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EN）是免疫治疗中一种罕见不良反应，其进展快、死亡率高。本文报道1例晚期鳞状细胞肺癌在使用信迪利单抗免疫治疗后出现TEN致死亡的病例。TEN需引起临床医生广泛关注，做到早期诊断、规范治疗。

目的:初步观察信迪利单抗在晚期胰腺癌多线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第二医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8例晚期胰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病理类型均为腺癌。治疗方案为信迪利单抗单药或联合其他药物三线及以上治疗。按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RECIST）1.1评价临床疗效，统计客观缓解、疾病控制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采用常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5.0评估不良反应并分级。结果:8例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3例。8例患者中，1例部分缓解（PR），1例疾病稳定（SD），6例疾病进展（PD）；客观缓解1例，疾病控制2例。中位PFS时间为2.0个月（95% CI 0.6~3.4个月），中位OS时间为3.5个月（95% CI 2.2~4.8个月）。主要不良反应为乏力（3例），皮疹、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尿路感染、高尿酸、高血糖、肾功能不全各1例。患者的不良反应主要为1~2级，未发生3~4级不良反应，经对症治疗好转。 结论:多线治疗后进展的晚期胰腺癌患者有可能从信迪利单抗治疗中获益，且不良反应多可耐受。

收集2020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就诊的10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1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男9例，女1例，年龄（57±8）岁，其中暴发性1型糖尿病7例，急性1型糖尿病3例。10例中肺癌5例，食管癌2例，胃癌、肾细胞癌、鼻咽癌各1例。10例患者所使用的药物均为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抑制剂，其中派姆单抗5例，信迪利单抗3例，替雷珠单抗1例，特瑞普利单抗1例。其中8例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起病，1例以糖尿病酮症起病，1例起病时无酮症；9例胰岛相关抗体阴性，另1例阳性。10例均获得成功救治，且依赖胰岛素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可导致1型糖尿病，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多以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起病，需要早期识别，积极胰岛素治疗。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腹膜后肉瘤接受安罗替尼胶囊（12 mg口服、1次/d，服用14 d，停药7 d）和信迪利单抗注射液（200 mg静脉滴注、第1天）方案治疗，21 d为1个周期。患者既往无腹泻病史，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治疗18 d后患者出现腹泻，考虑与安罗替尼胶囊联合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有关，停止使用上述2药，予激素和对症治疗。6 d后患者腹泻好转，肠镜检查提示结肠炎。考虑患者原发疾病，按原剂量口服安罗替尼胶囊单药治疗。2 d后患者再次出现腹泻且较前加重，再次停用安罗替尼胶囊。予激素冲击、抗感染及对症治疗，14 d后患者腹泻好转。

目的:分析对比信迪利单抗与替雷利珠单抗在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新辅助治疗中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于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胸外科行新辅助化疗（紫杉醇+奈达铂）联合免疫治疗的95例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使用免疫药物的不同，将其分为信迪利单抗组（ n=58）及替雷利珠单抗组（ n=37），对比两组新辅助治疗后客观缓解率（ORR）、不良反应发生情况、R0切除率、病理完全缓解（pCR）率等。 结果:新辅助治疗2周期后，信迪利单抗组与替雷利珠单抗组具有类似的ORR[72.4%（42/58）比56.8%（21/37）， χ2=2.48， P=0.115]。两组患者主要不良反应包括消化道反应（恶心、呕吐、腹泻）、血液系统毒性反应、甲状腺功能降低、脱发、肝肾功能损害、肺炎等，其中3级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不足15%，无4级不良反应发生；信迪利单抗组甲状腺功能降低发生率明显高于替雷利珠单抗组[56.9%（33/58）比16.2%（6/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2=15.45， P<0.001）。两组患者手术切除情况（ χ2=1.26， P=0.661）、pCR率[31.0%（18/58）比32.4%（12/37）， χ2=0.02， P=0.88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术后并发症方面，两组患者术后均出现了部分肺部感染及吻合口瘘，但发生率均较低[19.0%（11/58）比24.3%（9/37），3.4%（2/58）比2.7%（1/3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 P=0.532； χ2<0.01， P>0.999）。 结论:对于进展期食管鳞状细胞癌的术前新辅助治疗，在化疗的基础上使用信迪利单抗或替雷利珠单抗均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使用信迪利单抗时需重视监测甲状腺功能。

例1 　男，74岁，因发热14 d、全身红斑伴黏膜糜烂8 d于2020年12月7日就诊。患者14 d前开始发热，体温37 ~ 40 ℃，随后出现全身红斑、黏膜糜烂。患者有食管癌及霍奇金淋巴瘤病史8个月，4个月前开始每3周静脉注射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200 mg和静脉滴注伊立替康100 mg，治疗94 d后出现发热。

