黄豆大小红色丘疹，此后丘疹面积逐渐增大并出现脱屑，考虑为rhTNFR：Fc所致。停用该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其他抗风湿药物及补钙等治疗，14 d后丘疹基本消退。

目的:探索职业性三氯乙烯药疹样皮炎（occupational medicamentosa-like dermatitis due to trichloroethylene，OMDT）的病程分期，了解该病的病程特点，为临床诊治和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于2019年6月，采用连续抽样法收集2014年1月至2018年12月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收治且病程记录完整的35名OMDT患者资料，分析其从入院至2019年5月的主要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资料，选择连续监测指标进行分析，包括临床表现指标、外周血白细胞分类计数、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活力等肝功能指标、血清乳酸脱氢酶活力等心肌酶指标。根据指标标准化值对研究对象以周为单位的病程时间点进行聚类分析，结合指标变化趋势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病程分期；比较各指标在不同病程分期中的阳性率或平均水平，分析患者体质特征、疾病特点和治疗措施与各病程分期时长的相关性。结果:OMDT患者一般病程可分为急性期（3.0±1.5）周和慢性期（11.0±4.4）周，慢性期又分慢性前期[平均（5.0±3.0）周]和慢性后期[（6.5±3.7）周]。与慢性期患者比较，急性期患者临床表现指标、白细胞分类计数（除嗜酸性粒细胞数）、肝功能指标（除总蛋白和白蛋白浓度）、心肌酶指标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总蛋白、白蛋白浓度降低（ P<0.05）。与慢性后期患者比较，慢性前期患者临床表现指标（除发热）、白细胞分类计数（除淋巴细胞数）、肝功能指标（除总蛋白和白蛋白浓度）、肌酸激酶同工酶活性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总蛋白、白蛋白浓度、肌酸激酶活性均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急性期时长与开始使用激素时长呈正相关（ rspearman =0.62， Padjust<0.01），慢性前期时长（ rspearman =0.96， Padjust<0.01）、慢性后期时长（ rspearman =0.91， Padjust<0.01）均与期内使用激素时长呈正相关。 结论:本研究综合多项客观指标确定了OMDT患者的一般病程分期，并分析了各期主要指标变化特点和病期时长的可能相关因素。

1例4岁7个月男孩因支气管肺炎合并支原体、病毒和细菌多重感染给予阿奇霉素0.16 g静脉滴注、1次/d，甲泼尼龙琥珀酸钠32 mg静脉滴注、1次/d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干混悬剂228.5 mg口服、2次/d。6 d后，患儿症状改善，体温恢复正常。治疗第7天，患儿出现皮疹伴瘙痒，对症治疗后当日可消退。停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和阿奇霉素，但患儿仍在每天静脉滴注药物后发疹并当日消退；停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患儿皮疹未再发作。

1例67岁男性患者因肝癌术后复发给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1次/3周）免疫治疗，疗效及耐受性良好。用药12次后患者胸腹部及四肢散发皮疹，色鲜红，伴瘙痒。口服氯雷他定及外用卤米松乳膏后，患者皮疹稍好转。继续应用信迪利单抗2次，患者皮疹未见明显扩散。继续使用信迪利单抗第3次后，患者突发全身大面积皮疹，迅速发展为水疱、溃疡，皮肤有渗血及渗液，伴瘙痒和疼痛。诊断为药疹，考虑可能为信迪利单抗诱发。停用该药，给予甲泼尼龙60 mg静脉滴注、1次/d，并予抗过敏、抗感染、保护黏膜、皮肤护理等治疗1周，患者皮疹病情反复；增加甲泼尼龙剂量治疗1周，患者病情未缓解且出现消化道出血。患者肝癌术后，伴低蛋白血症、肝功能不全，且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虽给予积极治疗措施，仍抢救无效死亡。

大剂量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在部分难治性和危重皮肤病的治疗中疗效肯定，不良反应少。IgG的Fab段和Fc段可以通过结合各种自身抗原、自身抗体、补体等来介导特定的下游效应，以达到抗炎效果。该文综述IVIG的治疗机制，其在重症药疹、难治性皮肌炎和自身免疫性大疱病等重症皮肤病中的应用，以及特殊人群使用和不良反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