患者女，78岁，主因右上腹部隐痛2年余入院。2年前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部隐痛，于外院行腹部B超发现肝血管瘤（2.0 cm×1.4 cm），未治疗。后患者腹痛症状加重。既往丙型病毒性肝炎15年，口服抗病毒药治疗1年。查体：右上腹轻压痛。实验室检查：碱性磷酸酶205.0 U/L，γ-谷氨酰转肽酶152.0 U/L，AFP 24 005.90 ng/ml，PIVKA-Ⅱ 27 610.07 Mau/ml。腹部增强CT：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动脉期明显强化灶，门静脉左支部分分支见充盈缺损，病灶最大截面6.8 cm×6.3 cm×5.7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小结节样子灶。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肝脏S8/4段扫及两枚不规则肿块，相互融合，范围约7.6 cm×6.1 cm×5.8 cm，病灶周围见散在子灶（图1）；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并延伸S3段门静脉分支内（图2）。由于患者为多发肿瘤、瘤体巨大且合并门静脉癌栓形成，经多学科协作团队讨论后行转化治疗。患者先行肝动脉化疗栓塞（transcatheter 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TACE）联合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HAIC）1次；10 d后开始行外放射治疗（肿瘤+门静脉癌栓；200 cGy×20 d）；开始放疗4 d后加用仑伐替尼（8 mg/d口服；期间因乏力伴肌痛停药10 d，症状缓解后继续服药）联合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半个月后复查CT示病灶较前缩小伴强化程度减低，遂继续维持原方案。4个月后复查增强CT示病灶内见不规则低密度无强化坏死区，整体病变周围动脉期未见明确强化；上腹部磁共振增强成像（普美显）示增强扫描病变边缘及其内分隔见少许强化（图3），肝胆期呈低信号，原门静脉左支腔内见充盈缺损本次未见明确显示，mRECIST PR（图4）；AFP 7.49 ng/ml；PIVKA-Ⅱ 16.09 Mau/ml。遂全麻下行开腹肝部分切除+胆囊切除术。病理诊断：肝细胞癌，瘤床均为肿瘤性坏死。出院后长期服用仑伐替尼，剂量同前。术后3个月外院复查CT未见肿瘤复发与转移；AFP 8.04 ng/ml。

目的:总结分析肺鳞状细胞癌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的病理形态特征。方法:纳入31例接受了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可切除肺鳞状细胞癌患者，均来自中国医学科肿瘤医院招募的抗PD-1信迪利单抗（Sintilimab）新辅助免疫治疗Ⅰb期临床试验（ChiCTR-OIC-17013726）。根据irPRC标准判读免疫治疗相关病理组织学形态，并根据残存活肿瘤百分比评价病理缓解程度。结果:根据原发灶残存活肿瘤百分比分为3种病理缓解程度（完全病理缓解、显著病理缓解和非显著病理缓解），该组病例比例分别是19%（6例）、29%（9例）和52%（16例）。新辅助免疫治疗后肿瘤退变区内可见大量的免疫激活现象（大量的免疫细胞浸润，包括淋巴细胞、浆细胞、泡沫样组织细胞浸润，淋巴细胞聚集现象，三级淋巴样结构）、组织修复的形态特征（包括异物巨细胞、肉芽肿形成、增殖性纤维化和新血管生成）。结论:新辅助免疫治疗对肺鳞状细胞癌具有较好的疗效。新辅助免疫治疗后病理评估具有与其机制相一致的独特组织病理形态学特征。

1例38岁女性乳腺癌复发伴肝转移患者接受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免疫治疗前患者肝、肾和甲状腺功能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用药后第3天，患者腰部皮肤出现皮疹伴瘙痒，此后全身皮肤出现弥漫性红斑伴脱屑，双上肢及腰背部出现水疱；双眼视物模糊，分泌物增多，有异物感。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23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342 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907 U/L，碱性磷酸酶（ALP）424 U/L；血肌酐（Scr）95.6 μmol/L，尿酸691.0 μ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20.87 mU/L。诊断：皮疹，甲状腺功能减退，肾损伤，结膜炎，肝损伤。考虑与信迪利单抗有关。给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异甘草酸镁注射液静脉滴注，左甲状腺素钠、海昆肾喜胶囊口服，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滴眼及皮肤护理。16 d后，患者皮疹明显消退、水疱吸收，眼部不适感消失。实验室检查示ALT 111 U/L，AST 122 U/L，γ-GT 1 430 U/L，ALP 321 U/L；Scr 56.0 μmol/L，尿酸243.0 μmol/L；TSH 13.60 mU/L。